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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中的工商所：1949年后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及其逻辑 七、本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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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为六章。在本章概论后，第二章是本书的文献综述，本章介绍了“国家基础权力”的概念，不同于以政权类型的转变（权威体制因素和社会主义体制因素）作为衡量中国政治变迁的标尺，国家基础权力本身对于政权类型的相对独立性，使得对于国家基础权力演变的考察可以从另一侧面勾勒中国政治变迁的图景。对于影响国家基础权力的因素，统治者国家建设的努力和财政供给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且，国家基础权力并非完全是统治者理性选择的产物，其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也对其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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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对1978年以前广州市的基层市场管理机构演变进行考察。这一时期的广州，国家力图将市场管理的触角向基层延伸，推动基层市场管理机构的建设。但是，市场管理所（后来改为工商所）缺乏稳定的财政供给，而依靠市场管理费和罚没收入返还等收入开支。一方面，市场管理的群众路线、政治运动等社会主义体制因素使得这种经费体制没有导致欧洲世袭制行政体系下出现的各种陋弊；另一方面，这种经费体制又阻碍了国家建设的努力，基层市管机构人员正规化建设受到侵蚀，各种市场乱收费现象也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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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回顾了1978年以后工商所的宏观改革图景。80年代初，为了加强市场管理，国家大规模增加工商所人员，由于财政经费的不足，工商所“吃杂粮”的经费体制得以确立。一方面，这使得工商所的演变背离了统治者国家建设的初衷，工商所逐利导向进一步加强，其市场管理职能遭到扭曲；另一方面，这种经费体制衍生出来的各种新问题又成为了统治者改革的阻力，从而规导了90年代中后期国家的工商所改革和经费体制改革的路径，使得统治者不断推动工商所经费体制改革以及工商所制度建设，以克服路径依赖产生的诸多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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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是对广州市A工商所的案例研究。案例研究发现，一方面，统治者的改革的确使得工商所在人员正规化、行政处罚程序和收费、罚没收入管理上都有很大改善；另一方面，收支挂钩的经费体制依然是影响国家市场管理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它使得完成罚没任务成为工商所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从而规导了工商所行为的逻辑，并进而影响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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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是本书的结论。首先，在1949年以后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问题上，从国家建设的视角使我们不局限于描绘社会主义体制因素和权威体制因素的演变，追溯统治者国家建设的努力及其面对的经费问题使得我们可以勾勒出1978年前后国家基础权力延承和发展的另一侧面。由此，我们看到了1949年以后新政权国家建设努力的局限以及90年代以来国家基础权力的发展。其次，在广州市工商所案例中，社会主义体制和权威体制并不是影响国家基础权力演变的全部解释，统治者国家建设的努力、财政经费的限制以及路径依赖是影响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重要因素。最后，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国家基础权力不仅塑造了国家行为的逻辑，而且影响了社会行动者与国家交往中的行动策略，从而规导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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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haoguang Wang，“The Problem of State Weakness，”Journal of Democracy，Vol.14，Iss.1（Jan.，2003），pp.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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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obert I. Rotberg ed.，State Failure and State Weakness in a Time of Terror（Cambridge，Mass.：World Peace Foundation；Washington，D. 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c2003）；Foreign Policy&the Fund for Peace，“The Failed State Index，”http：//www. foreignpolicy. com/story/cmc. php？story-id=3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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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tul Kohli and Vivenne Shue，“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On Political Contention and Accommodation in the Third World，”in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Domination and T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eds. Joel S. Migdal，Atul Kohl and Vivienne Shue（Cambridge[England]；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293-326；Xu Wang，“Mutual Empowerment of State and Society：Its Nature，Conditions，Mechanism，and Limits，”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Jan.，1999），pp. 23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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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No.30，State-Society Synergy for Accountability：Lessons for the World Bank，2004，http：//siteresources. worldbank. org/INTPCENG/214578-1116499844371/20524131/297010PAPER0State1 society 0synergy. pdf.它将国家能力分为四个部分：制度能力（Institutional Capacity），技术能力（Technical Capacity），行政能力（Administrative Capacity），政治能力（Political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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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Yanzhong Huang and Dali L. Yang，“Bureaucratic Capacity and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China，”《“转型中的中国政治与政治学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内部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2年，第85—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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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淮南一工商所“生财有道”，红头文件分配罚款任务》，载《新安晚报》，2009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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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湖南桃源工商局下红头文件强收“保护费”》，载《新京报》，2006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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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河南力图走出妖魔化阴影》，载《瞭望东方周刊》，200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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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沌口工商分局干部宗永明私聘协管员受到处理》，武汉红盾信息网，2004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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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湖南省衡阳市工商局检查室：《当前工商行政管理人员违法违纪行为特点及对策》，载《工商行政管理》，1992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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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协管员邀人砍伤经营户》，www. cqcb.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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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工商协管员杀人被判刑，检察院抗诉法院改重刑》，载《合肥晚报》，2002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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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协管员”邪“管”，卖菜女投湖》，载《长江日报》，2001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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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果蔬霸王”暴力敛财打翻“菜篮子”》，http：//www. tianshannet. com. cn，2006年5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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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工商变卖执法权、争地盘火拼谁之过》，http：//finance. tom. com，2005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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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工商打死考上清华的学生”？高州谣言调查》，载《南方都市报》，2006年7月7日。互联网上流传着这样一个帖子：高州工商局的人因为几块钱的费用踢死了高州二中一个刚参加完高考的男生，这个考生刚以优异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高州多所高校师生游行示威都无补于事，对方想拿80万私了。根据报社调查，该生陈某2006年2月在高州市最大的综合市场城西市场卖菜，头两个月，陈某的摊位费每月250月，陈某觉得高了，向高州市市场物业管理中心城西管理所要求减少摊位费，每月150元。因为5月25日回家摘荔枝，陈某一直到6月14日才重新回到市场卖菜，所以，他跟物业管理方说明，6月份只收取100元摊位费，但后来过了3天，物管人员要求每天加收1元。于是双方连续几天发生争执，6月21日，发生了打斗。物管办公室与工商部门的办公室相邻，当时在工商所办公室办公的工商人员，称没有看到打斗过程。之后，高州市工商局称，此事与工商局毫无关联，并且双方打斗并未致死，陈某也非清华录取生。时过两日，公安逮捕了两名网上造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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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工商行政管理年鉴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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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广州整治无证经营，年底中心城区彻底清除走鬼》载《信息时报》，2005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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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金起农：《〈关于重庆市查处无照经营行为条例〉的立法说明》，载《工商行政管理》，2001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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