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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作出正确决策 [:170443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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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胜劣汰的理性选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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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某些情况下，针对不同选项开展比较性评价会更有价值，单一性比较则无法生效。欧拉萨努和费切尔就曾经提出过一个明确的相关示例：商业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倘若因为天气原因或者机械故障，不得不改变航线，那么他们就必须选择迫降于哪个机场。虽然心理模拟在此过程中能够占据一席之地，但是识别启动决策模型则并不适用于此情境。识别启动决策模型所描述的是人类在不比较各选项的前提下进行决策的情况，可这并非自然情境下的唯一决策方式。尽管存在时间压力，但人类在某些情况下仍然需要去比较不同的选项。譬如，你来到一座新城市，中介向你展示了若干间待售的房屋，这时候你就必须要比较每间住房的优缺点，择优而选。另有一些决策研究者还曾探讨过人们比较不同选项优劣的方式。以下就是成功运用理性选择策略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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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十五 丹佛的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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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佛警察局局长提议更换所有警官的手枪子弹类型，具体来说就是将旧有子弹调整为制止犯罪有效性更高的“中空弹”。若干市民团体对此政策感到不满，他们认为，中空弹会大幅提升嫌疑犯的受伤严重程度，这是不能接受之事。他们表达了自己的抗议之情。在陷入僵局的关键时刻，市政府转而去求助肯·哈蒙德——科罗拉多大学一位顶尖的决策与判断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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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蒙德与自己的研究团队接受了这个挑战，并决定使用正规的分析方法来解决争端。首先，他们分析了市长和市议会议员在选择警察手枪弹药时所重点考虑的社会价值，包括：制止犯罪的有效性、致伤严重程度以及对临近旁观者的威胁程度。接着，他们召集了一个委员会，成员包括一位武器专家、一位弹道专家以及三位创伤弹道专家。随后，委员会前往华盛顿特区的国家标准局，针对弹药制止犯罪的有效性、致伤严重程度以及对临近旁观者的威胁程度，开展科学测试。评判仅仅关注弹药的技术特征，探查其攻击“弹道明胶”（用于模拟人体组织）的效果如何。专家们对于各方政治代表们的主张并不知情。最后，哈蒙德及其团队成员，还将社会价值判断与数学模型的结果结合起来，该模型会同时考虑到“针对弹药制止犯罪的有效性、致伤严重程度以及对临近旁观者的威胁程度的科学测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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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结果更加青睐于第三类子弹。与丹佛警察局当时所使用的子弹相比，第三类子弹制止犯罪的有效性更高，而且不会提升致伤严重程度。与丹佛警察局长推荐的中空弹相比，第三类子弹在制止犯罪的有效性方面提升程度差不多，而且不会加深致伤严重程度。此外，模型分析的结果还显示，与前两种子弹相比，第三类子弹对于临近旁观者的威胁程度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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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丹佛市议会、丹佛警察局和民间团体，一致接受了通过模型分析而得出的子弹类型。虽然该子弹同样属于中空弹的范畴，但是它的其他机械属性，包括其重量皆低于丹佛警察局长所推荐的中空弹，在针对弹药制止犯罪的有效性、致伤严重程度以及对临近旁观者的威胁程度的科学测试这三个方面更加容易被整个市民社区所接受。争议就此获得完美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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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择模型中，包括一类所谓的“补偿式策略”，也就是说某一维度上的劣势可以通过其他维度上的优势进行弥补。研究者们还提出过一系列更加易于使用的非补偿式策略。这些策略中，某一维度上的劣势无法通过其他维度上的优势进行弥补。决策者要做的就是选择那个在最重要维度上得分最高的选项，同时忽略其他维度。另外一种更加简单的策略叫作“逐层筛选策略”，首先在最重要的维度上比较全部选项，不符合标准的选项被剔除，其他选项则需要在次重要的维度上进行衡量，不符合标准的选项再次被剔除，以此类推，直到仅剩一个选项为止。最后，还有一种策略即所谓的“对决程序”，先将某一选项和另一选项进行比较，胜出者同第三个选项进行比较，之后，胜出者再同第四个选项进行比较，以此类推。使用这种方法时，每一次都要同时考虑两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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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十五中，我们介绍了一个成功运用形式分析方法的例子。有时，人类会使用比较性策略；有时则会使用单一评价式策略，这一点在本书介绍识别启动决策模型时已有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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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作出正确决策 [:170443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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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最适合的决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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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三中，我们预测了人们何时会使用何种决策策略，其依据是我们在先前大量研究中所观察到的结果。表格三列举出了评价行动方案的两种方法的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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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列情境下，人们会更加倾向于使用单一评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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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间极其有限时。每次只能评价一个选项，直到找出满意方案为止，原因在于列举出所有选项并在各评价维度上进行分析所花费的时间过多。 当个体在该领域经验比较丰富时。借助经验，人们可以更加有信心地去评估眼前情境，尽快地识别出最合理的行动方案。 当事物条件更加多变时。一旦情境更改，之前费心费力所做的分析即将完全无用了。 当目标极其不明确时。由于目标模糊，很难设定出适用于所有行动选项的评价标准。 与之相比，在下列情境中，人们更乐于运用比较性评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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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决策者需要为自己的选择指明理由时。高层通常要求决策者提供证据，以证明决策者也曾经考虑过其他选项。 当决策过程必须考虑到“解决冲突”这一因素时。在“丹佛的子弹”示例中，各利益相关方的视角各有不同，必须使用普遍适用的分析方法，才能同时衡量所有重要的因素。 当决策者力求寻找最佳选项时。这便是“比较”的全部意义所在。运用心理模拟，通过单一评价策略，所找出的第一个可行方案并不一定是最优选项。 当情境的计算复杂度更高时，即当决策并不是任何人皆可胜任时。如分析投资回报率以选择最佳战略，这种决策必须基于深厚的专业基础与实践历练。 可是，即使决策者的确已比较不同选项并且从中择优而取，他们所使用的也可能并非理性选择策略──譬如，在共同的标准上衡量各选项。决策的过程，更有可能是针对每一行动方案开展心理模拟，并且比较自己在想象各选项时所产生的情绪反应──不适、忧虑抑或热情四射。德·格鲁特以国际象棋大师为对象的研究就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国际象棋大师所走的每一步棋，都力求完美，但是他们并不会在共同的标准上去衡量各个选项（如控制中路、防守为先）。相反，他们会逐层深入，想象每走一步棋的后续发展，从而针对可能出现的结果，作出决断并且产生情绪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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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三显示，人类在面对不熟悉的情景时，更乐于使用比较性策略。原因在于经验的匮乏导致我们无法构想出合理的选项，或者至少令我们对于自身所构想出的选项信心不足。如果时间充裕，情境稳定，而且目标明确，那么我们预期使用比较选项策略的概率将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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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作出正确决策 [:170443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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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经验作出高效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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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三中所列举的边际条件，其依据是我们在诸多领域所开展的一系列决策研究。这些研究项目的目标是验证识别启动决策模型是否适用于除消防指挥官之外的其他领域。同时，我们还特别关注识别启动决策模型失效的案例，以探明该模型的适用边界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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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针对消防指挥官的首次研究之后，我们梳理了其中所有的决策点，分别统计出决策者在采取识别决策策略过程中，使用单一性评价及比较性评价的次数。结果显示，在总共156个决策点中，单一性评价占到了百分之八十。这一数据输入到了表格四的第一行中，以便和其他自然情境下的决策情况──这些同样是我们所开展的研究进行对比（表格四中，绝大多数的研究都由陆军研究生学院所资助）。接下来，罗伯塔·卡尔德伍德、马文·索德森、柏丝·克兰德尔与笔者还比较了“经验丰富的消防指挥官”和“新入职的消防指挥官”的决策数据，我们预期消防指挥官新手进行识别决策的概率更低。我们筛选出了非常规条件下最困难的决策点，以免研究结果偏向于识别启动决策模型。由于对决策点的选择更加严苛，识别启动决策模型策略出现的概率降低到了六十个百分点以下，而且“新手”的数值要低于“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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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们选择了更多的决策新手。我们测量了肯塔基州诺克斯堡基地首次任职的坦克排指挥官。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甚至从未驾驶过坦克。结果发现，识别决策的比例降到了五十个百分点以下（就是在这个研究中，克里斯·布莱泽维克惨遭催泪弹“袭击”）。这项研究的条件比较艰苦。有时候，我们需要跟坦克排指挥官共同出动，坐在M-1坦克的驾驶舱中。如此一来，我们才能在训练结束那一刻、在坦克排长官听到首长总结之前就采访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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