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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故事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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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婴儿心脏几乎停摆”的故事之所以有其价值，存在几个原因。首先，因为它比较戏剧化。一个婴儿濒临死亡，最后一分钟的救援，才挽回其生命。其次，它令听者产生共情。我们可以想象到自己很有可能就是那名忽略了问题严重性的主护护士，因此，如果故事指明了教训，我们非常乐于吸取。最后，它具有教益性。即使无法弄清楚每一处细节，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故事中所蕴含的智慧。因此，我们愿意将这些故事放在自己的头脑中，作为一个“类比”，以便在将来遇到相似情况时加以运用。“戏剧性”、“共情”、“智慧”是关键所在。我们能够记住故事，是因为它具有戏剧性。我们之所以运用故事，是因为我们可以认同其中的一个或多个人物。我们乐于反复讲述故事，是因为它们之中蕴含着智慧──每次讲述，都令人更加牢记其教训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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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故事通常都包含有若干令人意想不到的成分，那就是戏剧性的部分。人们有时候会讲流水账故事，我们虽然表面上礼貌地倾听，心里却在琢磨其意义何在。我的侄子亚历山大所讲述的就是流水账。随着他年龄渐长，讲述的故事也愈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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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故事是不同因果关系──哪些因素导致了哪些效果──的集合。故事情节越复杂、越微妙，可以借鉴的经验也越丰富。故事必须将不同的元素清晰地结合起来，并且以易于记忆的方式展示其相互关系。科研工作者为了寻找出因果关系，会进行实验。可是，为了控制混淆条件，我们必须限制背景情境。我们会招募20名实验参与者，以确定结果的可靠性。正因如此，我们无法确定实验室中所获得的成果是否适用于实验室之外的情境。与之相比，故事当中的事件，则发生在自然的情境之下。它会指出，只有在特定的情境下，某些原因同时发挥作用，才会产生某些结果。以这种方式来看，故事也是一种实验报告，将原因与效果联系了起来。它可以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将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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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甚至只要对故事的细节稍加询问，也可以对其情境做出更加谨慎的审视，在效应出现之后理解其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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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实验中，为了确定因果关系，我们会通过调节某一变量的程度，来观察其对结果的影响。譬如，本书第十章中所描述的国际象棋的相关研究中，我们希望了解时间压力对于象棋比赛中昏着出现概率的影响，因此，我们调节了时间压力的程度，再测量昏着比率的高低。结果发现，时间压力对于昏着比率的影响极小。事实上，我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同时考察两个变量：时间压力与棋艺水平。通过同时改变这两个变量的水平，我们发现，单独看起来，影响都很小，但是，结合在一起之后则影响显著。时间压力对于B级棋手的昏着比率影响巨大，对大师级棋手则无显著影响。心理学家称其为“交互作用”，也就是说，时间压力这一变量对于最终结果的影响大小程度，取决于另外一个变量──棋艺水平的高低。极少数情况下，实验中会同时调节三到四个变量的层级水平，但是，倘若出现三级交互作用，那么即使是设计实验的研究者，也很难说明该交互作用的意义何在。因此，我们的研究每次只探讨少数变量。由此，我们无法从宏观上确定不同变量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与此相比，在故事中，结果由大量的重要变量或者起因因素所决定，每一个变量或者因素都需要进行详细的描述，了解其发挥作用的轨迹。可见，故事当中，本身就包含了大量重要的原因，同时，听者亦可思考是否存在其他可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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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视故事如珍宝，可能的原因是，它们非常类似于研究项目的报告，但是更加易于理解、记忆和应用。故事之所以不够科学，其局限性就在于没有控制好混淆条件。听故事的时候，我们无从判断是否所有的相关原因都已得到描述，亦不知晓如果情境有所改变，不同的原因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交互作用。在“心包积气”的故事中，如果婴儿脸上的蓝色稍稍变浅，那么主护护士应该如何做出反应呢？如果心率变化幅度更大，那么第二名护士是否应该越俎代庖呢？我们并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我们只知道，在那种特定的情境之下，发生了那些事情。为了“丰富度”──全套的交互情境，我们牺牲了“精确度”──追踪每一因素效果的能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权衡都是物有所值的。我们都知道，只要达到某一程度，如果说婴儿肤色的改变过于微弱，或者被其他条件所掩蔽，那么主护护士就可能注意不到这些症状。而如果心率变化过于起伏，则第二名护士则必然能够注意得到。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哪些是变量，只是不能确定护士做出反应的阈限值（threshold）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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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验一样，故事也有其终结所在。如果我向大家介绍了自己所开展的一项研究，之后却坦承由于时间紧迫，我并没有分析数据，那么你一定会追问：既然如此，一开始为何还要做那个实验。只有得出结果，我们方可借此追踪每一个变量的效果。在故事中，所谓的“结局”也就显示了中心议题是如何得到解决的。很可惜，大多数情况下，个体都会设计出复杂的计划，但是就此撒手，从来不去了解计划是否得到了落实，也不知道其结果如何。由此，计划者无从获取反馈，也不知道应该如何改进自身的行动方案。我们请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却说不出只言片语。因为他们并没有形成对计划及其结果的“格式塔”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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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戏剧性”、“共情”和“智慧”之外，优秀的故事还必须包括另外一些更加基本但必不可少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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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各元素皆令人信服。我们必须要能够接受每一个步骤与行动，或者，如果各元素并不切实际，那么也一定要得到解释。异常现象必须要能够解释清楚。 一致性。各元素之间互相融洽。 经济性。故事所包含的细节详尽。 独特性。人类并不喜欢那些模棱两可、解释方式过多的故事。 这些标准与本书第五章中对于“心理模拟”的描述相一致。“故事”与“心理模拟”之间绝对存在着重合之处。两者都属于因果链条。两者皆须具备可行性、一致性、经济性和独特性。主要的区别是，心理模拟是我们在自己头脑中讲述的故事，其复杂程度较低。因此，“主题”与“转变”的个数不能太多。此外，心理模拟是虚拟的，而故事则一般都是实际发生过的事件，因此更易于添加细节和解释。心理模拟依赖工作记忆来运行，因此必须呈现流线型。还有一点区别，故事重点关注的是人物及其意图，而心理模拟则既可想象人物亦可想象无生命物体的事件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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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故事理解眼前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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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最普遍的一种应用就是“理解事物”。一天的训练之后，部队飞行员齐聚一堂，讨论工作。或许，当天雷达系统失效，某名飞行员经过数次尝试之后，终于构思出一种新颖的工作方法，绕过了常规程序。因此，他要讲述这个故事，因为这种类型的故事只有多说几次，其含义才会逐渐明了，而其他飞行员之所以愿意用心聆听，则是因为类似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他们希望间接地收获那种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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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中聊天的妈妈们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一位妈妈或许会说，最近几周，自己的女儿每次上床睡觉之前总是拖沓，最后，妈妈不得已尝试了一些新方法，以读故事书为例，首先读一些精彩刺激的故事，之后再读些孩子更熟悉也更具安神效果的图书。其他妈妈们则用心倾听，一边思考有没有其他妙策，一边或许也在反思为什么孩子虽然很困，可是上床之前还是要大发一通脾气。在飞行员和妈妈们讲述故事的过程中，经验逐渐固化为专业知识。而诀窍亦渐次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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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宁顿与海斯提共同探讨了个体在庭审阶段对于法律证据的认知方式。他们发现，决策者会努力将各种线索整合为一个故事。陪审员的任务就是要在头脑中分析全部的证据，可要做到这一点着实不易。因此，如果将证据组织成一个故事，记忆并且理解证据也就变得更加轻松了。陪审员会在脑海中构建出一个故事，再将其与公诉人和辩护律师列举出的证据相互印证。潘宁顿与海斯提发现，实验中扮演陪审员的参与者会接受与自己脑海中所构建的故事更加匹配的陈述。陪审员实际上是在使用自己的故事去评价律师所讲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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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们可以用一个“不匹配”的故事──辩护律师所讲述的故事并没有获得陪审员的认同──来进一步说明上述观点。 1991年，重量级世界拳王迈克·泰森被起诉在宾馆中强暴了一名年轻女性。泰森的律师了解到，该名年轻女性在准备与泰森约会的过程中，心情十分激动，她随口跟室友说，自己或许能够利用泰森发上一笔横财。泰森当时刚刚离婚，并且向前妻支付了一笔高达数百万美元的安置费。辩护律师认为，己方已经构建出了一个非常合理的故事──年轻的女性利用美色勾引并且利用迈克·泰森，当她发现两人的关系无法撑过当晚时，就转而起诉泰森强奸，敲诈一笔金钱。辩护律师的这个故事也存在其支持证据，因为强暴发生之后，该女性并没有马上到警局报警，反而推迟了好几天。这就表明，她之所以状告泰森强奸，只不过是因为自己先前的图谋（或许是先跟泰森结婚，再离婚，借此成为富婆）无法得逞而已。与其他故事一样，这个故事同样有着需要完善和修补的弱点。譬如，年轻女性在与泰森媾和的过程中，身体受到了伤害。不过，辩护律师觉得这一点也可以解释：该女子身材娇小，而泰森是一名重量级拳击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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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并不成功，因为女性身体上所受到的伤害与强暴受害者的典型表现相同。此外，该女性之所以在被强暴之后数天才去报警，并不是因为愤怒、复仇和阴谋，而是出于震惊和抑郁，这是强暴受害者的典型行为模式。在陪审员面前，她的证词显示，自己是一名家教优良、心地纯洁、值得信赖、不攻心计之人，与辩护律师的故事情节不符。当时，该女子并没有因为自己身体的受损而寻求金钱弥补。陪审员必须思考，如果这位长相漂亮的年轻女性渴求财富和生命，为什么她还要让自己经历强奸审判的痛苦历程呢，莫非仅仅是为了惩罚泰森？强奸审判无法给她带来金钱，她自己也并没有揭露真实身份。难道是愤怒吗？她拥有大把的时间冷静下来，而且她看上去也并没有怒气冲冲。辩护律师的故事无法解释的事实和内容太多。因此，陪审员拒绝了这个故事，故此认定泰森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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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进行的过程中，笔者询问一位律师，执法人员是否接受过“构建故事”的相关训练。他说，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培训。法学院十分重视法律论据、判例、证据规则等，对于人类会如何接受或者拒绝某个故事则不予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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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泰森的律师本可以讲述一个更加合情合理的故事。他无须说服陪审员该受害者不是一名无辜的人，而是处心积虑的恶人。我认为，或许辩护律师应该接受的一个事实是，该受害者非常值得同情。他们可以接受该女子的纯真无邪和值得信赖的态度。他们可以声称，当晚的事件超过了被害者本来的预期。她因为受到操纵（而非胁迫），与泰森发生了性关系，随后身体亦遭到了伤害。之后，她既感到迷惑不解，又觉得心情低落──这是每一个人都予以证实的──而且，心中满怀罪恶感。当晚发生的事情，与她的理想信念完全不符，她在脑中重新构建了当天的事件，进而相信自己真的被强暴了，而且，在她心中，自己当时反抗的激烈程度已经超过了事实。因此，她声称自己被强奸，虽然很真诚，却属于一场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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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虽然也可能无法发挥作用，但是，相对于泰森的辩护律师所提出的故事，看起来似乎更加合理──与证据更加一致，更加可行，也更加清晰。它或许能够构建出一定的模糊空间，让本来毫不疑惑地认定罪名成立的陪审员，稍微改变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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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来阅读一个运用“故事”解释眼前事件的例子。这个示例的主题是刺杀约翰·F. 肯尼迪总统。该示例的目的是说明如何使用“故事”来解释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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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二十六 神奇的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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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肯尼迪总统被刺杀事件”，华伦委员会所发表的官方报告中，声称一颗子弹同时击中了美国总统肯尼迪与得克萨斯州州长约翰·康纳利。据报告所述，这颗子弹射中了肯尼迪的后背，从他的脖子穿出，随即进入到康纳利的身体内，击碎了他的肋骨，从胸膛穿出，又进入到康纳利的右手腕，击碎了他的桡骨，又第三次进入了康纳利的身体中，深埋到他的大腿内。在康纳利被送到帕克兰纪念医院的途中，子弹滑落了出来，在担架旁被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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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子弹居然完成了一段这么曲折的旅程。某些阴谋理论家，包括拍摄了电影《刺杀肯尼迪总统》的奥利佛·斯通，皆认为刺杀谋划者另派人将子弹放置在康纳利身旁，以掩饰其他子弹的踪迹。他们声称，在康纳利身边所发现的子弹不过是掩人耳目之物，就是为了说明那许多伤口都是由同一颗子弹造成的，如此，才与行凶者仅有一名枪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事实相符合。根据这种阴谋理论，如果说民众发现刺杀现场存有多发来自多个不同方向的子弹，那么大家就会意识到刺客不止一人。因此，策划阴谋者需要掩盖子弹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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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柯恩重新审视了支持前述“神奇的子弹”理论的解剖结果与弹道测试结果。柯恩的分析之所以引起了笔者的兴趣，在于他对待阴谋理论的态度非常严肃。他请读者去设想，若的确存有阴谋──当时不止一名刺客同时开枪射击，而且，后续的掩盖计划是在康纳利的担架旁边人为放置一颗子弹。那么，阴谋者最开始是如何知道他们要额外放置一颗子弹的呢？如果他们的目的是尽可能地减少子弹数量，那么为何还要再放一颗子弹呢？这样做显然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无法安抚人心。如果康纳利受了伤（否则他为什么要上担架），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子弹仍然在他的体内，而这会被急救医生所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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