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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讲欧洲经济史（插图版） 资本主义制度调整仍在进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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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进行制度调整已无法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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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欧国家而言，在资本主义制度调整方面迈出关键的一步，即由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转向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一开始是不得已的。这就是说，在20世纪30年代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的逼迫下，失业问题如此严重，经济几乎临近崩溃的边缘，如何拯救资本主义制度呢？只有寄希望于宏观经济调控。政府不干预经济的教条被认为过时了，政府调节经济、调节市场的做法被认为是合乎时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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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最初30年，即从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是西欧国家一步步完成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为混合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战后西欧经济的迅速复苏和重新崛起，以及福利国家模式的逐渐推广，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频繁使用，全都是混合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发挥作用的证据。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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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中低收入阶层不愿倒退回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他们的父辈和他们自身，多多少少仍对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犹有印象，并且心有余悸。现在，经济稳定了，战后重建使城市和农民有了新的精神面貌，社会保障范围的扩大和社会保障项目的增加使他们的生活改善了，家家有了较好的住房，小汽车也普及了。中低收入阶层凭什么要留恋那种自由放任、政府不干预经济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呢？特别是，在西欧国家的政党竞选制度日趋完善和公众可以按照自己的判断来选择政府领导人的情况下，在野党也好，执政党也好，都必须转变对公众的态度，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尊重他们的权利。因此，从这个意义来看，转向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公众的地位比过去改善了，所以公众对大选结果的认可程度也比过去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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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以后，尤其是在20世纪80-90年代，西欧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接二连三地又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比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欧国家一直采用凯恩斯理论中的需求管理政策，以应付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失业率过大或通货膨胀率过高等现象，但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从美国开始出现的“滞胀”也蔓延到西欧主要国家。如何应对“滞胀”？需求管理政策不管用了，因为压缩总需求只能抑制通货膨胀而无法降低失业率，而刺激总需求只能降低失业率而无法抑制通货膨胀。这样就使得美国政府和西欧国家的政府陷于两难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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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各国经济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多年探讨，大体上得出一个观点，那就是要靠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才能应付“滞胀”，但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都涉及混合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问题。所以，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绝不能到此止步，而必须继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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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国内区域经济的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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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角度看，在西欧国家由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转向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之初，公众所关心的主要是西欧国家能否较快地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创伤中复苏过来，恢复经济的活力，以及能否推广福利国家的模式和大选后产生的政府能否一改从前的那种政府不干预经济的做法等等。但这个阶段过去之后，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转到了地区经济能否协调发展，国内较不发达的地区能否在财政的帮助下提高经济增长率，提高经济较不发达地区的就业率和教育普及率，使这些较不发达地区的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有比较迅速的提升等问题。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超过30年，再不着手解决这类问题，社会上对政府的意见不可避免地会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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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问题迟迟不能解决，地方分离主义在一些主要西欧国家的活动比过去频繁得多。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英国境内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离心趋势。这些地区在中世纪并不归属于英国，当地居民总是把英格兰看成是征服者。他们认为，正是来自英格兰的征服者使得这些地区的居民丧失了独立性，变得越来越贫穷，同英格兰经济和居民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法国南部山区和科西嘉岛、意大利南部地区、西西里岛和撒丁岛，还有西班牙境内的少数民族加泰罗尼亚人、加里亚人和巴斯克人居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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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得西欧国家国内较不发达地区的经济迅速增长和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英国的苏格兰地区来说，首先是文化上的差异。苏格兰人自认为从古代起就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居民，是凯尔特人的后裔，而不像英格兰居民那样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朱特人的后裔。罗马人跨海进入不列颠时，势力仅限于英格兰而没有进入苏格兰。在11世纪以后的漫长岁月里，英格兰王国的统治也限于英格兰境内。苏格兰一直是独立的，直到后来被强制并入英国为止。因此，苏格兰人始终把英格兰人看成是“暴发户”，自己是受压迫、受排挤的。工业化以后，苏格兰经济严重落后，主要工业企业都建立在英格兰境内，苏格兰的人均GDP比英格兰低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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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上的隔阂加剧了苏格兰的离心倾向。苏格兰人保存了自己的民族服饰，以显示自己同英格兰人的区别。他们自称是牧羊人的后代，而瞧不起英格兰人，说他们是海盗的后代。看来，仅仅增加政府投资，帮助苏格兰振兴经济，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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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意大利北部和南部之间差距缩小的问题。意大利北部和南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由来已久。早在中世纪晚期，北部各个城市无论在手工业方面还是在商业方面都走在前列，而南部，包括西西里岛，都以农业为主，手工业和商业落后。19世纪后期意大利统一了，工业化随即开始，北部变化大，南部则封建势力依然牢固，农民缺地少地，只能靠租佃地主的土地为生，贫困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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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意大利为了振兴经济，各个政党都把“北厂南迁”作为口号，争取选民支持。然而，数十年过去了，意大利北部和南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仍未解决，区域收入差距依然很大，“北厂南迁”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问题何在？要知道，在国内要开发某一比较落后的地区，必须在当地进行制度方面的改革，以形成有利于当地市场经济发展的环境。对国内某一比较落后地区的开发，绝对不是仅仅把工厂迁移到那里去就能改变当地的社会经济面貌的。意大利南部地区的传统势力强大，家族关系根深蒂固，市场经济基础薄弱。即使从北部迁去一些工厂，使当地增加若干税收，使当地劳动力获得若干就业岗位，也动摇不了传统势力在当地盘踞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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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南部的开发之所以艰难，之所以阻力重重，说明了一个道理，即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一阶段（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在意大利南部尚未扎下根来，反封建的任务尚未完成，土地制度仍同几百年前一样，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往往只有形式而未能发挥作用。此外，意大利南部还有一种特殊情况，这就是黑社会的势力大，影响大，以致走私、贩毒、械斗、拐卖人口、敲诈勒索等活动十分猖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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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格兰的地方分离主义和意大利北部与南部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可以了解到，在西欧国家，尽管混合市场经济体制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么长时期的考验，大体上已经基本确立，但资本主义制度调整不会就此停顿下来，而会继续下去。区域发展协调无疑是今后一段时间有待继续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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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居民有关提高生活质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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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西欧一些主要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内相继推行了福利国家模式，但城乡居民有关提高生活质量的要求是无止境的，他们从20世纪80年代起，更加关切生活质量的提高，并认为这是民选政府应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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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质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的生活质量，二是社会的生活质量。自然的生活质量包括洁净的空气、水源、舒适宜人的居住环境、优美的自然景观等。为了改善人们的自然生活质量，对于未受到工业化破坏的自然环境，应加强保护，避免遭受破坏；对于已经被工业化破坏的自然环境，需要抓紧治理、恢复，使它适合人们生活和居住。社会的生活质量包括良好的社会秩序、健康的社会风气、人们之间关系的融洽祥和等。在长时期的工业化过程中，由于不注意人们的社会生活质量，以致城市治安状况恶化，犯罪事件增多，社会风气败坏，人们之间关系紧张，冲突、纠纷不断发生，特别是某些大城市由于“城市病”未能得到有效治理，交通阻塞，拥挤不堪，刑事案件屡屡发生，更令城市居民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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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无论是自然生活质量的提高还是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对西欧国家的政府来说，都不是增加财政支出就能够实现的难题。可以说，仅靠财政支出的增加而没有公众参与监督，参与治理，无法完成这样庞大的任务。但即使增加财政支出来改善城乡居民的自然生活质量和社会生活质量，钱又来自何处？西欧国家的政府已经在财政预算问题上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一个政党，无论是不是执政党，全都因财政赤字的扩大和国家债务的上升而感到不安。财政问题始终困扰着西欧国家的各个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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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西欧国家一直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即只要一个国家继续存在，即使政府换届，甚至换届多次，国债也不会被政府否认，债权人也不用担心政府会失去信用，不还欠债。于是，发新债还旧债的做法，可以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尽管不同意凯恩斯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都对赤字财政政策提出质疑，但某些西欧国家的政府却依旧采用连年发国债的方法来应付财政上的巨大开支。终于在进入21世纪以后，特别是在有些西欧国家发生主权债务危机以后，国债可以年复一年地持续发下去的打算落空了。这主要是因为：由于连年财政赤字，国债越积越多，政府的信用丧失了。政府信用的丧失，导致公众产生如下看法：旧债未还，不买新债。最终逼得政府无法靠发行新债来维持政府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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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给了某些财政赤字过大的西欧国家政府一个教训：古老的经济学原则，即财政收支大体上应当平衡，并不是老古董、老掉牙的说教。某些西欧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不能不引起这些国家的政府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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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社会对制度调整的适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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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西欧不少国家使用了统一的货币——欧元，尽管西欧不少国家在人均GDP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但必须注意到，由于自然禀赋的不同、地理位置的不同以及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相应地，西欧各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也不同。有些西欧国家仍处于工业化阶段，有些国家则处于由工业化阶段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还有些国家已开始步入后工业社会了。这样，混合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西欧各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内容和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不可能是一致的。但不管是处于哪一个发展阶段的西欧国家，在继续进行资本主义制度调整方面都有许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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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经济结构的调整都会继续。根据三次产业划分以及各自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来考察，通常认为后工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第三产业的产值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70%以上，第二产业的产值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0%~25%，第一产业的产值大约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这被认为是后工业社会最简明的特征，也就是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如贸易、金融、运输、保健、娱乐、研究和管理。西欧国家的经济结构，无论这些国家目前处于哪一个发展阶段，都会朝这个方向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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