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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理性的胡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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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我们从未停止指出过的那样，现实中的每个人都是一名优秀的经济学家，根据其发现何者更为有利来进行生产或者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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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巴斯夏：《经济学谬论》[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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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偏好是调和理性选择理论与选民胡闹的现实的一个重要概念。何以见得？假定人类既看重其物质财富，也重视其世界观。用经济学术语来说，他们的效用函数中包含两个变量：个人财富和对其政治意识形态的忠诚。如果人们要在这两种价值观之间理性地进行权衡取舍的话，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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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理性选择分析中，价格即是信号。如果你既喜欢肉也喜欢土豆，你需要了解用多少肉才能多换取一个土豆。但是，在消费过程中仅看价格标签是错误的。不健康的饮食结构有可能付出缩短寿命的代价，但价格标签却丝毫不能反映这一点。经济学家把一项经济活动的全部成本——显性和隐性成本——称作“完全价格”（full price）。尽管没有打印出来的价格标签那么醒目，但完全价格却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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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观念越不正确，你的行为就与现实情况越脱节。[56]信奉某一意识形态的完全价格是什么？就是你为了你的信仰而放弃的物质财富 。假设鲁宾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的意识形态告诉他，类似“星期五”的土著居民不会种地。这一理念迎合了他认为只有欧洲人才懂农耕的自豪感。如果克鲁索的这一理念事实上正确的话，那么他专事耕种，而让“星期五”去干其他工作，这种分工就是明智的。但是如果克鲁索的理念只是一种盲目的偏见，那么不让“星期五”参与农活，就会减少总产出，从而使两个人都更趋贫困。因此，克鲁索潜在的生活水平与其实际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就是他所采纳的意识形态立场的完全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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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只有两个人的岛上，坚持错误意识形态所付出的物质代价将是巨大的。但是，在民主的情况下，一张选票——无论多么荒谬——其改变政策的概率将随着选民人数的增加而急剧降低。要改变结果，一张选票必须打破一个僵局。但是选票越多，能被打破的僵局就越少。设想1 000个克鲁索投票决定是否允许1 000个“星期五”去工作。克鲁索们倾向于认为“星期五”们并不适合农耕，但事实并非如此。对于一个克鲁索来说，其固执己见导致可预期的物质财富损失是什么？他的损失不是人均财富的减少，而是后者乘以他改变投票结果的概率。如果将“星期五”排除在农活之外的人均成本是1 000美元，那么他成为打破僵局者的概率只有千分之一。也就是说，一个克鲁索坚持将“星期五”排除在外的错误观念，他要为之付出的代价只有1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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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说明了本书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在现实世界的政治体制中，信奉某一意识形态的价格接近于零。[57]我们由此可以推断，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沉迷”于其错误的政治偏见，去相信任何能使他们感觉最佳的理念。这是因为，这是免费的。主张闭关自守的贸易保护主义的狂热分子事实上不承担任何风险，因为无论他投谁的票，政策都不会改变。如果国门保持开放，保护主义者会得意洋洋地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了！”如果国门关闭，他同样会志得意满地说：“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不采取保护政策，情况会有多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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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奉某一意识形态所造成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可以十分巨大。回顾一下，一个克鲁索为其错误所付出的预期的物质成本只有1美元。但是，如果绝大多数克鲁索认为这个价格很有吸引力的话，那么所有的克鲁索每人将为此失去1 000美元。也就是说，为了消除其意识形态上的顾虑，这些顾虑充其量只值501美元，而投票把“星期五”排除在农耕之外，所造成的社会财富损失是1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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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此类具有警醒意义的观察结果，一种反复强调的反驳意见认为，正因为具有迷惑性的政治观念是危险的，因此选民们具有强烈的理智倾向。这一观点就如同说，由于汽车尾气不利于呼吸，人们就有少开车的强烈倾向。没有人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或者少开车，或者得肺癌”，或者“重新考虑你的经济学观念，否则就会限于贫困”。无论是开车还是民主体制，由于负外部性与个体行为不关联，从而累积演变为大规模的集体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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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政治非理性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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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这样一种理论，即一般人知道他们要什么，且将（由于不知道其错误后果而）罪有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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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L. 门肯[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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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的现实批判者——以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把选民比喻为“根据钱袋子而投票”（vote their pocketbooks）的消费者。而在现实中，这并非典型。经验证明，投票和物质利益之间并没有多大联系。和共和党是富人的，民主党是穷人的这一成见相反，收入和党派特性之间只有非常松散的关系。老年人并不比其他社会群体更支持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男人比女人更支持生育选择权。[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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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自利动机并不能解释一个人的政治立场，那么什么能解释呢？选民通常支持他们认为有利于国家公共利益的政策。然而，这并不能为民主的乐观主义提供解释。这里的关键词是“认为 ”（perceive）。选民们几乎不会多花点时间再去扪心自问一下：“我所支持的旨在促进公共利益的政策是有效的吗？”政治就如同宗教一样，忠诚是信念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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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民主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标准的理性选择理论正确地强调，政客们通过迎合选民的偏好来赢得他们的支持。但是，把选民看做是明智的政策消费者是一回事，而如同我所认为的那样，把选民看做宗教爱好者，则是另外一回事。在后一种情形下，政客们有强烈的动机去迎合大众的取向，而不去考虑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曾经尖锐地把国会形容为“一个顺服的国会，蔑视逻辑，但严重追随公众舆论调查”[60]。如果一个政客不能执行人民的意愿，那么他的竞争对手就会这么做。勒庞曾经以一种绝对的语气发表过类似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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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从来不渴求真理。他们对不合口味的事实置若罔闻，而对谬误奉若神明，如果后者能使之入迷的话。谁能满足他们的幻想，谁就是他们的主宰；反之，谁若试图摧毁他们的幻觉，谁就将成为他们的牺牲品。[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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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思维方式层面上，而不是实际影响方面，选民类似于宗教信徒。即便在政教分离的今天，现代宗教仍然对非信徒产生温和的影响。无论宗教是否赞同，科学进步都在继续着。与之相反，政治和经济偏见对生活在受其影响的政策之下的每个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便是对那些能够正视这些偏见的人也不例外。如果绝大多数选民认为贸易保护不错，那么保护主义政策就得以占上风；如果绝大多数人相信自由劳动力市场是没有效率的，那么劳动力市场就会受到严重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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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对政客的批评是“卸责”（shirking），即认为他们不去做选民希望的事。[62]我认为“卸责”应该让位于“蛊惑民心”（demagoguery）。《韦氏词典》把“蛊惑民心者”（demagogue）定义为“为了获得权力而利用公众流行的偏见和错误主张，且做出许诺的领导人”。[63]坦率说，蛊惑民心者的统治并没有过错。这是民主的本来面目。如果选民怀抱偏见，并且容易轻信，那么蛊惑人心就是获胜的策略。的确，让蛊惑人心者不去煽动民意，是完全不必要的。“宗教式”的选民，不仅驱使政客改变其行为，对流行的偏见曲意逢迎；而且让那些真正的偏见者急不可待地投身政治领域。[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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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责”应该被贬职，但不应被完全抛弃。选举是不完善的约束机制。[65]背离选民意愿的行为注定会发生。但是有多少？竞选机制如何能严格地约束政客？我的观点是，这取决于选民自身。如果他们能像对待在公开场合使用种族蔑称那样来关心所有政治问题，政客就几乎没有懈怠的可能。说错一句话，就能让他们输掉整个竞选。相反，如果选民发现议题很无聊，就像银行规制那样的话题，而情感和意识形态又没能提供任何引导，那么他们所谓的代表们就有了可操作的“回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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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客们的回旋空间为特殊利益集团——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游说者还是官僚——提供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机会。在我看来，利益集团是不可能直接“颠覆”整个民主过程的。政客们很少会因为有利益集团的乞求或者贿赂，而胆敢出头去支持一项违背民意的政策。他们的职业生涯悬于民众之手，因此是不值得去冒那个险的。相反，利益集团会在公众不关心或忽略的空隙处着手 。[66]如果公众对如何减少对国际石油的依赖不敏感，那么酒精生产商就可能趁势为自己骗得免税待遇。但是，无论他们游说得多么卖力，他们都不可能禁止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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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从其权力来源来说，媒体也是消费者导向的。竞争驱使他们去报道读者想看的新闻。按照标准的理性选择理论来解释，这会减少政治信息的成本，从而提高民主的效率。但是，究竟有多少有价值的信息从媒体流向读者，我对此表示怀疑。相反，如同政客一样，媒体展示给读者他们想读的，告诉听众他们想听的。[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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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和政客一样，媒体也有回旋空间。但是，同样，这只能发生在公众所忽略的空隙处。如果一个灾难事件的报道，夹杂一点温和的自由主义倾向，仍然能够让主流受众满意，那么民主党占主导地位的新闻频道就可以夹杂一点点左翼的评论。但是，如果媒体偏离主流受众的口味太远，或者过于迂腐说教，那么听众就会跑光。所以，尽管传统观点不该让媒体牵着鼻子走——其后果是具有私人产品性质的娱乐节目削弱了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信息类节目——但将媒体视作普遍偏见或谬误的根源，是尤为荒唐的。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偏见是先于现代传媒而存在的；它们之所以继续流行，是因为受众乐于接受那些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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