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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第四章 古典公共选择与理性无知的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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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观念的非理性是显而易见且十分突出的：它们所表现出的非理性，不是稍稍背离常识，或是微微脱离现实；而是与常识的理性完全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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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史威德（Richard Shwed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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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的《民主的经济理论》（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1957）把理性无知 变成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要素。十年后，戈登·图洛克概括出了现在这个术语，[2]但是唐斯的那一句话的解释仍然非常经典和权威：“寻求政治的博识是非理性的，因为这些信息所能提供的低廉回报简直不能补偿他们在时间及其他资源方面付出的成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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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逻辑很简单。时间就是金钱，获取信息是需要时间的。个人会在学习的收益与成本之间作出衡量。[4]在市场上，如果人们知道太少，他们的代价是失去很多机会；如果他们知道太多，他们的代价是浪费很多时间。因此，最明智的选择就是了解到足以让你作出一个足够好的决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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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领域情况就不同了。一张选票极不可能改变一场选举的结果。[5]假设一位无知的选民盲目地投票。除非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选举陷入势均力敌的僵持局面时，他那决定性的一票可以改变选举的结果，否则他的选票的边际效应为零。如果时间是金钱，获取政治信息需要时间，而投票的预期个人收益近乎为零，那么，一个理性而自私的个人会选择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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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课本上的格言，“如果每个人都那么想，民主的后果将不堪设想”，有可能是对的。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一种对选民自利的申诉，这一格言显然是一个合成的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如果每个人都对政治一无所知，大家的境遇将变得更糟。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果我对政治一无所知，我的境遇会恶化。如果一个人在音乐会上站着，那个人能看得更清楚，但是如果人人都站着，那就没有人能看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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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学家习惯于把信息不对称称作“市场失灵”。[6]然而，仔细想一想，所谓市场失灵的最好例子似乎却是我们的民主政府。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对理性无知的诉求也随之得到发展。理性无知变成了一种主流思想的基础，这种主流我称之为古典的公共选择 （Classical Public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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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理性无知：证据及所谓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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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政治科学家把大约1/3的公众都归入“一无所知”的范畴，[7]但严格地说，很难找到完全没有任何政治知识的人。有少数事实——如总统的姓名——几乎是家喻户晓的。激励问题要比表面看起来更复杂。家喻户晓或有意思的事实，更容易被人接受而不是回避，更容易让人回忆而不是忘记。政治知识还有“常规之外”（off-label）的好处：在非实用知识方面具备良好素质，能帮助你获得更好的职业前景，你的朋友或者约会的对象可能会对政治上一无所知的人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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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古典公共选择理论过分强调了理性无知的存在。当然，还没有到太过分的程度。即便用最绝对的测算方法，仍然无法否定大众的政治知识的平均水平的确很低。[8]只有不到40%的美国成年人知道两位参议员的名字。[9]而知道他们的政党派别的人还要更少一些——鉴于这些名字经常见诸媒体，这个发现就显得尤为重要。[10]很多公众已经忘记——或者从来就不曾知道过——每一堂公民教育课上所教的基本的以及不变的事实。大概一半的公众知道每个州有两名参议员，只有1/4的人知道他们任期的年限。[11]不出所料，公众对从政者的投票记录以及政策立场的熟悉程度几乎为零，即便在一些他们高度关注的问题上也是如此。但是对一些与政策无关的有趣话题，倒是出乎意料地熟悉。如德利·卡皮尼和基特所评价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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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2年总统大选中，有89%的公众知道副总统丹·奎尔（Dan Quayle）对墨菲·布朗（Murphy Brown）这一电视剧中的角色的不满[12]，但是只有19%的人知道比尔·克林顿在环境问题上的立场。……86%的公众知道布什的狗叫米利（Millie），然而只有15%的人知道两位总统候选人都支持死刑的判罚。电视节目《人民法庭》（People’s Court）的主持人维普纳（Wapner）法官的知名度要比大法官沃伦·伯格（Warren Burger）或威廉·哈布斯·伦奎斯特（William Hubbs Rehnquist）更高。[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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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理性无知的逻辑所要引导人们去质疑的东西。当人们在决定是将精力花在枯燥乏味但却对明智的政治选择至关重要的事实上，还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垃圾新闻上时，他们选择的是后者。[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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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无知在直觉的以及经验方面的吸引力将确保它在学术上的受关注程度。但是，把理性无知变成古典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石，还需要一个额外的卖点，这就是它在解释民主失灵方面的显而易见的优势。设想一位选民被终生关在一间屋子里，并且切断了与外部世界的所有联系。他有充足的食物供给，但没有一个对外的窗口。这间屋子有一个单向的通讯系统，这位选民可以告诉政客们他的偏好，但对方不能跟他说话。每隔四年，选民可以发表自己的立场，支持其中的一位候选人。选民知道他能决定谁是赢家，但他没有办法了解候选人过去的所作所为或者他们将来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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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民主真是以这个故事所描述的方式运转的话，那实在是太令人吃惊了，因为没有哪个候选人能增加获胜的机会。小屋里的选民既看不见政客们的行动，也听不见他们的言论。获胜者因此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必对其决定可能导致下台有任何一丝的担心。这并不意味着当权者没有担心。他也可能在下一轮选举中被淘汰出局。问题在于，无论他完全遵照选民在通讯系统中的指令去执行，还是与之背道而驰，他都同样可能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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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那个隔离的屋子里有成千上万的选民，情况也大同小异。只要没人知道屋子外面发生了什么，政治领导人就能无视多数人的意愿，哪怕多数人能完全控制选举的结果。 如果候选人的行为是无法观察到的，选民就不能根据候选人的行为表现来投票。如果选民不能根据候选人行为投票，候选人就不存在听命于选民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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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民当然不是生活在与物理世界隔绝的环境里，但他们仍然可以自愿选择无知。如果的确如此，那么对大家所认为的民主失灵，就似乎容易解释了。为什么特殊利益集团能使立法违背多数人的利益？因为选民的理性无知：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烟草种植园获得了补贴，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代言人的立场是什么。为什么政客能违背公众舆论？因为选民的理性无知：没有人关心政客们在对外援助等不受欢迎的项目上的立场，等到下一次选举时，记得的人就更少了。为什么诸如最低工资这样的无效率的政策会如此受欢迎？因为选民的理性无知：没有人会费脑子去学习经济学，从而了解政策的缺陷。[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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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无知的反面是“内部人专长”（insider expertise）。当选民们酣睡时，特殊利益集团在调整他们的游说战略。正如同选民知之甚少是因为没有回报一样，利益集团知道很多，是因为对他们而言，是有利可图的；这恰好印证了所谓“利益独享，成本均摊”（concentrated benefits，dispersed costs）的老话。如同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所宣称的那样：“少数人通过剥削多数人而获利，是一个系统性趋势！”[16]对橙子进口征收关税，不过让橙子消费者多花几分钱而已，但对橙子种植者来说，却意味着上百万美元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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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经济学家不再煞费苦心研究政治格局的时候，特殊利益集团却务实地潜藏在每一项政府决策背后。像一本老式的公民课本那样，教授们总在抱怨说：“要是选民们知道的话……”然而，他们不能像公民课本那样，提供诸如这样的安慰：“有一天全体选民必将觉醒，让国会的面目焕然一新。”理性无知的社会危害不会给对它进行讨伐的个人带来任何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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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根据古典公共选择理论，选民的无知将政治从一种让人不解的反常现象变成了一个教科书中的案例，用于说明信息经济学的解释力。选民无知打开了严重的政府失灵的大门，利益集团——更不用说官僚集团及政客自身——得以长驱直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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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抵制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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