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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忠诚的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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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熟知领导人能激发盲目的忠诚。米歇尔斯（Michels）指出，“认为领导人属于比自己更高一级的人类的流行观念”，通过“领袖的名字被提及时的庄重语气、领袖任何一个微小的手势被执行时的忠实程度，以及任何对领袖人格的攻击所激起的愤慨”得到了证实。[17]很多极权主义运动坚持认为他们的领袖绝对正确。“元首永远正确”（The Duce is always right），是一句流行的法西斯主义口号。[18]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用诗意的语言来描摹希特勒的决断的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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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豪地看见，有一个人能超越所有的批评，那就是元首。这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感到并知道：他总是对的，而且他将永远正确。我们大家的国家社会主义因为毫不怀疑的忠诚，因为不问具体原因地听命于元首，因为默默地执行他的命令而得以稳固。我们相信元首服从于一个更高的旨在改变德国历史的召唤。我们不应对这个信念有任何怀疑。[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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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选的政治领导人很少如此恬不知耻地宣称任何事项。但他们似乎乐于接受一种更温和的非理性崇拜。[20]最具个人魅力的总统可能不会将自己绝对正确这一观念强加于任何人，但这不能阻止人们选择相信在缺乏确凿的反面证据情况下他是诚实的。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曾恼怒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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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先生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发现。那就是，真正重大的错误声明是不会得到有效质疑的，因为选民不能相信，一个看起来如此可爱的人会做那样的事情。[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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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一个平庸的政客也会发现他的头衔使他的话听起来更可信。如果这适用于教皇，为什么就不能适用于总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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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理性崇拜的一个突出例子是：“9·11”事件之后不久的一项民意调查奇怪地发现，民众突然变得更加信任他们的政府了。[22]多大程度上你能“相信华盛顿政府能做正确的事”？在2000年，只有30%的美国人回答“总是”或“大多数时候”。而在“9·11”事件发生之后两周，这个数字翻了一番多，变成了64%。你很难指望在一场重大交通事故导致汽车召回后消费者还能更加信任通用汽车。公众的反应类似于错误预期了世界末日的宗教群体们，他们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相信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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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盲目忠诚相类似的是，仅凭言辞就能改变一个人主意的能力。试想一下：因为一位现任或未来的领导人对事实的重新描绘 ，人们就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在正常的忠诚的情况下，听众会说：“我之所以相信是因为他 这么说。”被言辞能力所激发的忠诚稍有不同：“我之所以相信是因为他说得这么好 。”这方面最极端的例子，或许是伟大诗人巴博鲁·聂鲁达（Pablo Neruda）的政治影响。常识会提醒人们，“他知道什么？他不过是个诗人”，但很多人甘愿听从并且被他华丽的言辞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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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公众对其领导人抱有一定程度的非理性的忠诚，会有什么后果？最明显的后果就是使领导人有回旋余地或给他们“可操作的空间”。虽然他们必须迎合公众舆论，但公众舆论却可以部分变成政客自己选择的一个函数。如果采取方案A能让公众相信A的准确性，采取方案B能让公众相信B的准确性，那么政客可以安全地选择其中任何一个。对于一个领导人来说，因为“人们将按照我告诉他们的方式想问题”而沾沾自喜可能过于自大了，但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判断并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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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有助于解释政客用模棱两可的回答来回避尖锐问题的倾向。[23]拒绝采取某个立场（或改变话题）在战略上怎么能胜过坦率地支持一个温和的立场呢？[24]可以换位思考一下选民的反应。他反对温和的观点，但一定程度上相信政治候选人的良好意图。如果候选人表示支持那个温和的观点，他将失去选民的信任。但是只要候选人保持沉默或含糊其辞，就不难让选民保持对他的信任：“他是个正派人，一定是站在我这边的。”关键的事实是，对立双方的选民都可能从政客的模棱两可的观点中作出这样的“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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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权者（或期望的当权者）类似宗教的忠诚，其负面性是显而易见的。利用大众的盲信，当选官员可以逃避自己的责任。[25]回忆一下，让政客忠于职守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一旦其不端行为被发现，就对他们给予严厉处罚。而选民对其领导人的忠诚则只会纵容和助长他的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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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厚颜无耻地教唆领导人充分利用领袖崇拜：“但是必须成为一个伟大的装腔作势者和伪君子；人们是如此头脑简单且如此容易顾全大局，以至于行骗者总能找到心甘情愿受骗的人。”[26]一个腐化的政客可能利用民众的信任做小动作，去迎合特殊利益群体，某个意识形态的支持者也可能利用民众的信任去推行自己的理念。无论人们怎么看待反恐战争，我们无法否认，如果乔治·布什作出完全不同的选择的话，他同样可以获得相当的支持。如果他认为入侵伊拉克不值得去努力，有多少他的支持者会故意阻碍他这么做？由于布什的一些选择对他的经济支持者更有利，也更符合他个人的意识形态，于是他面临卸责的诱惑 。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是否为诱惑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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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人们不应该忽略政治忠诚的正面作用：它能中和公众的非理性。一个了解自由贸易好处的领导人可能会忽略公众的保护主义主张，如果他知道无论自己作什么决定都会得到他们的支持的话。由于政客们都受过良好教育，而教育能使人更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问题，因此我们有理由对他们寄予希望。盲目忠诚并不能向政客提供作出明智选择的激励，但它可能消除不去这么做的动机。当然，这是否能超过政治忠诚带来的危害，尚待进一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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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迷信专家方面也存在类似的激励。专家面临随波逐流或坚持原则的选择。对专家来说，随波逐流意味着利用公众对专家的迷信谋求个人经济利益或者兜售自己的意识形态；坚持原则则是无论公众的态度如何都致力于帮助公众。假定公众信任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它的医药政策专家可以选择就势下坡，告诉轻信的公众，检测药物的效力和安全性“是符合公众利益的”，而对因推迟药品上市导致的生命损失则闭口不提。[27]但是专家有时候也选择坚持原则。公众可能认为镇静剂应该被完全禁用，但是在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批准它作为对麻风病的治疗药物后，也只好作罢。[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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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非理性与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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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务必把要担责任的事情委托他人办理，而把布惠施恩的事情留给自己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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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马基雅维利：《君主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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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杂的现代政治体系中，领导人只能就一些重大事务作决定，其余的必须留待下属去处理。高层属下也面临同样的困境，把更具体的决策推向官僚食物链的下游。这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当选的领导人并不掌握权力。可想而知，真正的权力掌握在“面目不清的官僚机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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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委托—代理关系的经济学反对这种本末倒置的解释。[30]当一个委托人把一项任务交办给一个属下时，他暗含的指令是，“按照如果我有时间我自己会处理的方式去处理”，而不是“按照你喜欢的方式去处理”。前者并不必然会演变成后者。常识告诉委托人要不时地检查下属的工作，以便了解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执行了自己的意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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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委托人只有一个代理人，与一个委托人位于一座很高的官僚金字塔的塔尖的情况有所不同。后者意味着委托人的偏好将从塔尖渗漏到塔基。想象这座金字塔有26层，从塔尖A到塔基Z。如果位于Z的人问：“我该怎么做？”回答是：“按照你的上级Y的意图去做。”如果位于Y的人反过来问：“我又该怎么做？”回答是：“按照你的上级X的意图去做。”对于任意Z来说，贯彻其上级Y的意图等同于贯彻其上两级X的意图。这一原则可以向上援用至整个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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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深层意义上说，一个机构的领导人将对其机构所做的任何事情负责。错误不可避免，但职责的一部分是要管好下属。这包括注意下属是否管好了自己的下属。如果超市的食杂装袋工行为粗鲁，这可不是个人的错误。它反映了整个管理链条上存在漏洞，即没能及时监察和纠正装袋工的礼仪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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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也合乎终身教授、最高法院法官及其他不能被解雇的从业者。如果你不能对属下的违抗行为进行惩处，就只能依靠你的威望。选择长期支持你的风格的人做下属。如果一个法官给任命自己的总统拆台，理性的选民可能而且应该指责总统对其品性缺乏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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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最初关口，简单的模型似乎就能抓住现代政府的复杂性。那些在政治机器中担当轮齿的人常常会传递一些不同的想法，但他们的反对是非常表面的。事实在于，你对一项授权给你的决策拥有一些表面的自由，这并不意味着你——而不是你名义上的上司——在掌握实权。你的上司很少检查你的工作或对你进行事后批评，并不意味着你就真的能说了算。更合理的解释是，这意味着你的上司理性地相信你能主动地按照他的意图作决定。如果他认为你表现得当，他会给你独立的空间，转而去关注那些更可能出现纰漏的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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