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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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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了非理性的政治需求方后，把希望转向供给方才合乎情理。不同于选民，供给方的个体——无论是政客、公务员、媒体还是说客——都是专业人士。他们是随时待命准备收拾非专业人士留下的烂摊子吗？不幸的是，对于选民非理性，推波助澜要比阻挠抑制更有益。[59]政治的精妙主要在于明白公众所想或未来所想，然后顺应民意。人们不需要教诲和卖弄。如同保罗·克鲁格曼所言，“选民对于自作聪明的候选人有一种天生的反感，更别说试图让选民去做算术题了”[60]。他们既不希望政客告诉他们关于裁员的抱怨是错误的，也不希望看到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具有长期好处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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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不是选民非理性的解毒药。不管效果是好是坏，他们减弱了公众舆论与政策之间的联系。选民的盲目为政客、官僚机构以及媒体打开了可资利用的缺口。但是如果选民的初始立场就是违背自身利益的，那么“利用”的福利后果是不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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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领导人的忠诚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它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设想一个反社会的偶像人物能导致什么后果；或者一种“团结在国旗周围”的情绪效应，它直接导致无能的现任领导人再次当选。但是政治忠诚也能让领导人——如果他们希望的话——去设法克服其支持者的一些错误见解。迷信导致回旋，而回旋在正确的人手中可以带来更好的结果。这需要那种具备一定的良好意图且比其追随者更理性的领导人。由于领导人都接受过良好教育，而教育能减弱对流行误解的认同，至少第二个条件是不难满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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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机构也有不同的影响。如果公众允许，政客就可以推卸责任，把自己的错误与不端行为归罪于下属。不过，在谴责推诿责任之前，我们应该记住有多少好的观念及对社会有利的行动被公众归结为“错误”和“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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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来看宣传。我们往往认为宣传导致歪曲事实及当真理不在自己一边时滥用情感。纳粹就是突出的例子。但是理论上讲，宣传也可以用来对抗错误。如果一个人在证据面前仍然固执己见，非理性的劝说就是唯一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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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而言，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低估了政治供给方的危险，而主流的支持选民的民主批评者则高估了这种危险。经济学家正确地推断，只要大众是理性的，选民利益的最佳服务者将在选举中胜出。这使得经济学家不愿意承认盲目忠诚、推诿责任或宣传之类的政治现象。“盲目忠诚”变成了“声望”，“推诿责任”变成了“代理成本”，“宣传”则变成了“信息”。然而，如果选民并非完全理性，这些担心是不能不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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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非经济学家则太急于将民主失灵归咎于供给方。供给方的问题常常需要选民非理性才能实现，如果你承认选民非理性，你就可以削弱不应阻挠选民意志的假定前提。如果一个委托人并不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其代理人的卸责可能会使委托代理双方都获益。供给方的偷奸耍滑只有在特定条件下——选民完全理性的条件下——才是确定有害的，而在这种条件下，此类行为就不会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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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chumpeter（1950：262—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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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Frey and Eichenberger（1991，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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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linder（1987：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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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achiavelli（1952：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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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进一步讨论，参见Caplan（200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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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Posner（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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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例如，参见Lee，Moretti，and Butler（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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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Sowell（2004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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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Madison，Hamilton，and Jay（1966：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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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achiavelli（1952：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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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有关综述，参见Vrij（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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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IMDB（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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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例如，参见Klein（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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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Dye and Zeigler（199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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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参见Amer（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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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法律申诉与政治诉求的主要差别在于，一个律师可以通过为不受欢迎的当事人辩护而致富，但没有政客能通过为不受欢迎的事由代言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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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Michels（196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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