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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结论 为愚昧研究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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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声称同一个人在作为经济行为体时能够以一种理性和有远见的方式行事，却在投票时变成了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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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斯腾·佩尔森（Torsten Persson）和吉多·塔贝里尼（Guido Tabellini）：《政治经济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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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产生了大量显然事与愿违的政策。经济学家强调贸易保护和价格控制是愚蠢的。其他领域的专家自有他们的不同意见。这些政策如何成为可能？主要有三种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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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辩称被质疑的政策有其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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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2：认为政客与特殊利益集团破坏了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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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3：解释政策如何可能既受欢迎又事与愿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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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回答几乎没有任何说服力。如果一个教授花几个小时去研究一份字迹潦草的不及格的答卷，试图找到它所蕴含的真知灼见，我们一定会哑然失笑。为什么我们还要再花费精力去为错误的政策寻找它的合理性呢？它们的典型的支持者根本就没有什么像样的辩驳。绝大多数人甚至没法说出专家们主要的反对意见是什么，更别说作出应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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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回答在智识上要更令人满意一些。[2]一项整体效果消极的政策仍可能对少数人有巨大好处。尽管这种解释在最近几十年里获得了学术关注，但它仍存在两大缺陷。第一，理论上讲，多数人仍有很多办法可以轻松夺回政治主导权。[3]第二，对于公众观念的经验研究证实，现状——包括且可能尤其是那些事与愿违的政策——是有广泛民意支持的，且政客是顺应公众舆论的变化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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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实将我带向了第三个回答。的确，既受欢迎又事与愿违的政策似乎是相悖的。常识告诉我们人们支持最有效的政策。[5]经济学训练通过将民主参与比作市场消费，更强化了这一假定：如果政策如此糟糕，为什么选民还要一再把它放到自己的购物车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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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仔细研究，会发现悖论并没有那么严重。把投票与购物进行类比是错误的：民主是一种公共品，而非市场。个体选民不是用选票去“购买”政策。相反，他们把选票投进一个巨大的公共池子里。社会结果则取决于池子的平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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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池子的情况下，经济学家通常担心出现最糟的结果。如果不注意聚合效应（the aggregate effect）的话，人们就会把池子里的水弄脏。他们之所以疏忽了民主，我判断，主要是因为这种污染很难被察觉。这不是寻常的物理性 污染。民主遭受了一种更加抽象的外部性：系统性偏见的精神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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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经济学家很少讨论观念的消费价值，但这个想法在直觉上是合理的，在理论上也无可辩驳。从经济理论角度看，任何东西都可以是一件“商品”。日常经验告诉我们，人们所关心的“商品”之一就是他们的世界观。没有人愿意发现自己的宗教或政治信仰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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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认同这一点，你只需把它和基本的消费理论结合起来，就可以得到我的理性的胡闹模型。对非理性的需求数量，就像对梨子的需求数量一样，随着它物质价格的上升而减少。但是，如同经济学中经常发生的那样，这个平常的假定引发了一些让人不安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现实中的物质激励使我们得以抑制自己的非理性。但是我们有什么动机去理性地思考政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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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如不理性你将获得糟糕的政策”，这样的恐吓是一种合成的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民主让选民在不承担个人成本的情况下享受到非理性观念的心理收益。这当然不是要否定心理收益的价值。但是这种权衡取舍不是社会最优的；民主过分强调了民众的心理报偿，其代价就是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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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模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例。贫穷国家的民众常常渴望向富裕国家移民。但是他们却很少支持承诺复制富裕国家政策的本国政党。如果一个印度人拼命想移民美国，却没能拿到签证；那么，投票让印度变得更像美国似乎应该是他的次优选择。但是这两种行为有着重要的差别。一个想离开祖国的移民放弃了自己的心理收益，诸如他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那样的观念，以此换取自己物质生活的一个飞跃。而一个背弃自己国家政治传统的选民放弃自己的心理收益，却由于政策在他控制之外而不能让自己多得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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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改变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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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预期思维，通过让注意力偏离那些构成每一次严重危机的深刻误解，而使西方经济学遭受严重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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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经济急诊室内的生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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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肯定不是将政策的受欢迎程度与其后果分开考虑的第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自不同学科的很多思想家已经做过同样的思考：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弗雷德里克·巴斯夏、西蒙·纽科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弗兰克·奈特、约瑟夫·熊彼特、查尔斯·舒尔茨、托马斯·索厄尔、艾伦·布林德以及保罗·克鲁格曼；政治理论家如尼古拉·马基雅维利、古斯塔夫·勒庞、罗伯特·米歇尔斯、加塔诺·莫斯卡以及埃里克·霍弗；甚至小说家如乔治·奥威尔和安·兰德。但是我的立场是在挑战现代社会科学。如果我是对的，那么有一大批业已出版的研究成果就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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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形式化的政治理论来说，这些研究总体上是正确的，如同在经济学与政治科学中所通行的那样。这些模型基于一般选民能够理解政治—经济系统如何运转的假定，因此要说有什么价值的话，也只能是起误导作用。但是他们并不打算在理性投票的基调之上增加任何更复杂的变量。[7]所有的模型都是高度简化的，但这不能成为我们习惯性地把与我们所知相反的东西当做假定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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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家不愿放松理性预期的假定，这迫使他们去追求极为复杂的模型。[8]费尔南德斯（Fernandez）和罗德里克（Rodrik）的著名文章《抵制改革》就是一个好的例子。[9]经济改革在发展中国家常常不受欢迎。在我看来，最简单且最好的解释是绝大多数人低估了经济改革的好处。[10]但是罗德里克从方法论角度强烈反对这一解释：你不能那么说。[11]相反，费尔南德斯和罗德里克证明，一种特殊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大多数人反对将使多数人受益的政策。例如，假设40%的选民知道改革将使他们增加1 000美元的收益；剩下的选民有25%的概率能获得1 000美元，75%的概率会损失1 000美元。也就是说，55%（40%+0.25×60%）的选民将因此获得1 000美元的收益。但是因为有60%的选民预期自己将损失500美元，因此在改革之前投票反对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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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绝大多数政治学的形式模型一样，费尔南德斯—罗德里克模型在逻辑上是内在一致的。[12]其结论——多数理性选民可能反对肯定能使多数人更加富裕的改革——是由其前提严谨地推导得出的。但是我们很难把这个解释当做现实中人们反对改革的理由。如果忽略选民非理性并没有觉得在学术上有任何不妥的话，费尔南德斯和罗德里克何必让自己的模型多费周折呢？既然你已经知道选民非理性是普遍存在的，为什么还要耗费脑力去解释为什么理性选民会做一些似乎非理性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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