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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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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经济学虚构了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制度，并在这一框架内进行理论性和伦理性演绎。纯粹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制度具有三个理论前提。第一个前提是稀缺资源的私有制，我们已经在前文做了详细论述。对新古典经济学来说，私有制是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假设。否定私有制，新古典经济学就会自相矛盾、破绽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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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经济学的第二个前提是假设所有的生产要素都具有“可变”（malleable）乃至 “非摩擦”的性质。也就是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任何生产要素都可以随意地、无成本地、瞬间从一种用途转变为另一种用途。比如，某一个产业使用的资本设备，根据价格、需求等市场条件的变化或其他因素的变化，可以改变用途，用于其他产业的生产，并且不需要为此付出任何费用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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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新古典经济学在政策上提倡的贸易自由化想要成立，生产要素的“可变性（非摩擦性）”（malleability）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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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经济学的第三个前提，是避而不谈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对此采取默认态度。前面讲过，新古典经济学只研究资源分配的效率问题，无视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像这样仅以效率为标准考虑资源分配机制，本身就体现了一种价值判断。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和不平等在现实中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性问题，我想再次强调，忽视这一问题，也就意味着偏离了经济学本应具有的社会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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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经济学基于这些前提假设，构建了纯粹意义上的虚构的市场经济制度，试图从理论上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源和收入分配机制。但是，自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接连进入经济衰退和萧条，失业和贫困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人们渐渐发现，现实与新古典经济学设想的理想状态之间隔着巨大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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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基本权利与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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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公民的基本权利进一步发展，在自由权利思想之上，生存权思想成为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思想。自由权利思想强调公民享有居住和职业选择的自由，思想和信仰的自由等；生存权思想则认为，公民不仅生来享有自由权利，还拥有为获得社会认可的适当报酬而劳动的权利，以及获得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所需收入的基本权利。基于这样的思想，政府需要担负起不同于以往的职能。也就是说，政府必须实行必要的经济政策促进充分就业，同时还要通过收入再分配政策保障公民的生存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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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0 世纪，以自由权为主线的政治思想进一步扩大。在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生存权思想也日渐深入。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则是这种政治思想的转变最激烈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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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几乎在同一时间席卷了全世界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在规模和波及范围上还是在破坏程度上，都是资本主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1929 年 10 月，纽约股票市场的历史性大暴跌拉开了大萧条的序幕。到 1932 年，美国的失业率达到了 25%，如果只看工业部门的情况，失业率甚至已经突破 37%，远远超出正常水平。除此之外，有超过 1 万家金融机构在大萧条中倒闭，美国的金融制度几乎彻底崩溃。至此，宣称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可以自动实现充分就业、稀缺资源能够得到高效分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神话随之破灭。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取代新古典经济学的新的经济学说。1936 年，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出版了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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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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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中，从理论上证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并不存在能够带来充分就业的自律机制，非自愿性失业才是更“普遍”的状态，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描述的充分就业状态只不过是极“特殊”的情况。凯恩斯还进一步论证了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为实现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的政策目标，需要实行怎样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此，凯恩斯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一般会对有效需求产生影响，因此可以通过适当地刺激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变成怎样的政策措施才能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正是由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带来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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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在《通论》中指出，稀缺资源的可变性和市场均衡过程的稳定性这两个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前提，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制度性条件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必须构建一个替代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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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斯丹·凡勃伦在 1904 年出版的《企业论》（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一书中提出了机械操作（machine process）的概念，凯恩斯对此做了进一步论述。自工业革命以来，生产中开始使用体现现代化技术的机械。人们基于某种特定的功能和用途设计相应的机械，安装在特定的工厂，用于某种特定的生产工序。并且，某个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会被用于另一个工厂的生产活动，第二个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又会被用于第三个工厂。像这样，各个工厂的生产密切相关。因此，机械一旦被制造出来并安置于某个工厂，再想转变用途或组装到其他生产工序里，即便不是不可能，也要耗费大量的金钱和时间。换句话说，大部分机械都具有极强的固定性，无法轻易改变用途。这也适用于包括劳动在内的几乎所有的生产要素。因此，从机械操作的理论来看，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稀缺资源的可变性并不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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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生产过程的固定性也随之提高，生产要素被配置于特定工厂的特定生产过程，作为生产主体的企业的性质也随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被假设能够根据不同时期市场条件的变化，随时调整生产要素的组合，以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与此相对，凯恩斯理论中的企业是一个有机组织，具有浓厚的实体性质，并且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形成自己的特征（identity）。企业作为实体性组织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核心。凡勃伦在《企业论》中最先指出了这一点，凯恩斯在《通论》中考察了凡勃伦式企业，并以此为中心，进一步构建了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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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凡勃伦式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固定投资，即固定生产要素的积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经济总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即投资总额，是决定经济活动的水平，即有效需求大小的基本因素。投资总额是决定有效需求或就业的核心因素。一般来说，并不能保证投资总额一定处于能够产生与充分就业相对应的有效需求的水平，要么眼睁睁地看着发生非自愿性失业，要么忍受物价的不稳定上涨，这才是更“普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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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还在《通论》中进一步阐释了凡勃伦强调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另一个特征在宏观经济上的含义，即金融资产市场的不稳定性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金融和资本市场日益成熟高效。企业发行的债券和股票的流动性迅速提高，只需要少许的手续费，就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大量买卖。于是，人们开始持有这些企业债券作为金融资产，以期获得资本收益。在这个过程中，投机性动机居于支配地位，市场价格完全由投资者的行为决定，不再反映这些负债的实际价值。于是形成了投机性经济。但是，这样的投机性泡沫不可能长时间持续，一旦现实与预期的差距超过一定的心理承受值，就会引发股价大暴跌。凯恩斯认为，1929 年 10 月在纽约股票市场上发生的金融恐慌，正是来自于这种投机性泡沫的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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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市场上的金融恐慌终会对投资边际效率的变化产生巨大影响，引发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大幅减少，结果造成国民收入的下降，以及大规模非自愿性失业。国民收入的降低又会进一步诱发消费和投资的大幅减少，伴随着非自愿性失业，经济螺旋式恶化，陷入持续的慢性停滞。凯恩斯经济学明确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制度条件下，大萧条是一种必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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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资源分配的可变性和市场均衡的稳定性这两大公理，把目光转向现代资本主义中最重要的参与者——企业及其作用，并进一步阐明金融市场的高度发展对宏观经济的含义。凯恩斯的理论可称为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病理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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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另外两条公理，稀缺资源的私有制和收入分配的公正性，凯恩斯所构建的宏观经济学框架则完全没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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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入分配的公正性问题上，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前提是：生存权一般应该通过收入的再分配加以保障。换句话说，对于那些收入低于维持最基本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的人，应该通过直接的转移收入进行事后救济。这种做法，不是事先采取制度性或政策性的倾斜措施，降低市场经济中的个人收入减少到最低收入水平的概率，而是试图通过收入保障，救济实际上已经处于最低收入水平以下的人。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并不试图通过追求制度性条件来降低市场经济带来的不稳定性。这一点在与后文论述的社会共通资本理论的关联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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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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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不仅是一种学术上的理论，而且也是经济政策的核心指导思想。这一时期，世界上的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实现了稳定的经济增长。而经济的稳定增长导致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社会舆论也在性质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有的生存权思想得到进一步扩展，生活权的政治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瑞典，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等经济学家就明确提出，将生活权思想作为经济制度或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接着，1942 年的《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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