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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新启蒙：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 走出脑子里的深水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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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思想解放就是你原来不敢想的现在敢想了。现在我们所想的都是原来想过的，甚至还有些原来想过的现在都不敢想了。现在的改革，都停留在嘴上，改革只是一个口号，这是不行的。改革就是要动真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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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所谓的深水区，其实都是我们脑子里的深水区，并不一定是真正的深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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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前段时间大家都在谈经济改革深水区，社会改革深水区，其实我一直都不是很理解，什么叫作深水区。您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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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深水区大家都在谈，无非就是指改革比较难了，够不着石头了，阻力更大了，包括既得利益者的阻碍等。我是这样理解的，进入了深水区，更需要你有超前的眼光，更要有好的理念，这是第一点。这对领导力的要求也非常高。第二点，好多所谓的深水区，其实都是我们脑子里的深水区，并不一定是真正的深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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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老以为20世纪80年代改革很简单，现在才难了，这是错误的。就像好多人就是看别人做事、赚钱很容易，自己特别难。80年代改革的阻力也很大，有既得利益问题，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的阻力。为什么我们能走出来呢？我反复强调，一个是当时领导人的素质，一个是他们的理念。领导力和理念，从上到下都有。许多地方的县委书记、县长都有很强的改革欲望，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当时天津的作家蒋子龙写了《乔厂长上任记》，讲的是企业改革。还有一部电视剧叫《新星》，讲一个县委书记如何改革。主人公面临的阻力都非常大，但他们敢作敢为，有一种改革的精气神。不要把深水区当成不改革的借口，别老拿深水区说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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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有一种思路认为，改革必须从整体的顶层设计来解决问题，这是不现实的。最高领导人的脑子里得有一个大致的想法，但是你不要指望有一个完整的操作设计，这是不可能的，上帝都干不了。你首先要做起来，做起来有问题再去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不断前进。我们现在的心态是从上到下都害怕犯错误，谁也不愿意冒险，没有顶层设计就不改革，包括金融体制改革。我们老害怕出事，这种心态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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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一个比方，就像妇女怀孕，怀孕了也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需要保胎。你应该先怀孕再想着保胎的事情，不能因为现在还没研究好怎么保胎，所以千万不能先怀孕。所有的问题一定是在过程中解决的，所有的改革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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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新的体制，市场的体制？就是因为没有一个计划者有能力预测到所有的经济问题，信息分散在无数个体中，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在无数个体中产生。如果中央领导人能把所有问题都预测到了，那我们搞计划经济不就挺好的吗？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多人在吵什么深水区，实际上是为不改革提供借口，有些是吓唬人，有些人真诚地相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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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我们看近处的东西看着大，看远处的东西就看着小，我们对周围的人就比对遥远的人更关心，更有同情心，也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看今天的改革难度就觉得比本来的难度要大，看过去的改革就觉得容易。我们要尽量避免犯这样的认知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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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原来我们年轻人都在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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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这是一种社会整体的心理倒退。80年代好多人是敢想的，现在好多人想都不想了。我们已经自己给自己设立了好多框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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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有好多企业家，因为改革都去坐牢了，不是因为他们做了坏事，而是因为他们做了好事，但是不合当时的规定。其实今天我们就需要这样一批人。现在的人都变得太算计了，什么东西都要算一下，这样的思维方式怎么能有改革，怎么能有理想？每个当官的算计每件事对他当官有多少好处，对他提拔有多少好处；每个经商的都算计他的政治风险有多大，对他自己赚钱有多少好处；每个做学问的人都在算计做什么样的研究最容易拿到国家的科研经费。如此，这个社会就很难进步了。这个社会需要一种理念，我们现在都看见了这个社会的问题，抱怨很多，但是谁都不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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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现在他们说深水区、经济疲弱、未来会下滑，这也会影响到现在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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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这恰恰是改革的契机。领导人必须坦诚，坦诚包括对经济增长的判断。我们是要面临一些困难，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个困难是多年积累的，为了长远发展，我们要做好忍受一些痛苦的准备。好比大夫动手术，治病，即便只是给你拔一颗牙，他都会提醒你，可能会有点儿不舒服，需要麻醉一下。我们现在好像没人愿意自己说任何不舒服，好像增长速度下滑就是自己的失败，政治上没法交代，所以就打肿脸充胖子。这样下去，也许以后灾难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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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经济下滑，恰恰说明我们必须改革，因为如果不改革，经济要下滑得更严重。只有更加市场化的体制改革，释放出企业家精神，让人们更自由地去创业，让老百姓感觉到更安全、更公平，我们未来才有更好的前景。这是必须要开诚布公地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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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政府领导人是相对比较坦诚的，告诉大家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必须得调整结构，必须改革体制，为此，增长速度必须降下来。当时好多人还是有那种冒进的心态，领导人担心的是速度太快而不是太慢，因为为了维持速度就得不断地增加投资，结果是经济结构会越来越恶化。在这样的认知下，我们就开始了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后来发现速度反而上去了，想压也压不住。这就是改革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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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的领导人也应该有这样的坦诚，不要假装没病，更不要把说我们有病说成唱衰中国、妖魔化中国。如果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坦诚一些，不那么爱面子，不那么不惜一切代价保增长，我们今天的病就会轻得多！在我的记忆中，中央鼓励地方政府大搞投资的事情，2009年之前还没有发生过，因为在我们的体制下，地方政府有天然的投资冲动，你压它都很难，你鼓励它就一定冒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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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说一套做一套，不是说要政府放权、市场归市场吗？您平时打车吗？我们都会用“嘀嘀打车”的软件，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现在政府说这种免费的手机打车软件不能生存，要生存就必须得归入政府统一的电召平台，而且强制收费，要不然公司就要关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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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这就是强盗逻辑。别人发明了这种软件，适合消费者需要，损害的是谁的利益？最多就是损害了监管部门的权力，但这种权力本身就是不正当的。如果我们的体制连这种事情都没法管，政府部门胡作非为，爱加个什么管制就加个什么管制，凡是为人民服务的事，它都反对，凡是为消费者、为客户谋幸福的事，它就一定会出来烦你，还谈什么增长方式转型？所以改革要的是行动，而不是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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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您在欧美同学会上有一个讲话，您当时评价了朱镕基时代“国退民进”的经济改革，那您觉得那个时代留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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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整个改革前25年，之所以能不断进步，就是有比较好的理念和强的领导力。改革是要冒险的，有一定的痛苦，领导者要敢作敢为。如果你不想冒任何风险，不想忍受任何痛苦，你就不可能改革；这样也不是就没有痛苦了，而是更加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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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那您有什么建议吗？这么多年其实变化挺大的，从那时候相信市场，到现在大家更相信政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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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你要行动，行动才能有方向感，产生信心。我的建议很简单，要重新启动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让民营企业接手一些国有企业，比如银行这样的企业。为什么工商银行的股份不能拿出一部分来在市场上拍卖，引入中国的战略投资者？已经有美国的战略投资者、欧洲的战略投资者，到2014年还不能引入中国的战略投资者吗？只要有这样的举措，投资者就有了方向感，企业家就有了信心。听其言而观其行嘛。我们现在是只听其言，看不到其行，大家就没有信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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