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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小国，新加坡何以要向以色列学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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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我在新加坡参加一个创业者大会期间，当地从事客服系统开发的创业公司Zopim，以3 000万美元将自己卖给了旧金山的客户服务软件公司Zendesk，而这家公司已经申请了在美国上市。Zopim的成功退出，在新加坡当地创业圈内引起了一阵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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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桩并购案从金额来看，不只是在美国硅谷，在中国也不足大惊小怪。新加坡人之所以兴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Zopim创业者来自新加坡大学，公司成长于当地的创业孵化器，而且早期投资是政府的种子基金，可以说是新加坡本土创业公司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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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年轻人愿意创业吗？这个人口500多万的国家，以富裕、整洁、高效而闻名于世。这里的人彬彬有礼，墙上找不到任何涂鸦。我在想，年轻人受到良好教育，循规蹈矩，毕业后可以到政府当公务员，到金融机构当高级白领，在国有企业或跨国公司里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为什么要创业呢？而且新加坡的市场太小，哪个风投愿意在这么小的市场下注却不退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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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从政府到大学都已经意识到，自己缺乏创业与冒险精神。对比另一个小国以色列，新加坡各方面的条件要优越很多，但以色列表现出更强的创新能力。新加坡政府在研发及教育方面持续加大投入力度，期望尽快转型为创新型经济，但将科研成果与专利商业化，需要一大批创新者、创业者与颠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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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新加坡的市场狭小，我请教了新加坡的一些企业家和教育家。我提出，新加坡可以学习以色列，为更大的市场创新，从更大的市场退出。比如，以色列就是硅谷研发的后院，风投主要来自硅谷，而退出主要是华尔街。时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永财博士告诉我，以色列有特珠性，比如它们的创新机制与军方需求之间关系密切，以及犹太人在美国金融界甚至军政界有广泛的影响力。但两国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市场都无法支撑一个独立的创新体系。正如在全球自由贸易时代新加坡成为转口贸易中心一样，在全球创新坐标上也必须寻求自己新的定位，成为更大市场的创新和创业的新枢纽。对于新加坡来说，中国应该是比美国更具前景的市场。新加坡国立大学已经在中国苏州建立了研究院，在这里进行针对中国市场的创新研发、技术转让及企业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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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在创业、创新领域多年不懈的投入开始结果，尤其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企业机构（NUS Enterprise），创业教育与创新孵化持续多年，近几年陆续有一些小公司成功退出，正在迎来收获期。陈永财告诉我，企业机构2002年设立，到目前已经与8个海外创新中心城市的最著名大学建立了合作项目，包括硅谷、费城、上海、斯德哥尔摩、北京、特拉维夫、纽约等地。新加坡国立大学每年选取有明确创业计划的学生，向上述每个城市输送20名左右，让他们到当地大学学习，并且必须到当地的初创公司申请为期一年的带薪实习生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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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项目被称为“体验式创业教育”，这些学生回到新加坡，就像一批创业与创新种子，经过优化之后，重新植入新加坡的创新土壤。他们把各地最新的创业文化、技术、商业模式以及梦想带回新加坡，形成了一个非常活跃的创新部落，不断有新的思想碰撞、相互激发，有一部分人很快就进入大学的孵化器。新加坡国立大学坚持十余年，已经渐成气候。负责企业机构项目的CEO曾莉莉女士，曾经是一位成果丰硕的医疗科学家和精力充沛的投资人，多年从事生物医药领域风险投资。她告诉我，企业机构总共培养了1 500名学生，从中产生了180家初创公司，其中约有100家目前还在成长。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企业机构现在已成为新加坡的创业“黄埔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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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府正在加大创新投入的力度，为创业者提供更好的技术。许多创新企业针对东南亚周边大市场获得了成长空间，日本电商巨头乐天2013年就以2亿美元收购了新加坡视频网站Viki。新加坡的通用语言有英语、中文、马来语，这使其创业人才具备了独特的文化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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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被称为亚洲的瑞士，未来会成为亚洲的以色列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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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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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BAT，一定想想杀出“死亡之组”的哥斯达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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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当人们为获得世界杯冠军的德国队欢呼时，别忘了另一个值得尊敬的团队——哥斯达黎加队，他们所处的小组被称为“死亡之组”，面对球星云集的三大巨头。根据福布斯中文网的统计，意大利、英格兰、乌拉圭在最有价值的世界杯参赛国家队中，价值分别为3.6亿欧元、3.5亿欧元和2.3亿欧元，而哥斯达黎加队只有3 200万欧元，相当于马里奥·巴洛特利（Mario Balotelli）一人的身价，不及埃丁森·卡瓦尼（Edison Cavani）身价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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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下这只球队进入八强的战绩：战胜了两支世界冠军队，战平一支世界冠军队，战胜一支欧洲冠军队，点球输给了无冕之王荷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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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下这支球队所属的国家：人口不足500万，人均GDP近10 000美元，不设军队，国家格言是“工作与和平万岁”。这是个世界上幸福感最强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盛产选美冠军的国家。哥斯达黎加有在世界杯上颠覆强队的传统，1990年他们在意大利世界杯小组赛中战胜了欧洲劲旅瑞典队和苏格兰队。他们遇到任何巨人都不惧怕，2002年日韩世界杯，他们与巴西、土耳其、中国分在一组，成为历史上仅有的三支在世界杯上战胜中国队的球队之一。时任意大利国家男子足球队教练切萨雷·普兰德利（Cesare Prandelli）认为，哥斯达黎加队组织得像欧洲人，球场上迸发得像美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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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创业者都应该以哥斯达黎加队为榜样，不仅仅因为他们来自一个相当于中国三线城市人口的蕞尔小国。当你在创业时遇到了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就想象自己分到了一个死亡之组，面对的是三大足球巨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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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斯达黎加队是如何颠覆强大对手的？创业者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哪些品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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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对于创业者来说，他们面前的对手总是很强大，组织起一个坚强的团队，永远比一个天才的创业者更有可能成功。 草根的自信。英雄不问出处，不管是来自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还是来自斯坦福大学的海归天才，只要置身于创业竞技场上，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死亡之组”精神。初创公司中90%以上是要失败的，所以任何一次创业，都是进入一个“死亡之组”，必须要抱定杀出血路的决心。 韧性求生，争取运气。首先建立起稳固的防守，能抗击强大对手的进攻，同时具备反击的能力，伺机颠覆。 2014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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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蒂尔：技术、创业、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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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著名投资者、创业家和思想者彼得·蒂尔的三观是二进制的，即0和1，No和Yes，否和是。在他眼里，人活一世，要么独特与创新（1），要么什么都不是或走向衰落（0）。如果只是重复和模仿，从1到N，不仅创业公司无法成功，最终陷入恶性竞争，而且人类也无法解决当下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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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蒂尔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法学院，创办过PayPal、帕兰提尔等公司，天使投资过Facebook、LinkedIn、SpaceX、Yelp等，并形成了知名创投群体“PayPal黑帮”。中国创业者和投资人需要硅谷创业偶像，也需要精神领袖。这两年风行创投圈的读物有凯文·凯利的《失控》、雷·库兹韦尔的《奇点临近》，以及蒂尔的《从0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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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尔会投资什么样的公司？他首先会从判断公司的价值入手，并且有一套自己的理论：那些早期没有利润和收入的公司，为什么会值那么多钱。如果说企业的价值是由在生命周期内创造的所有现金流衡量的，许多企业的财务状况目前看起来不错，但身处竞争越来越激烈的行业中，它们未来现金流的增长曲线是向下的。而有些公司因为拥有新技术，从而在一个细分市场领域内形成了垄断，未来很可能会实现超额现金流，增长曲线向上。风险资本往往给后者以很高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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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蒂尔也不看好那些陷入恶性竞争的公司。这里所说的垄断并不是因为权力形成的垄断，而是在自由市场竞争环境和制度中形成的远超对手的优势，是因为技术发明、网络效应、规模经济、品牌优势而产生的主导市场的权力。借用马云的一句话，就是“用望远镜也看不到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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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一下，蒂尔最看重的是技术优势，而且标准很高，要优于市场上的替代品10倍，垄断地位可能保持长达10年，并且有可能从小市场向大市场扩展，形成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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