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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社会责任到社会影响力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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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一财经发布中国第九届“企业社会责任”榜，这个榜单已经成为这个领域持续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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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流行的许多概念，比如现代企业制度，都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也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大量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带来了企业公民、企业经营以外的行为规范以及企业与社区、环境之间的关系等概念，加上联合国的推动，媒体报道宣传，很快在企业监管部门、上市公司以及更多的民营企业中推广开来。许多国企、跨国公司、上市和非上市民营企业，主动披露在CSR方面的理念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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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本身是全球化的产物。欧美跨国公司在全球各地进行投资、生产，在人权、环境、劳工、教育、文化、社区等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一些国际组织的推动下，以及在跨国公司主动和自律行为的带动下，企业在赚取利润的同时也要担负起公民的责任，这已成为国际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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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社会对公民的要求，企业首先也要成为一个守法的公民，合法经营、依法纳税、保护环境、遵守劳动法等，这是对CSR的起码要求。在这个基础上，企业创造就业、提供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就是对社会最大的“善”。CSR更高的层面是做出满足市场需求之外更多的贡献，如捐资助学、扶危济困、投资文化事业、开展公益项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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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会给企业带来好的名声，许多企业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灵活制定CSR策略。通常是规模越大的企业，越有意愿做CSR，因为它们越需要美誉度，越需要“软实力”。目前越来越多的初创企业、科技创新类企业也重视用创新的方式做CSR，以帮助自己找到定位和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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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有时候也会带给我们一些困惑。比如，许多企业还没有做好一个“守法的公民”，就高调宣传CSR。我看到国内有些公司，一方面向灾区捐赠、向贫困山区助学，老板博取了“首善”的美誉，但另一方面，企业又在向家乡的河流和湖泊排污。对于它们来说，CSR可能就是一种提高声誉和信用的短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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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也被用来进行“良心的按摩”。全球化进程中，我们看到一些金融精英，他们所行的“高大上”的公益项目和慈善行为，为“金融创新”赢得了更大的贪婪尺度。这种尺度，既来自他们所获取的社会信任，也来自用奖杯和光环对自己良心的按摩。但我们知道，其中许多“创新”最终都导致了危机和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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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互联网公司，曾经被认为是最“干净”的公司，尤其是巨头，它们获取了数以亿计的用户及流量，赚取了成百上千亿美元的利润，但它们的平台上，虚假的流量、虚假的广告、虚假的商品、虚假的消息横行，用户的数据和个人隐私没有安全感。在虚拟世界如何做一名合格的企业公民，这些互联网巨头有责任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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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被当作企业全球化的一种“政治正确”工具，一些国际组织中有关全球化的贸易与投资论坛，都会把CSR作为一项议题，但这无法阻止选民所表达的反全球化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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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CSR仍然值得提倡，它仍然是企业向善和自律的力量。我们也主张企业主动把CSR融入价值观和战略中，与公司的长期发展结合起来。这是CSR的应有之义，企业不应该自我拔高，媒体也不应该对企业进行道德绑架。同时，企业成为守法公民的前提是，政府为企业提供一个公正的法治环境。当前中国的企业总体上处于困难时期，提供一个对企业负责任的法律监管与投资营商环境，与企业的责任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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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出现了这样一批企业家和创业者，他们除了为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也在考虑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我们把这种解决社会痛点而不仅仅是市场痛点的公司称为社会企业，企业家精神也相应地扩展为社会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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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梦想改变世界，而改变世界最好的一个方向是通过创新创业，用商业化的手段可持续地解决社会的痛点。那些既是市场失灵也是政府失灵的地方，存在着改变世界的广阔空间。许多天使投资与风险资本也在关注这些领域，它们所追求的是社会影响力，我们称这种投资为“社会影响力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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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社会企业或者社会影响力投资带来的激励是双重的，既有商业上的可持续性，也有社会影响力。互联网和新技术为社会企业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我们目前正面临着环境、能源、城市、人口、健康、贫困、教育、老龄化等方面的痛点，通过将移动互联、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与产业进行更深度、更高效的连接，会不断演变出新的企业形式和新经济形态，如共享经济，进而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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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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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公决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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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28日，国美股东大会的表决，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一家上市公司内部的博弈，其意义将是历史性的，可能是一场对中国民营企业及公司制度的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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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美公司创始人黄光裕与时任董事长陈晓之间的较量，无论结果如何，国美都将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国美。也许表决结果让国美、黄光裕、陈晓、贝恩资本都成不了赢家，但如果更多的企业家、管理者、创业者、投资人、股东能从自身利益的角度，集体观照这场透明、符合市场规则、与国际惯例一致却带有中国特色的博弈，参与辩论，并思考中国民营企业内部一些根本性的制度，一些道理将会越辩越明，中国的民营企业制度的整体进化将由此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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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家族企业必须向现代家族企业转变。黄光裕强势专断的作风，加上家族制的企业控制与管理模式，使得国美内部职业经理人处在一种不对称的委托-代理关系中。他们必然会寻求分享的机会，而且会寻求忠于分享股权的控制人。方太集团董事长茅理翔曾直率地指出，黄光裕对国美的控制方式，“不是现代家族企业制度”，随着企业的发展，“与职业经理人分享股权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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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资本的角度来说，企业家最早投入的金钱、开创精神与管理才能并非企业得以发展的唯一资本，人力、技术、创新都是企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职业经理人甚至基层员工都参与贡献了这些要素，而且企业走得越远，最初资本的作用会递减，创业者不可能凭原始的资本而永远不与职业经理人分享股权。黄光裕锒铛入狱，让职业经理人看到了分享股权的机会，这不是借机“造反”，而是借助特殊的机会获得应有的权益。这件事已经深深地震撼了黄光裕，他在狱中不断传出的信息表明，他开始愿意分享。但如果黄光裕想长久保持其家族对公司的影响力，分享仅仅是建立现代家族企业制度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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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民营企业家迫切需要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但职业经理人的发展落后于企业家的发展。中国传统上把职业经理人看成是“大管家”，他的首要品德应是忠诚。在现代企业制度中，职业经理人的操守并不意味着对某一家族忠诚，而是对全体股东忠诚，若再加上社会责任，那他应该对公司所有利益相关者忠诚。只有基于此，领导才能、管理经验、专业技能等才能成为推动企业不断发展的动力。鉴于第一代企业家需要职业经理人帮助接班人，企业要进入新的领域，企业要升级，企业要并购，企业要走出去和国际化，等等，中国民营企业家都不得不引入职业经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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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同时负担起创业者和职业经理人双重角色的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尤其是典型的家族企业，实际上对于职业经理人维护家族的利益、协调家族与全体股东的利益、妥善处理自身利益等方面，仍然抱有怀疑态度。从福布斯中文网发起的一项对中国家族企业的调查来看，许多中国民营企业是通过上市来完成改制、出让股权、引入职业经理人队伍的。民营企业家愿意出高价聘请职业经理人，但是在我们接触到的企业家中，多数对目前的职业经理人队伍不太满意，主要集中在诚信不足，过于看重短期利益，以及管理经验和专业技能跟不上企业的发展。目前民营企业家正在有意识地从跨国公司、商学院，甚至国有企业政府官员中吸引和培养职业经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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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民营企业在股权分散化以及向职业经理人移交管理权的过程中，要警惕“门口的野蛮人”。以家族制为主的中国民营企业，尤其是那些在海外上市的公司，在走向股权分散化和建立委托-代理关系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怀有各种动机的投资者。这些投资者或来自同行业中的竞争者，或来自私募股权投资者，甚至杠杆收购者。后者进入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退出套现，成为公司利益的捕获者，他们在短期内可能会采取一些提升公司市场价值的措施，但是否在意公司的长远价值很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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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黄光裕正接受国美已经发生的变化，高管团队的股权激励落实，贝恩资本进入，股权正走向分散化，黄光裕可能会想尽一切办法保住自己关键的1/3股权。对于国美，一个到目前为止最不坏的结果，是股东大会在各方妥协的基础上，对公司章程做出修改，甚至可以考虑建立投票权与分红权分离的结构，保证黄光裕家族一定的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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