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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的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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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投资者都梦想像巴菲特那样赚钱，许多专业和业余的投资专家也在模仿巴菲特的投资理念和技术，但是在我看来，正在乐观地走完财富一生的巴菲特，他最成功，也是其他人模仿不来的技巧，就是将投资理念与情商完美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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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27日至30日，巴菲特、芒格、盖茨以及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其他两名董事会成员等一行人访问了中国。在媒体一片“劝捐”的聒噪中，80岁的巴菲特和86岁的芒格，兴致盎然地沉浸于他们一生都最感过瘾的事情：实地考察自己投资的公司，寻找赚钱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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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全程跟随了这个决策团队在深圳、惠州、北京、长沙的整个考察过程，陪同他们一起参观了从电池、薄膜、储能、汽车造型到电动巴士的生产和研发。过程中基本上都是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亲自讲解，也使得我深入了解了比亚迪不为人知的一面，同时得以近距离观察巴菲特和他的团队是如何了解一个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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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给我的最深印象，并不是他不断被人请教，又不断地讲如何进行价值投资，而是他能在任何场合下让周围的人感到愉快。无论是在电梯间、车间，还是在酒店里面对上千名经销商、在礼堂里面对3 000名员工，巴菲特最大的本事，就是让在场的所有人感到愉快。他会讲一些轶事，会进行机敏的评论，会弹奏夏威夷四弦琴，或者与芒格调侃几句，这些总能让周围充满愉快和轻松的气氛。他会热情地拥抱深圳驾驶电动出租车的司机，给比亚迪的女员工签名、合影，甚至摆出他著名的赠送钱包的动作。他享受眼下的每一刻，而且非常善于让周围的人一起享受同处的时光。他不懂那些技术，但他懂人，包括那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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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能与长他6岁、性格掘强的芒格有长达51年的成功合作；与比尔·盖茨有长达19年的“忘年交”，并邀请他进入自己的董事会，把一生所获财富的绝大部分交给了盖茨基金会。值得一提的是，巴菲特无论是与芒格还是与盖茨初次相见，都立刻有遇见知音之感，陷入难以自拔的思想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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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芒格如何说服巴菲特投资比亚迪，巴菲特在中国之行的不同场合，至少即兴演绎了三个不同的版本，但以下这个版本我最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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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格第一次向我推荐王传福时，说遇到了另一个亨利·福特，我说回去研究研究；第二次向我推荐时，说我将错过另一个爱迪生，我只是感到有点儿意思；第三次他对我说，如果还不买的话，将错过另一个比尔·盖茨，于是我就说，那咱们就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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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他即兴发挥了其中关于盖茨的情节，但更重要的是，他让在场的芒格、盖茨、王传福，以及比亚迪的3 000名员工，都捧腹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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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对智商很不在乎，他经常说，如果你的智商达到150，可以卖掉其中的30，剩下的足以做好投资赚钱。他认为自己投资成功，除了运气，最重要的一点是情绪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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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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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越未知：从无限劳动力到无限计算力 书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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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悖论：模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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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了同事尹生写的《逆流而上：中兴通讯在行业冬天中的崛起》，我的脑海里翻腾着一连串问题：从后发者崛起与赶超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电信设备制造业未来能否像日本的汽车业那样成功？中国的电信设备制造业主要由国家主导并进行大规模投资，为什么还能在这个领域产生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这些公司都只有短短二十几年的历史，能基业常青吗？在全球电信、移动通信、互联网以及终端日益融合的大变局下，中兴通讯能否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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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而上》这本书启发了我对创新的一般规律的思考。中国制造业这些年的成长经历，大致是沿着贸易、代工、模仿及授权生产、开发、创新这样一个顺序拾级而上，而中国制造业中比较有竞争力的公司，也大致沿着这样一个轨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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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代工向创新升级的过程中，模仿和授权生产环节起到了桥梁作用。中国制造业目前虽处于升级的过程中，但主要还是处于模仿及授权生产阶段。在这样一个转型期，“创新”成了一个时髦的词汇，从政府官员到企业家，都喜欢说“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喜欢谈“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从长远来看，这无疑是正确的发展方向，因为中国目前粗放低效的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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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创新本身并不是目的，创新是为了推动经济发展。而选择创新的方向，以及如何将创新与其他产业结合，决定了创新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经济及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力。比如，美国的“金融创新”曾一度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但创新终结于一场金融危机，它已经损害了美国经济整体的竞争力。而创新本身又是高风险的，有时候要付出极高的代价，比如20世纪90年代是高科技创新的黄金时期，但是经历了一场互联网泡沫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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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产业在崛起阶段也并不是主要依靠创新，而是依靠在竞争中摸索出来的有效商业模式。我们看到，中国一些成功的企业，大都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代理外国产品、自己代工、仿制或者改制、成为某些标准的授权生产商、将一些现有技术进行集成，直至创新。每上升一个台阶，都或多或少地需要研发，需要累积式的创新，而所有这些都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创新与研发也不能画等号。将别人已经有的技术、标准拿过来，生产适合市场与客户需求的产品，不需要创新，但往往要经过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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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代工到创新，直至掌握知识产权（专利、商标和标准），是一个沿着价值链攀升的过程，那些向上攀升的公司，动力来自商业竞争的加剧：过多的代理商令贸易的利润趋零，于是向代工进军；过多的代工者令利润趋零，于是向仿制进军；过多的模仿者令利润趋零，于是向创新和品牌进军。每向上攀一级，研发的成本就会成倍放大，商业风险也相应放大，而一旦成功，将会获得垄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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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知识产权所获得垄断地位的期限，决定了创新的回报。如果在专利期内能获得更大的收益，高投入的研发所支撑的创新是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商业模式的。但是，在全球化与互联网时代，创新的风险端在不断放大，而收益端在不断缩小。这是因为模仿的壁垒降低了，仿制的速度更快，成本更低。而更重要的是，模仿者在掌握了模仿的技术和产品之后，也能迅速从模仿进入创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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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是中国的模仿大本营和最重要的发源地，但也是中国最早与最成功的创新型企业不断涌现的地方。这里虽然没有名牌大学和国家研究所，但创新被当成一种用于竞争的商业模式，于是从制造到创造，再到品牌、设计，深圳所取得的商业成就都领先全国其他城市，而且成功进入国际市场。深圳集模仿和创新于一身，这两者之间的联系难道是巧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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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一位企业家说过，创新都是被迫的。是的，中国有太多的同质化竞争，以至于很快就生产过剩，很快就将价格压到无利可图，于是那些条件比较好的企业，唯有通过创新来产生壁垒，形成垄断，从而获取更高的利润。而中兴通讯和它的老对手华为在深圳的崛起，都以研发为驱动力，顺应了产业从模仿到创新这样一个规律，并且是模仿中有创新，创新中有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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