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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逃避的劳动力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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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节期间的农民工及外来务工人员返乡，是中国上亿人口的年度集体“下沉”，即从一二线城市和沿海地区下沉到三四线城市。春节期间，京沪广深以及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空空荡荡，与内地中小城市熙熙攘攘形成鲜明对比。而春节一过，那些下沉的人群又浮起到各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中国制造”的巨大机器又轰鸣起来，全球经济也跟着忙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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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下沉”之后，再也浮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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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春节过后，沿海地区的“民工荒”都会更加严重，而且劳工短缺正在向更多产业蔓延。刘易斯拐点正在到来：工业化吸纳剩余劳动力达到一定程度，若要继续吸纳，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否则，农民工就不会进入工业，民工荒就是典型表现。另外一个解释，中国制造正在向内地转移，中西部许多农民工选择在当地就业，所以刘易斯拐点目前只是在沿海地区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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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的背后，是中国人口结构正在经历一次加速的巨变。2011年至2015年的“十二五”期间，中国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将开始发生逆转。到2015年左右，中国的“婴儿潮”一代开始退休，人口抚养比，即总体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开始反弹。从2015年到2025年期间，中国适龄工作人口将会减少2 9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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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前后，中国的GDP总量可能已经超过美国，但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即60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会超过美国。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相对于美国经济的人口结构优势，到2030年时会完全颠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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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结论是基于联合国2011年公布的中国人口生育率1.8，而要维持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不减少，生育率应为2.1，即每对夫妻养育子女的平均数。但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生育率仅为1.18。随着中国的城市化，中国的出生率可能会继续下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可能会来得更加迅猛。2019年，中国的人口规模达到高峰，然后是陡峭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到204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达到32%。到2050年，中国的适龄工作人口将比目前下降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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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是“十二五”期间最基本的变量。中国经济的增速会下降，通胀压力加大，刘易斯拐点从沿海转向内地，从一线城市转向二三线城市，如果不提高劳动生产率，可能会同时面对减速和通胀两方面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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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低端产业和城市服务业的劳动力短缺，与大学生就业有难度并不矛盾，原因在于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仍不能提供足够的大学毕业生所期待的白领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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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一般会导致储蓄率下降、投资率下降、政府财政负担加重。中国目前仅有3%的GDP用于公共养老金，如果目前的养老金制度不改变，到2030年将花费GDP的10%。这还不包括老年人上升的医疗保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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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短缺，现有的商业模式将面临重大挑战，不仅是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目前城市中的一些消费类产业，如餐饮、物流、零售等服务业，都将需要应对这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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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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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赌”大宗商品大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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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所处的位置，还是从中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来看，中国目前都处在对全球大宗商品高度依赖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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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还将持续数个经济周期。在这一时期，中国仍将大力发展制造业，包括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在全球扮演较低端的加工厂地位，对能源、资源、粮食类大宗商品的需求非常大。在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下，中国经济是以较高的速度增长着，但能源和资源的消耗速度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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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经济规模、市场潜力和增长的速度来衡量，在过去的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中国需求”无疑为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操办了一场盛宴。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因素”被热炒成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一股主要推动力量，令市场形成强烈的预期，全球流动性过剩和美元贬值，使石油等大宗商品被热炒出一轮空前的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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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轮持续6年的行情中，中东产油国的原油出口美元收入与原油价格形成了轮番炒作的态势，原油价格上涨产生了巨额的顺差“石油美元”，而这笔美元又回流到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许多加入炒作原油的对冲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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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贬值的同时，资源出口国的货币强劲上升，以澳大利亚为例，中国对以铁矿石为代表的大宗商品的需求，推动了澳元长达7年的强劲升值，而加拿大元对美元的汇率也几乎翻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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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这种严重依赖外需的世界加工厂模式，以及被国际投机者利用炒作的“中国因素”所支撑起来的大宗商品行情，是建立在越来越严重的全球经济失衡的基础之上的，即中国过高的储蓄率、投资率、出口，及其形成的巨大的“双顺差”和积累下来的巨额储备，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低储蓄、高负债和高赤字，这些都无法持续下去，最终导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外需急剧萎缩，对中国经济形成一次强大的“外需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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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需冲击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突然失速，叠加西方7大工业国无一例外的经济衰退，以及不断蔓延的新兴市场经济急剧放缓，萎缩的需求、悲观的预期，导致本来已经积聚起来的大宗商品泡沫崩溃，产生了过调（Overshooting）的效应。而大宗商品崩溃伴随着去杠杆化的过程，对金融市场的动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崩溃直接导致生产价格指数（PPI）及间接导致消费价格指数（CPI）的“跳水”，暂时纾缓通胀的同时，也引发了通缩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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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些公司在大宗商品高价时囤积了大量的实物及看多的衍生品，在价格大幅度下跌时，产生两方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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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量采购原料的化工及钢铁行业库存严重，从2008年10月和11月的统计数据来看，价格直线“跳水”，引发通缩担忧。由于存在一个消化库存的时期，造成一段时间内的“需求真空”。 中国公司大量的衍生品交易造成巨亏，以及中国进行的海外矿产资源收购造成巨额浮亏。 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是资源的消耗者，而资源的拥有者、运输者、市场以及相关的定价权及场内和场外的风险管理工具，全部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中，使得中国在整个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面临巨大的能源和资源供应风险。这是中国发展中的一个战略问题。在过去一轮经济周期中，我们看到，由于需求强大、经济过热，导致中国在国际大宗商品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由于没有定价权，只能被动接受国际商品价格，而被动接受的同时，又起到了不断推高价格的作用；由于对经济周期的掌握没有经验，在选择并购、囤积、运用衍生品对冲风险（当然不能排除投机的因素）的时机以及“对赌”的条件上把握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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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处于能源和资源消耗最大的一个环节上，如何建立工业化的能源与资源供应的安全保障机制，将是中国长期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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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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