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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李鸿章稳定招商局军心，坚持“官督商办”原则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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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陷入价格战泥潭，危机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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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书房里埋头给丁日昌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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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日昌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军火专家，更是淮军集团改革的干将。随着改革的推进，淮军集团在干部储备方面日渐捉襟见肘，李鸿章反复权衡后，将丁日昌推到了福建巡抚的位置。李鸿章此举不仅是要掌控军事工业旗舰——马尾船厂，更重要的是要在台湾全面推行改革，开矿、修建铁路、兴办电报。可是丁日昌在福建巡抚的位置上很不舒服，福州官场波谲云诡，分不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搞得他头昏脑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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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的倾轧令技术型干部丁日昌很不适应，他很快就在福州病倒了。李鸿章十分关心丁日昌的病情，委托到福州出差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去探望丁日昌。赫德到了福州后告诉李鸿章，尽管丁日昌看上去“面貌精神甚佳”，[31]可是脚肿得都不能走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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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离开福州后，丁日昌敏锐地觉察到李鸿章托人探病的微妙。赫德名为探望病情，实则是为李鸿章考察自己的忠诚度。福州官场有大批左宗棠的故吏，马尾船厂更是左宗棠的心血之作，沈葆桢主政马尾船厂时，每次向皇帝汇报船政大事，都需要左宗棠联合署名。丁日昌在病床上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详细地汇报了福州跟台湾的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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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收到丁日昌的信后，当即热泪盈眶。在一封不长的书信中，一向严谨的丁日昌竟然犹如孩童练字，明显能感觉出写信之时他的手在不停地颤抖，“几不成字”。略懂中医的李鸿章在信中宽慰丁日昌，说他可能是在台湾受到瘴气侵扰，加之劳累过度，如果静养一段时日就能恢复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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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丁日昌的信，仆人又送来了另一封信，正是盛宣怀充满火药味的控告信。李鸿章在给丁日昌的回信中很是无奈地感叹，轮船招商局兼并旗昌轮船，“其议发自阁下，而成于幼丹”，英国资本控制的太古、怡和两家轮船商竭力倾挤，导致轮船招商局“船多停歇，岌岌难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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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是淮军集团的改革旗舰，更是李鸿章获取改革主导权的重要筹码。可是，山西道监察御史董儁翰弹劾轮船招商局“用人太滥，耗费日增”，“各上司暨官亲幕友，以及同寅故旧，纷纷荐人”，任人唯亲的管理层“所荐之人，无非纯为图谋薪水起见”，甚至有官员“挂名应差，身居隔省，每月支领薪水者”。[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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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的控告跟董儁翰的弹劾令李鸿章感到事态的严峻，忙于国际外交跟直隶管理的李鸿章一直放手轮船招商局的管理，此时盛宣怀的夺权已经明显与“官督商办”的改革路线冲突。李鸿章给丁日昌写完信，将自己关进书房，对轮船招商局进行了详细的总结，他要拿出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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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轮船招商局的成立“专为自置轮船，协运漕粮，以补沙船之不足”，目的是“各口揽载，以收回本国之利权起见”。从朱其昂前往天津领走二十万串的军费，到以唐廷枢为首的广东商帮主政，轮船招商局先后招募商股四十七万六千余两，此后轮船招商局开始跟欧美轮船商捉对厮杀。打着争夺中国航运权的旗帜，淮军集团拉开了改革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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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在以唐廷枢为首的商帮控制下迅速发展，短短几年内在上海、天津、汉口、福州、香港、长崎、吕宋、安南、新加坡、槟榔屿等处各设分局。开办之初，政府的漕运订单成为轮船招商局与其他轮船公司竞争的最大支柱，轮船招商局第一年的运费收入相当可观，每股“除亏折费用及练钱缴息外，尚余利一分有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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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淮军集团改革的旗舰企业，李鸿章不断地给江浙的督抚们写信，希望得到江浙更多的漕运订单。加之轮船招商局作为民族品牌的影响力迅速提升，国内客商纷纷将运输业务委托给轮船招商局，导致招商局的运输压力越来越大，管理层不得不商议招募新股，“定造并购买共添六船”。[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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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增发新股的工作重新启动，很快就招募了十万二千四百两，尽管当时新旧股本再加拆借军费共计七十三万九千余两，可是购置新旧轮船十一艘及码头、栈房等费用高达一百二十八万两之多，差额的五十四万余两均由轮船招商局的管理层四处挪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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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督商办”的改革路径很快被证明是相当正确的。在广东商帮的经营下，轮船招商局的生意越来越好，第二年每股“除费用及筹垫折息之外，尚有余利一分五厘”。为了扩大业务范围，管理层决定第二次增发新股，遗憾的是招募到八万两的时候，英国驻北京大使馆翻译马嘉理在云南被杀，英国军舰集结烟台，商人们担心“海防有事，未能踊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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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太古、怡和为首的英国轮船商眼见轮船招商局“规模日见恢宏”，“遂生忌嫉”，跟轮船招商局打起了价格战，降价幅度高达百分之八十。马嘉理案爆发，英国资本“遂其垄断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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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战一度将轮船招商局拖入了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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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第三年的资金链相当紧张，只得向钱庄拆借流动资金，贷款总额超过八十万两。到1877年，累计支付贷款利息已经达到九万一千两，扣除财政贷款利息后，股息不足五厘。管理层担心股东们抽走资金，只有打肿脸充胖子，透支来年的盈余，股息按一分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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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旗舰陷入资金危机，李鸿章心急如焚，当即拍板拆借十万两海防军费、十万两直隶军费、十万两粮台财政款、五万两保定军费，贷款利息为每年八厘。李鸿章担心三十五万两的贷款不足以缓解资金压力，又下令山东海关给轮船招商局贷款十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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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并购旗昌轮船的举动令太古轮船忌嫉更甚，太古轮船从银行贷款百万两，购置了江船跟海船各四艘。太古轮船贷款利息不超过四厘，每年支付利息不过四万两。轮船招商局财政借款一百九十万两，并购旗昌轮船欠款一百二十二万两，按照每年八厘的利息计算，每年光支付利息就超过二十万两，贷款利息压力是太古轮船的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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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嘉理案后，商人们担心战争会给航运业带来沉重打击，因而对轮船招商局增发的新股热情不高。这时太古轮船发动价格战，招商局收购过来的旗昌轮船江船最多，船大费巨，多行一船则多赔巨款。太古轮船发起价格战就是要将轮船招商局拖入亏损泥潭，巨大的还贷压力势必会导致以钱庄为首的贷款方进一步紧缩银根，轮船招商局的资金链会更紧张，商人更不会认购增发股份。收购旗昌轮船后，轮船招商局招募商股仅有四万五千一百两。[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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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润曾经希望跟太古轮船谈判休战，可是太古轮船不接招，轮船招商局只能用漕运盈利来弥补长江航线的亏损。管理层当时估计，此法只能支撑一年到两年，“欲多方困我，使我不能持久。”李鸿章一眼看穿了太古轮船的险恶用心，“然后彼得垄断，独登专攘中国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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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股本不足百万两，归还财政贷款跟支付钱庄借款利息的压力繁重，很难跟太古轮船进行长久的价格战。可是现在太古轮船不肯议和，搞得轮船招商局“竟有骑虎难下之势”。李鸿章给管理层批示，轮船招商局作为改革旗舰，“不可半途而废，致为外人耻笑”，更不能落入洋商撷取中国航运业的圈套之中，一定要官商合力，设法扭转轮船招商局的颓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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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谋远虑，李鸿章三策预案化解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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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早在轮船招商局成立之初就预料到会有今天的困境，所以亲自组织了天津海关道各级官员，会同轮船招商局管理层的朱其昂、唐廷枢、徐润、盛宣怀等官商代表，在天津召开联席会议。经过几天的闭门讨论，天津联席会议拿出了一个三策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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