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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第十四章 皇帝新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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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发行股票筹集赔款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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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款没银子，皇帝着急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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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1月30日，大清帝国御前会议规模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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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京城三品以上官员以及六品的翰林院编修都要参加。紫禁城外皑皑白雪，雪地里停满了大小官员的轿子。游历欧美归来的李鸿章很久没有参加过御前会议了，他看了看前面的轿子，倒吸了一口凉气，已经病入膏肓的恭亲王奕䜣被家仆从轿子里面搀扶出来，转乘光绪皇帝特准的暖轿，被四个五大三粗的八旗兵丁抬进了午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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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李鸿章就一直生活在惶恐之中。1895年5月1日，广东考生康有为联合19省在京的1300多名举人，起草1.8万多字的《上皇帝书》，提出拒绝批准中日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康有为一行人第二天到督察院上访，督察院拒绝向皇帝呈递举人们的《上皇帝书》。[1]读书人的上访令清政府执政精英们胆战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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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千夫所指、士子联名上访，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将甲午战败的所有责任都推到了李鸿章的身上。曾经坐镇北洋，遥持朝柄，现在随班朝请，迹同旅寄。独居在贤良寺的李鸿章与青灯佛卷相伴，阅尽人间凄凉。期间，沙俄跟德国担心日本在东北亚做大，联手威逼日本归还辽东，以李鸿章为首的官僚们提议“联俄制日”。清政府执政集团决定派李鸿章出使沙俄，以恭贺尼古拉二世登基为名，执行联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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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光绪皇帝封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出使欧美。李鸿章到莫斯科后，尼古拉二世跟李鸿章密谈结盟事宜。5月18日，尼古拉二世特意将李鸿章列为出席加冕典礼的各国专使首班。沙皇登基庆典后，北京总理衙门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俄联盟细节，在京的王公大臣参与了会议讨论，最终北京方面批准了李鸿章跟莫斯科方面草拟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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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6月13日，李鸿章一行登上开往柏林的火车。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行宫举行国宴招待李鸿章，晚宴后陪同李鸿章检阅德国御林军。李鸿章跟柏林方面秘密谈判合作之后，专程到汉堡拜访了退休在家的首相俾斯麦，俾斯麦设家宴款待李鸿章，两人相谈甚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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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访问期间，法国总统富尔、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均以国礼待之。李鸿章的轮船抵达纽约时，纽约市万人空巷，都涌向码头欢迎这位他们眼中的“中国副总统”，甚至连在外旅游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都提前结束休假，回到华盛顿接见李鸿章。李鸿章在美国接受记者的联合访问时，批评美国法案歧视中国劳工，畅谈自己的改革理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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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回到北京，急忙跑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汇报欧美之行。第三天，光绪皇帝发了两道圣旨：第一道是任命李鸿章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欧美之行扬天朝外交威仪，没想到慈禧太后只让他在总理衙门当了个参谋。第二道是谴责李鸿章擅闯圆明园。李鸿章在去颐和园向慈禧汇报的路上，路过圆明园，决定进去凭吊废址，以示图强决心，没想到慈禧太后会下令吏部处分李鸿章擅进圆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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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部召开会议讨论李鸿章擅闯圆明园的罪过，在给慈禧太后汇报时，强调法无可恕，但情有可原。慈禧太后那时正在主持修复圆明园，李鸿章进去凭吊就是擅闯皇家禁地。吏部向慈禧太后汇报后，慈禧太后给出了罚俸一年的处分，一点面子都没有给李鸿章。李鸿章只有再度蛰居贤良寺，一步也没有踏进总理衙门，空挂了几年参谋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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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突然召开御前会议，李鸿章知道今天的会议非同一般。中法战争期间，慈禧太后解散了奕内阁，奕赋闲在家，很少参谋军国大事，现在已经卧病在床，今天却被抬进了紫禁城，看来《马关条约》的赔款已经逼得皇帝走投无路了。李鸿章偷偷地瞄了一眼龙椅上的光绪皇帝，光绪皇帝有些心神不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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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前会议的唯一议题就是给日本人赔款的问题。前三次支付下来，大清帝国能够抵押的海关，已经全部抵押给国际银行了，如果继续进行国际贷款，那么帝国的财政将完全操纵在洋人手中。日本为了缓和国内经济危机，向中国发话，只要交钱就从威海卫撤兵。既然有收回威海卫这么好的机会，必然不可错失。可是银子从哪里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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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连续问了台下的群臣三次，都没有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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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有一个办法可以解燃眉之急。”就在朝堂一片沉默的时候，突然，一个洪亮的声音响彻朝堂。光绪皇帝定睛看了看，站出来说话的是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黄思永。光绪皇帝对这个黄思永还是很有印象的，自己坐上龙椅的第六年殿试，当时主考官象征性地向还没有亲政的自己汇报了一下殿试成绩，这个黄思永是当年庚辰科一甲一名，被钦点为状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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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三十八岁的黄思永一跃成为小光绪皇帝的天子门生，他也没有辱没“天子门生”这一声誉。在甲午海战的前一年，山西发生灾情，就是这个黄思永带着赈灾的使命兢兢业业地干活，赈灾工作完成得相当出色，回来后交部从优议叙，擢升为国子监司业，很快迁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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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思永从袖筒里摸出一份奏折：《请特造股票筹借华款疏》。黄思永在奏折中向光绪皇帝建议发行借款自强股票，以充分挖掘和积聚华民的财富，尤其是应“严责中外臣僚，激以忠义奋发之气，先派官借，以为民倡”，则“合天下之地力人力财力，类别区分，各出其余，以应国家之急；似乎四万万之众，不难借一二万万之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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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老师精修慢定昭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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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股票”，听上去似乎可以借此凝聚民众的爱国之情。黄思永是希望让老百姓明了朝廷借款是“因国计自强派股”，进而“人人晓以休戚相关之理，人人动其忠君爱国之忱”。但是，在经历了一场又一场颜面扫地的失败战争，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之后，朝廷的公信力在民间已经荡然无存，成为破船的大清王朝还能通过发行股票自强？由于担心这种通过发行股票募集民间资本赔款的方式会遭遇帝国子民的抵制，黄思永还给光绪皇帝想了一招发行模式：先按官之品级、缺之肥瘠、家道之厚薄，酌定借数之多少，查照官册分派，渐及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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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带头认购自强股票，根据品级的不同、地方经济状况不同、家庭财力的厚薄进行区别摊派，有了官员带头认购，自然能起到促进作用，帝国的子民们在官员们倡导的自强精神鼓动下一定会趋之若鹜。光绪皇帝听后一阵激动，向帝国的臣民以朝廷的名义发行股票，将民间的银子收上来，这是个好办法。李鸿章、容闳这些一直折腾商业股份制改革的大臣干吏怎么就没有想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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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思永的思路来自于郑观应。郑观应早在1880年出版的《易言》中就为光绪皇帝指出了一招搜刮银子的好办法：“泰西各国，凡兴建大役，军务重情，国用不敷，可向民间告贷，动辄千万。或每年仅取子金，或分数年连本交还，隐寓藏富于民之义，而不欲授利权于异国也。”[6]黄思永在十八年后，提出了跟郑观应一样的募集思路，这对于备受财政困扰的光绪皇帝来说，简直就像久旱逢甘霖一般，光绪皇帝立即传旨“著户部速议具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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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郎黄思永在朝堂上给光绪皇帝献策，可通过发行股票的方式募集民间资金赔偿战争赔款，“公车上书”召集者康有为听闻后非常气愤，抨击黄思永的股票发行方案“徒饱贪吏，于国计无益”。康有为预言这将是一场官员中饱私囊的狂欢盛宴，对朝廷没有一点什么好处，无论外债内债都是挖肉补疮，如果不从经营自强着手的话，“则赔款无已时，借款亦无已时，是坐自毙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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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光绪皇帝没有时间跟心情来搭理康有为发出的杂音，他直接将黄思永提交的发行股票方案交给户部尚书翁同龢。身为帝师的翁同龢闻此同样是义愤填膺，在黄思永给光绪皇帝出完点子之后，差点就站出来指着黄思永的鼻子一通臭骂。要知道，经过连年的赔款，老百姓早已经是囊中羞涩，山西、山东、河南、河北、陕西到处是流民，还得靠朝廷连年赈济，民间哪有银子可以让朝廷搜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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