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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袁同志“以石压卵”，收北洋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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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幡所熔铁失败，伊藤博文死咬大冶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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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堡严重的经济危机像病毒一样在欧洲蔓延开来，铁路建设大规模削减，钢铁进口量猛烈下降。向俄国出口大量钢铁的美国跟着爆发危机，钢铁产量减少三成。通过甲午战争攫取中国两亿白银的日本，短短几年就获得了空前的繁荣，随着本国经济与欧美接轨，经济危机的病毒迅速将日本也拉下水。日本的生铁产量下降近五成，造船业削减近三成，铁路建筑更是下降了七成。经济危机直接导致伊藤博文内阁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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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之初，伊藤博文就开始推动以钢铁为首的重工业的发展，八幡制铁所就是伊藤博文一手培养出来的企业，所以连铁矿石交易这样的事情他都会亲自到中国来谈判。伊藤博文现在寄希望于八幡制铁所，因为从大冶铁矿运回日本的铁矿石终于快冶炼出炉了。一旦八幡制铁所能够冶炼出优质的铁轨，日本的重工业就能重振旗鼓迅速地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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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伊藤博文等待八幡制铁所好消息的时候，老对手李鸿章终于走完了自己的人生。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在贤良寺与世长辞。那一天，落叶飘满了贤良寺的台阶，王公大臣们目送李鸿章走完了最后一程。伊藤博文对死了的李鸿章依然恨之入骨，因为他生前跟沙俄走得太近了，俄国一直在跟李鸿章谈判远东铁路的建设问题，“闻薨之前一点钟，俄使尚来催促画押。”[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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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死打乱了俄国人在远东的计划，负责俄国远东铁路建设的财政大臣维特感叹，没有了李鸿章，一切谈判都要从头再来，更关键的是北京再也没有一个人能勇敢地站出来，负责与外国人交涉。伊藤博文不信邪，他认为大冶的铁矿石已经运回日本了，现在张之洞已经成了北京的新贵，他跟刘坤一的“江楚会奏”已经成了北京改革的蓝本，日本在湖北的生意不但会一直进行下去，还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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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11月18日，八幡制铁所从大冶铁矿运回去的铁矿石第一次冶炼开炉，日本首相桂太郎代表明治天皇率领总理内阁大臣、参议院、众议院全体议员，邀请各国驻东京大使观看开炉仪式。人们在大高炉前焦急地等待了两三个小时，只见几个工人疯了一般上蹿下跳，最后出现尴尬的一幕——“熔铁炉的炉门打不开，熔融的铁不能流出。”失败，两院议员、当局大臣等都目瞪口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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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犯了低级的错误，遭遇了世界性的尴尬。盛宣怀很快就得到一个消息，伊藤博文为了找出熔炉门打不开的原因，将因贪污辞职的原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野吕景义给招回八幡制铁所。野吕景义很快就找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原来八幡制铁所采购的英国熔铁炉因为烧焦等问题，不能熔炼大冶的铁矿石，要想冶炼大冶的铁矿石，只有将熔炉更换成德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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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幡制铁所的失败让日本内阁非常恐慌，因为张之洞利用德国人陈兵汉江的机会，已经将《煤铁互售合同》的有限期修订为五年，也就是说五年之后合同对汉阳铁厂再无约束能力，到1903年日本如果不能解决熔炉问题，大冶铁矿石交易就要重新谈判，而一旦萍乡至湘潭的铁路建成，中国方面完全可以拒绝跟日本的煤铁互换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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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12月27日，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给小田切万寿之助发来密电，“闻外国人中也有觊觎于此者”，八幡制铁所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合同五年到期时矿石售价如果谈不拢的话，之前的合同就跟废纸一样，日本的制铁所事业必受大挫，“希望在商定期限届满前”，将日本“权利再予以确定”。[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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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条约》让中国赔偿四点五亿两白银，北京财政已经空虚，盛宣怀在湖北主导的钢铁厂与铁路资金缺口巨大，连从萍乡至湘潭的铁路都没有资金建设。日本见状，立即想到贷款的老招，“为了便于达到上述目的，对于该矿如有贷款之必要，我方决定将予以应允”；小村还指示小田切万寿之助，“希即善体此意，拟定适当方案，见机与盛宣怀进行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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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村寿太郎可能对盛宣怀当时的处境还不太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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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回乡葬老父，我乘机捞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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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10月24日，盛宣怀的父亲盛康去世，按照大清帝国的礼仪规制，盛宣怀此时应该向朝廷辞去一切官职，回到老家为父亲守制三年。盛宣怀一开始以为，现在北京正在推行全方位的改革，而自己又总领了航运、铁路、电报等多个领域，朝廷一定会通过“夺情”的方式，让自己边工作边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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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盛宣怀意料不到的是，他的报告送到北京后，朝廷只保留了他铁路督办一职，其他的职务要么是开缺，要么是署任。北京方面决定派张翼执掌轮船招商局与津沪电报局，以便“归入户部筹饷”之用。[32]张翼，老醇亲王奕譞的侍从，1901年跟随醇亲王载沣出使欧洲，回国后成为清政府执政集团屈指可数的海归人士。盛宣怀决定反击张翼的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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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才能阻止张翼接任？盛宣怀第一个想到的是袁世凯。李鸿章去世后，盛宣怀反复向朝廷举荐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意在巩固自己跟袁世凯的盟友关系。而且如此一来，盛宣怀跟直隶、两江、湖广天下三大总督都成了新的政治盟友。盛宣怀给袁世凯急电：“轮、电发端于北洋，宣怀系文忠（李鸿章）所委，并非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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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在给袁世凯的电报中诉苦，自己在轮船招商局跟电报局二十多年，“不过坚忍办事而已”，“至于利息盈亏，皆股商受之，局外不知，则以独揽权利为诟病”。盛宣怀抱怨那些批评自己的官僚，他们根本不了解自己在轮船招商局和津沪电报局的艰难，现在时局艰难，自己正“愿藉此卸肩”。[33]盛宣怀希望袁世凯能够阻止张翼接自己的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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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地方督抚们最大的筹码，直隶总督很容易成为帝国的盲肠，李鸿章努力让自己成为清政府执政精英眼中的河豚，美味而有毒。曾经在朝鲜监国的袁世凯，骨子里有着指挥千军万马的血性，他一直视李鸿章为人生导师。巡抚山东前，李鸿章将袁世凯举荐到荣禄门下，并让他在小站训练新式陆军，由此成为大清中央军的灵魂。总督直隶的袁世凯岂能成为盲肠？他只有重组北洋，才能改写盲肠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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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军集团领导下的北洋已经土崩瓦解，李鸿章留下的经济遗产是庞大的工业集团：轮船招商局、津沪电报局、开平煤矿。袁世凯相当清楚，一旦北京方面“钦派”张翼督办轮、电，并将两大集团的财务纳入帝国财政体系，李鸿章费尽心血维护的“官督商办”改革路线将彻底改变，商人们将远离中央推行的“国进民退”改革，李鸿章留下的信誉遗产将消失殆尽。钱袋子决定枪杆子，北洋的改革如果没有商人们的支持，袁世凯重振北洋只能是水中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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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精英有他们自己的算计。现在的大清中央政府已经没有公信力，反倒是汉族官僚集团在南方的威信极高。盛宣怀导演的东南互保已经让清政府执政精英们焦虑不安，汉族官僚集团通过互保成功地让南方避免兵祸，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在不断增加，由此形成了地方自治权架空中央统一管理权的格局。在清政府执政精英的眼中，盛宣怀是导致这一格局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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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一直是“官督商办”改革路线的忠实践行者，他最大的盟友就是遍布全国的商人，守制是免除他官员身份的最好机会。没有了红顶子，盛宣怀在商人盟友面前就失去了威信，这同时也是中央推行“国进民退”最好的时机。清理了盛宣怀，袁世凯继承李鸿章北洋遗产自然也成为了空谈。这简直就是一箭双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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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看重的是盛宣怀电报中“发端于北洋”这句话，这是自己继承北洋遗产的合法基础，自己既然总督直隶，插手甚至是全面接管轮船招商局与津沪电报局就是名正言顺的事。袁世凯给盛宣怀回电：“留侯（张翼）接局，鄙人断不谓然，当电京阻止。”[34]袁世凯同时又给轮船招商局的官员密电：“商局创自北洋，拟奏请仍由北洋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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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盛宣怀的邀请下，当时身在河南的袁世凯立即去了上海。盛宣怀跟袁世凯进行了深入交流，当面表达了自己不愿意辞职的真实意愿，可是袁世凯“力劝解去利柄”，这让盛宣怀感到不安。更让盛宣怀失望的是，袁世凯回京后，“即有收回电线、整顿招商之举”。盛宣怀在给一位长沙朋友的信中很焦虑地写道：“在制本应去差，但以后华商恐更寒心，官办电线尤不利军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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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当时安慰盛宣怀，大清帝国以孝治天下，如果盛宣怀不辞去官职，很容易让人诟病，更何况现在盯着轮船招商局跟津沪电报局的“不止留侯”。袁世凯又给盛宣怀戴高帽子，“以公才资，久当开府，困于庶事，实在可惜”。袁世凯建议盛宣怀“趁此摆脱清楚，亦同志之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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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使尽浑身解数，对付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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