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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名全球化小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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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民众在2008时觉得“多哈回合”谈判（农业市场开放谈判）是一件非常遥远且与我们无关的事情，这种心态恰好是一个证据。它告诉人们，这个国家关于农业全球化意识的禾苗，仍然没有找到它生长的最好土壤。大部分人坚信，中国是一个民以食为天的国家，农业的哲学观是自祖宗传播下来，不会轻易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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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大国报纸的社论是评价“多哈回合”的第二个样本。在多哈回合最热闹的时候，我们收集一下欧美主流的舆论，看看有什么东西。确实，我们能找到很多有分量的社论与专栏作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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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已经发表的主流舆论看：对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多哈回合仍然是农业全球化的启蒙；但对于像法国与美国这样农业力量影响国内政治的地方来说，“多哈回合”就像中美纺织品贸易谈判一样是政治大事件。2010年4月，当法国农民把几千台拖拉机开到政府的门口示威时，表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问题是票选政治难以绕开的政治议程。但开到门口的拖拉机也告诉人们：这不是法国国内的农业问题，法国的“三农”问题也需要在全球化框架下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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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农民在香港的世贸会议上的时尚而新鲜的游行和法国的拖拉机手示威，是中国学习“多哈回合”的好教材。虽然“多哈谈判”失败，但它恰恰表明农业全球化无论对于美国还是中国，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印度，无论是法国还是非洲国家来说，都已经是一个走到门槛边的大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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挟小农群体而防守农业全球化的政治思想，本身最大的论辩困境是自身的小农意识与小农政治哲学观。小农不是全球化要灭绝的物种，相反，它是无数农业经济单元的缓冲器，这就像江浙无数的家庭作坊与小企业组成了中国工业的缓冲器一样。无数的小农与他们的田园耕作在全球化语境下，是组装成一个农业大机器的艺术化构想，这样的构想在试点区域已成功转化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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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作为一个农产品生产者，与一个家庭企业一样，都是独立的私有化经济单元，它们有独立的产权意识、交换意识、信息搜集意识、调整生产的意识。在经济学认识了这一点后，把“小农”与“小企业”并排放在一起来谈论全球化才是一个面向未来的话题。除去21世纪头一个10年的“楼吃人”，过去几十年，中国农村的伟大小农实践早已跑在了学者们的思考前面。一个没有农会与工会的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可以轻装上阵，追赶全球先进的竞争者。中国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按WTO的游戏规则，成功创造了这样的小农生产奇迹。尤其是在2004年后的中国话语中，连续7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是投票给“三农”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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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不断开放的市场中，小农生产的艺术化方向是对冲那些来自于加拿大和美国农业大生产产品的有力武器。这样的比较优势交换理论，十几年前在中国沿海的伟大制造业实践中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现实中的情形还没有坏到一名中国陕西的农民完全与一名加拿大农民的农产品现场对决。相反，农业的全球化首先始自一个开放的国内农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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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农业问题的讨论，总是不由自主地要联系到地缘政治与经济分析。比如，欧洲的国家疆域基本上像中国的几十个省；中国的统一自由大农业市场就像一个初步一体化的欧洲市场。同理，国内市场的成熟实践，也适应于中国参与北美、东南亚的农业全球化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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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那次虚惊一场的粮食危机一度破坏了人们对于全球化的信心，并进而破坏了已有的农业制度经济学理论影响力。全球化已经被妖魔化为一个像索罗斯一样破坏他国经济的可恶家伙。这对于中国政策与理论界的惊吓效果也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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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实时传播会放大社会情绪，也会放大商品的价格波动幅度与频率。在常识没有被破坏的情况下，越南、柬埔寨的大米本来就吃不完，足够出口菲律宾；“菲佣”从发达国家赚回的美元也足够补助越南与柬埔寨的农民，这样的比较优势循环正是过去十几年来全球化给东南亚的福音，就像荷兰人在低地种植郁金香空运到北美，买回上好的加拿大玉米一样。在技术层面上，农业全球化的坚强事实早已发生，但在以国家为单元的商谈中，他们仍然没有就这一行为达成坚强的共识。2008年下半年，东南亚国家手忙脚乱地限制粮食出口，出现人人自保与人人自危的局面，正是反全球化的一次教训。这样的教训一旦成为政治共识，往往需要很多年才能找回失去的社会成本与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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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危机使“重农主义”思想在中国与欧洲的特定时段内找到了一些合法性，不过，用这样的哲学基础去思考粮食问题时，却没有考虑到全球化、全球商品市场、全球能源市场这些因素之间的关联。“手里有粮，心中不慌”的传统哲学，总是以社会大动荡为前提来获取心理安慰的。长期坚持这样的治国思想，一个国家的农业发展将会停止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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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粮食危机”实际上是高油价扭曲下的一个恐慌的演练，它一度使决策者想重新回到土地，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自给粮食的借口。但是，人类历史上治理饥荒的最好的办法是自由流动的农产品交易、一定的粮食储备和在国际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不论怎么说，“多哈回合”都是建立一个粮食全球化的合法话语基础的必经之路。这是没有受到粮食危机的中国决策者要认真思考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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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重农主义的理论源流表明，特定时期的重农主义在大陆国家的盛行机率远远高于海洋国家，在集中权力国家的盛行率高于于民主权力结构的国家。例如，法国总统萨科齐在“多哈回合”中对于曼德尔森的批评，在法国的农民中和持有重农主义思想的法国学界得到了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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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萨科奇的举动又能说明什么？法国人的自耕农思想是波尔多、勃艮第、罗纳河谷地区的岩砾地种葡萄者的心理，但是，这种神仙般的自耕农理想难道不是伦敦的葡萄酒交易所制造的吗？没有伦敦的期货交易，怎有波尔多的艺术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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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专门写了一章叫《论奖金》，评论一个国家对于出口农产品与工业品的补助。用斯密的观点来论证萨科奇在“多哈回合”后的谈话很合适，这一切正是“多哈回合”谈判失败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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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说：“理论与实践证明，在大国的各省之间自由贸易，不仅是缓解粮食短缺的好办法，也是防止饥荒的最好办法；大陆内各国之间的自由进出口贸易，也是缓解粮食短缺和防止饥荒的最好方法……”他还说：“许多国家限制农作物出口的荒谬法律，常常加重了不可避免的粮食短缺的不幸，最终发展成可怕的饥荒。”斯密在随后的重农主义的一章中，批评了那些保守农业观意识形态的法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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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去世一百多年后的2008年，历史好像又一次在多哈重新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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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加入WTO时朱镕基政府对农业有一次质的开放，这种在当时有一定政府压力的举动，今天回头来看，这样的开放胸怀虽然会受到保守主义的长期诟病，但从长远来说有助于这个国家建立统一开放的国内农业市场，并勇敢而没有思想包袱地面向了全球农产品市场。当21世纪第一个10年结束时，欧洲与美国的舆论在总结历史时都佩服中国的开放使这个国家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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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是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也是中国农业开始步入结构性转型的年代。农业的全球化对于中国东南西北的农民来说，是在一个更合理的范围内给他们的生产与劳动力重新定价，就像20世纪80年代的沿海出口企业给中国农民的劳动力第一次定价一样。作为小生产者，他们以村落为信息传播单位，以原产地的农产品特点为生产指向，机动快速地调整每一年的生产品种，尽最大可能地去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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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几亿农民以这样智慧灵活的方式，学习商品定价和流通知识，这是全球化的第一课。做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小农，对中国不但是一个好的商业理想，更是一个好的文化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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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个农业大国盼望的艺术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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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哈失败与粮食危机，都是中国“三农”问题在21世纪初的演出大背景。这一演出，如果上溯历史的话，还要提一下的是一名英国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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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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