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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粮食元意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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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我吃到了一种快要绝迹的西北旱田小麦面粉。那是我父亲珍藏的1987年产的小麦，在西北干燥的空气里它已经悄悄地保存了20年。这样的小麦是手工状态下生产的低产量品种，今天，它早已成为古老农业的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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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珍藏这批小麦时，纯属一个中国农民对于粮食的热爱和对于政治反复无常的担心。1990年苏东剧变，俄国的粮食比机械设备还要珍贵时，农业的元意义出现了。20年后，父亲在珍惜地享受这样的一批政治粮食时，也改变了他的农业哲学观。他的现代农业生产已经可以做到一年有近10万斤商品。玉米这样的粮食在他眼里只是销售的商品，并不是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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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小麦变成食品的时候，玉米只是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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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世界的石油价格飞涨将玉米变成了工业品后，它已经是乙醇汽油的好原料了。因为玉米，中国北方的农民与全球化不可分离；也因为玉米，这些农民与全球化遥不可及。这样有趣的故事不仅在西北，也开始发生在泰国、越南、埃及、菲律宾等全球大米生产国。当玉米获得了工业品的身份后，芝加哥粮食期货所的小麦与大米价格便一路飞涨。进入2008年，全球性的通货膨胀激发了人们对于粮食本能式的恐惧。一个全球化互补的动态市场，一瞬间就成为了各自为阵的封闭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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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最大小麦进口国，埃及的阿拉伯大饼一路上涨，恐惧心理的博弈一度使这个国家已经封锁了大米的出口。一样命运的是菲律宾，作为全世界最大的佣人出口国，也成为全球最大的大米进口国，这个国家每年需要约50万吨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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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关于农业话题的世贸谈判“多哈回合”无果而终，但在过去十几年的农业全球化的浪潮中，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一直高枕无忧。它输出的佣人，可以从越南和泰国换回优质大米。国家间的经济分工，是一个全球性的亚当·斯密式分工论题，但在全球金融危机前，石油价格的飞涨一度将这样的游戏规则击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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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油价将玉米变成工业原料后，农产品突然成为稀缺的东西。在一个动态的全球供应链上，并不需要很多农产品的战略储备，因此，小麦也好，玉米也好，大米也好，其储备都处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较低水平上。这就像一条马路上汽车的速度越快，它的汽车容量也大一样，可是一旦停下来，容量就会急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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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在这个世纪的头十年正面临着这样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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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球化突然放慢时，农产品的需求就空前强烈。就像菲律宾急需大米的时候，越南和泰国突然开始控制大米的出口，以备自己国民之需。这样的国家间的心理博弈十分像纳什博弈论中的著名案例——“囚徒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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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对于全球化中短暂的人人自危，农业贸易突然回到了古老的警惕状态。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在芝加哥、郑州的期货所里，因为这种农业全球化的危机而使期货的远期合约不断上涨；而在现实生活中，因为期货合约的不断上涨，现货的交换开始抛弃原来规则变得保守而封闭。在虚拟的符号交易市场上，金融的全球化使期货市场中获益的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利益；在现实的交易中，因为这种虚拟符号的恐慌，现货的供求却出现了反全球化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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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商业力量过去十几年力主全球化中还没有遇到过的特别案例。在回到全球交易的元意义时，如果大家都不遵守游戏规则，全球化的商业伦理就完全不合法，那时，人类几十年来积累起来的商业进步便一朝退回到几十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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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在回到农业的元意义时，难道全球化就失效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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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农业全球化失效的暂时性在于这一全球化的过程本来还没有准备好，或者说因为石油这一变量而使它没有准备好。在没有出现意识形态的恐慌时，只要有飞机上天，只要有互联网沟通信息，只要有市场权威，全球化就不会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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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年代的碎片：中国经济黄金十年 第四章 新农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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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农村的变革有过形形色色的试验。当时是一个号称民国中兴的时代，作为远东大国，中国一直想在农村发展出一套有自己哲学观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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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农村的变革有过形形色色的试验。当时是一个号称民国中兴的时代，作为远东大国，中国一直想在农村发展出一套有自己哲学观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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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分野的年代，中国大陆的人民公社与台湾地区的土地私有化在技术层面一直没有沟通过。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国提出的小康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等社会战略中，土地产权走向、小块土地生产方式改良、整体农业开放这三个方向是第二个10年“三农”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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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个大陆农民的西瓜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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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渡土地承包权，使之成为流动的生产元素，是一种隐性的权力股份。这一理论探索在十七届三中全会上成为国家政策。这也是自1978年土地承包政策后，中国在农村问题上最重大的理论创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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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因为附着了太多的意识形态元素，在1978年后尤其是1993年中国的经济大发展后，理论的创新已经远远落后于实践，即使土地流转的最终定案，也仅仅是现实倒逼出来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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