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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把华南的故事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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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言学上作关于“工人”的文本分析，看得到以华南为代表的中国东南沿海的青春期仿佛要结束了。但青春期的故事要接着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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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的2月，旧历新年前的一期《南方周末》的头版，是广州火车站的归家的民工潮照片。照片上是一名淳朴的打工妹回眸的特写，仿佛透露出对于美好前程的淡淡焦虑。编辑给这张照片加上的标题是《回家吧，回家吧，带着欢乐带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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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中国华南头上的“世界工厂”的名号还没有叫开。珠三角仍然是全球化经济神话的一个优秀样本，这里有着原始资本主义与中国文化混合的热烈味道，在西方的政治观察家与投资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们看来，这一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一枝独秀，堪称全球经济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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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几千万的农民工在华南的连绵几千公里的工业生产带上，以一种亚当·斯密式的古典经济规律，编织自己从农业中脱离出来的致富梦想。经济学家的共识是：珠三角是中国便宜劳动力与私营经济优美组合而成的全球化生产模式。又有人说，它是20世纪最后的资本主义，再加一句，它是最资本主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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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故事情节大转折，2007年后这种生产模式确实受到了来自合约理论方面的一个挑战。新的《劳动合同法》是华南的世界工厂里最担心的一个经济参数。无论是民营企业家还是经济学界，都以质疑的眼光看待这样一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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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已经开始执行的法律，把它与中国的全球化角色强烈地拉在一起，甚至连《物权法》的影响力都不能比拟。2008年，我每天早晨处理的上百个垃圾邮件几乎全部来自珠三角地区，基本分三类：第一类是倒卖税收发票，第二类是企业培训，第三类是新《劳动合同法》讲解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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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第三条，以如此海量的方式成为垃圾邮件，可见它对于华南的全球工厂的意义有多么重大。2008年的“两会”上，广东东莞的造纸大王张茵，作为政协委员提出新《劳动合同法》对于整体珠三角工厂的负面影响比较大，很多工厂因为第十四条关于用工合同的限制将被迫迁到越南、印尼、泰国、印度等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去。她建议国家关注这一法律的后续影响力。随即，张茵的观点在互联网上已经被唾沫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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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上的民粹主义投票法，在现实中正在深深地改变学者与立法者的独立思考精神。不管怎么说，华南的世界工厂的故事只是刚刚开始讲，没有停下来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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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张五常在2008年十分郁闷，这位因为合约理论而驰名全球的华人经济学家，一口气写了9篇文章，警示经济学界与立法界直面新《劳动合同法》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张五常认为，华南的很多小工厂将因此关门，或者迁移到东南亚与印度去。华南的企业在全球经济中的核心竞争力是生产成本低，尤其是劳动力成本低。如果因为合约条件的强制性改变，华南的工厂将不会再从农村源源不断地开发劳动力，把他们变为成熟的产业工人，帮助中国完成一个世纪性的城市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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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成本上升就会导致毛利率下降，劳动力雇佣的条件强制改变，就会把意识形态的因素加入到全球化生产中，这是华南在它的黄金十年末期遇到的困扰和担心。任何一个企业都是一个合约组织，合约是降低市场交易费用的保证。如果合约增加了市场成本，华南的经济神话就可能会成为神话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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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担心曾经是日本与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真实心境，但中国有庞大的劳动力市场，有呈梯级的东部、中部、西部劳动力结构。在经济制度没有变数的情况下，这样一个有序的劳动力补充运动，可以将华南的世界工厂神话再延续二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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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金融危机前的六七年里，全球商品牛市与能源、资源产品的价格上升，给中国大型国有企业一个翻身的机会。同时，一轮股票牛市重估了这些国有企业的价值后，在一个蓝筹的名义下，公司治理结构这样的考量指标没有人再提了。这就是2006年以来学者们担心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国进民退”。因为这样一个参数的干扰，华南世界工厂的制度优势闪烁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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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国有企业式的用工条件套在民营企业身上，这正是十几年前中国改革时最想打破的东西。如果再重新回到那样一条道路上去，劳动力合约的改变将使中国东南几千公里海岸线边的工厂因为交易成本的增加而降低效率，这确实是华南故事与中国经济的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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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的出口战略需要做出渐进调整，但华南作为中国制造的实践地，它的商业故事需要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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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建立一个包含农民工权利的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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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之于东南沿海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意义，在主流意识形态中，还有没有成体系的理论。在做这一段论述时，我们重温德鲁克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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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彼得·德鲁克完成了他的政治哲学大作《工业人的未来》。2006年，这位世界管理大师逝去时，人们盖棺定论他对于美国的贡献时不得不承认，《工业人的未来》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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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时的德鲁克只是一个30多岁的奥地利犹太青年，但是，他提出的功能性社会概念，已经成功地预测了整体欧美世界在20世纪中后期的政治与经济走向，这让今天的30多岁的青年学人高山仰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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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的功能性社会理论，核心是一句话：一个社会要给它的工业体系中的每一个成员以明确的社会功能和身份，这样的社会建构在此时的语境下才是合法的。这样一个战略性的社会前瞻思想，实际上已经解释了19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的完成与工业社会的建立。同样，在一个移民与以西进为背景的美国社会建构中，功能性社会是今天这个国家的法宝。对于中国东南沿海来说，功能性社会的建立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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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传记《旁观者》这本书中，德鲁克写道：他从自己的理论中推导出二战走向，他认为纳粹可能会很快吞并欧洲，美国将会在未来参战。于是，他提前几周离开了德国，逃过了犹太人在这个国家宿命的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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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7年的国家与教堂之讨论的中国知识界，一些青年人向传统的社会观发起了小小的挑战。那次论战中给我们一个启示：中国30多年改革的总结及未来30年的展望中，关于功能性社会的建构在中国的出发点，首先需要落在农民工这样一个社会新型主体人群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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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现在有人发问：马克思笔下的中国的工人们，他们在哪里？主政者会怎样回答？回答这个问题时不妨看看这样的判断：农民工是未来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决定性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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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在30年后重现的时候，往往会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其中的伟大裂变。起初只是改革的名义，但在后来的二十多年中这些离开土地的自由劳动力一举成为中国华南社会的主体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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