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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过热的省份躺在行政手术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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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的经济升温，最终逼出了行政打压手法。这也是中国治理历次投资拉动式过热的最有效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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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内蒙古政府的领导人以作检讨的方式终止了这个北方省份的投资冲动，并自我否定了最初作出这一决定的合法性。新华社在报道了这个消息后，新浪网与和讯网立即做了头条议程设置，表明这将成为一个有效的政治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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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新重工业化和卖地浪潮为机会，在中央政府与地方诸侯的经济问题政治化博弈中，地方经济过热的问题放到了明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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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4年解决以上海和华东为代表的过热地区力量中，从“铁本事件”的暗示性打压，到2006年内蒙古狂上发电厂项目而带来的自治区主席检讨来看，中国处理地方经济过热的政治手术仍然没有实现有效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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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这样说，行政制造的问题用行政方法解决会更有效。站在2012年的历史高点看，无论2004年开始的华南华东楼市过热还是2006年的北方省份重工业投资过速，都不是经济问题，所以解决手法的实质在行政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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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在2004年后的房地产泡沫是一次大型投资冲动，它不只是最高地方领导人的个人意志，而是整个江浙与华东经济圈在中国经济架构中壮大后“拥GDP以自重”的行为。在一个没有权力限制与经济问责的政治结构中，地方领导人最常用的政治路径是拥地方GDP以自重，与中央政府进行政治博弈；与全国三十多个“诸侯”的比较中，“集体的政治自我实现”会在每年的全国性总结场合，比如“两会”中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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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写下的《论十大关系》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与矛盾到了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确实表现出了经济发展利益与理念上的冲突。后来，对于以上海为代表的华东地区宏观经济过热解决手术，不是一刀切，而是政治调养与基辛格式的“地方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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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手法曾经用在80年代政治上傲慢的广东珠三角地区。90年代长三角与江浙经济力量的重新崛起，是对于珠三角的一种政治均势式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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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06年准备的以天津滨海新区开发为代表的环渤海经济带，是中国第三极的经济力量，也是第三极的政治力量平衡。滨海新区的建设是浦东作为政治明星与经济明显的终结者。滨海有两大看点：一是最新的制度试验，二是北方重工业的再起。此两点都足以建立起强大的政治均势筹码。如果不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打压，滨海新区的金融创新速度会更快，PE、柜台交易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岸外人民市场等都可能会得到一些突破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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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以内蒙古、山西为代表的北方落后省份那轮重工业投资冲动，仍然是低知识含量的，也构不成江浙经济力量的那种政治博弈的力量，短短的脉冲后即终止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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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这批北方省份突然成为地方政治新星：山西的煤炭销售使它在2004年就成为全国财政大省，并在北方造就了一个奢侈新名词：煤老板。内蒙古则步山西之后，也想做一次能源大佬，2005年连创三个全国第一，其中一个就是投资增长全国第一，及至后来形成了鄂尔多斯这样一个中国能源与GDP“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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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地区的地方领导人，在经济落后成为政治弱势的语境下，往往采用两种手法：一种是想“实事求是”地搞一点地方特殊化，一种是想比较粗暴地搞一点地方的大跃进。此种手法在2006年的经济背景下恐怕再难得到政治照顾。新华社报道的内蒙古主席杨晶与两位副主席向中央作出的检讨，实际上可以看做为大部分北方落后地区投资冲动的一个有效政治警告，其信息恐吓效应不可低估。新华社的报道还说，内蒙古决定将停止一批工程。恶果之幕从那时刚刚拉开，其损失的潜在影响远远超过“铁本”式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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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选举周期·过热周期·商品市场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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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全球商品周期与中国的地方领导选举周期合拍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情境？2004～2007年是最好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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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改革30多年，对于全国性经济过热，仍然没有找到比较明确的解决办法。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博弈中，解决问题的最终手法不是独立的货币政策，而是硬着陆式的行政手法，而这一手法的经济成本是最高的，也是最见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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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讲到的内蒙古检讨事件是一种解决之道，但非恒久解决之道，也非合法化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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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30多年，中央政府从一个集权的经济管理模式，开始向一个威权的管理模式转变。一个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是超越行政区划及地方诸侯经济的；但是，一个全国不统一的行政考量体制及地方官员与经济精英群体权力寻租的冲动，完全肢解了前述的统一经济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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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中国已经参与了全球化竞争的现状下，为什么广东可以搞特殊，北方诸省就不可以搞特殊；为什么上海可以那样做，内地省份就不可以那样做？但内蒙古检讨事件是一种政治警告，不用说，各省就会立即自己主动踩下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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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整个北方与西部都是中国最官本位的地区，虽然他们有冲动性投资的天真和渴望自己被网开一面的幻想，但做检讨式的政治解决手法是一根红线，一旦踩到，将会出现本能式的退缩和不计成本的自我否定。这一点，他们与以上海为代表的华东经济圈不一样，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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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能源省份经济过热还有一个特别现象，它与垄断央企的利益纠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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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2006年初不完全的统计表明，仅内蒙古一省的火力发电装机容量就超了2 000多万千瓦，而2010年时三峡水电的装机容量也不过1 400万千瓦。内蒙古地方政府与央企电力机构的利益纠缠在一起时想联手逼宫，但遇到行政命令，则造成的是双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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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了另一种中国经济周期即选举周期。与中国政治选举周期并行的投资冲动周期，每隔四五年一次，在不同的地方领导人的“政治自我实现”中，都会重复同样的“先建设，后废止”的案例。随着中央集权向中央威权的演变，地方经济自我化的风潮不断吞吃来自上层的威严，并以“跑部进京”的方式最终达到地方利益的最大化。过去几十年来，对于地方政治领导人的产生来说，本地利益最大化成为一种朴素而固执的政治诉求与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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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选举周期如果与全球商品周期无意间合拍的话，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杠杆效果。高涨的能源价格会助涨北方省份与中央博弈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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