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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D-SCDMA中山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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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电信业变革的历史中，中国3G手机牌照的发放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技术民族主义好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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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通讯和互联网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对于一个超级人口大国，互联网与移动通讯节省了巨量的社会成本。信息社会的哲学原理在90年代末期开始影响到中国的决策机构层和学术智囊。这一点在移动通信业的战略规划中，人们慢慢地看出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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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以偏爱的方式使自己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2001年，9·11事件为中国意外地争取到了一个5年的黄金发展环境；同样，2000年前后，欧洲3G泡沫的破灭也为中国的移动通信业战略追赶，抢出了一段意想不到的时间。英国电信、德国电信、法国电信、西班牙电信……这些巨头在付出了几千亿美元的3G手机牌照费后陷入了泥潭，国际电信设备巨头爱立信、诺基亚、朗讯、阿尔卡特、西门子、美国高通等纷纷把目光投向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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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时起，他们有经验、有节奏地通过舆论、学术攻势在中国推动3G牌照的发放，在2002年前后形成过一个小高潮。当时，在经过“数网竞争”（今天的三网合一的老版本）和拆分中国电信垄断的舆论压力后，3G手机牌照的发放给当时的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发改委施加了不小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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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局面在2004年“郎顾公案”后突然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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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业的温和民族主义从这一年开始，变成了行动方案。此前，全球3G技术体系中，美国的标准CDMA2000、欧洲的WCDMA两大核心阵营都企图在中国分割走一半的江山。决策者知道，欧洲的标准在市场推广上更有竞争优势，美国的标准在技术上略强一些；欧洲的阵营大，美国的阵营小。这是当时的博弈态势。3G网就是中国的无线“京沪高铁”，美国和欧洲都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在中国的市场上打一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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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业虽然充满了保守和傲慢，但在电信技术上被卡脖子的经历要超过机械工业领域。汽车、造船这样的产业被卡脖子的时代是改革开放之前，但信息产业的大发展则始自20世纪90年代。在这个领域中，国家能集中的力量与控制力比改革开放前要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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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信息产业部下面的大唐电信代表中国首先提出了一个TDSDMA的3G标准，在当时弱小的舆论与技术环境下，TD就像一个孤儿一样无人同情。起初，它在信息产业部还有一些支持力量，后来，国内的电信设备商已经分别投奔欧美阵营，实际上，大唐已经陷入了绝境。除了大唐自己外，它还有一个松散的联盟，这个联盟与其说是一个技术联盟，倒不如说是一个侦察联盟，它是各大设备商刺探中国版3G动向的一个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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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顾公案”后，中国的新左舆论风向突然间为大唐电信提出的TDSCDMA给出了一条宽广大道。一旦给技术赋予了意识形态，在一定时期内它可以成为一种成功的商业预测。可惜，只研究发改委和信息产业部关系网的外国电信商，对于中国的技术民族主义政治取向并没有多少认识。在当时的语境下，可以押宝预测未来中国一定会发出一张重要的TD-SCDMA手机牌照，甚至按照这样的线索，人们可以选择A股的中兴通讯作为股票投资标的。中兴通讯这家国有电信设备商比华为公司更为机会主义一些，它在小灵通与TD-SCDMA技术上，都成功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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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的技术民族主义，并不是市场派批判的保守与封闭，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它是一个国家获取工业化与信息化基础的重要路径。中国在这方面是一个低调的收获者并已经内化为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一种发展哲学。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独立的发展中大国，只有中国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印度、巴西甚至俄罗斯都没有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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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的技术民族主义认为，核心技术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标准之争中不能没有话语权。这一做法不同于毛那个年代的勒紧裤腰做导弹的年代。在美国的知识产权战压力和中国崛起的战略背景下，技术民族主义是一种经济和政治信仰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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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不说了，它是做战略规划的，也是民族通信技术的第一支持者。2003年，当中国的TD-SCDMA技术频率规划出来后，人民大会堂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很激动，他说：今天我要脱稿讲中国人在全球3G领域能做出这样一个标准了不起，我们终于占有了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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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发改委，信息产业部没有发改委那样对于民族技术有明确的支持。在3G设备的“三国演义”中，信息产业部是各种电信技术力量博弈的焦点。当时，中国移动、中国电信谁都不想要TD-SCDMA，大家都在悄悄准备WCDMA的测试；联通则准备将来直接把自己的CDMA1X网升级为CDMA2000的3G网。一位党报的电信记者回忆说，那时，新闻会后总有中国移动或中国电信的人在私下场合说TD的坏话，唯恐把这个技术给了自己。信息产业部在种种场合明确表态支持TD技术的是当时的娄勤俭副部长，即使在TD的舆论最坏的时候也一直在暗挺大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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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后，风向已经变过来了，聪明的设备商看到了政治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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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西门子公司是西方电信设备商中第一个支持TD技术的公司。就像它把300公里的高铁技术给予中国并拿下了京沪高铁的巨大合同，西门子在TD比较困难的时候加入了中国阵营。德国是欧洲工业化比较晚的国家，它自己在技术上的落伍曾经强烈刺激追赶欧洲先进国家的心态，使它在体会中国人对于TD的心态时，比其他电信设备商要深。德国在20世纪80年代给中国转让汽车生产线技术、2000年代转让高速铁路技术、加入中国的TD阵营中，确实有独特的心理观测视角，这一切并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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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后的TD发展已经明朗了，大唐电信（以它旗下的大唐移动为承载体）作为这一技术的掌控者，获得了国家明确支持。中国移动开始渐渐深度介入TD技术的研究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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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7日，在争论了将近10年后，中国终于发出了3张3G牌照：给中国移动一张TD技术的牌照，中国移动是中国电信运营商中的头号强手，正好可以用自己积累的市场与品牌发展民族技术；中国电信接了原中国联通的网络，一个最老牌的电信商用一个中流美国版3G技术；新的中国联通是最弱小的，它用上了商业化程度最高的欧洲版3G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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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体育民族主义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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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北京奥运会附着了太多的象征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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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中国的60后人群还是90后人群，他们都把这场国际体育盛会解读为“百年梦圆”。由于一百多年前的“东亚病夫”的称号写进近现代教科书，对于奥运会这样一个可以请到全世界人来中国做客的梦想，一直伴随着这个国家默默复兴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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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美之外的地区，奥运会的举办权基本可以看做一个国家崛起的标志。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正是合拍于日本在亚洲崛起的一个符号。所以，台湾前地区领导人李登辉在北京申办成功后惊呼，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将使中国大陆进入国力最强盛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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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运动会举办之前，很多人已经做了这样的押注：中国将在自己的国家举办的这届奥运会上成为获得金牌第一的国家。此前，这一记录的保持者一直是美国。在冷战时期，苏联作为一个膨胀的巨人，它一边在和美国比导弹数量，一边在比奥运金牌数量。80年代后，中国也开始用金牌数来“假想”达成国家体育事业的突飞猛进。在苏联式体育思维与美国式体育思维的对比中，追赶者企图通过置换一个底层的概念而达到虚构舆论的目的，即金牌一定是一个国家的体育溪流汇成的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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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市场化体育机制造就了一个金牌大国，但苏联是通过国家办体育来完成这一任务的。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体育发展也是这一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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