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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年代的碎片：中国经济黄金十年 第十一章 A股：神话建构与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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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是中国“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增长模式的高潮，这一年，却是A股在体制与投机压力下扭曲至奔破状态的时候。自此，A股才开始了市场制度安排的初步建设。最重大的一次革命便是股权分置改革，用当时官方的话叫“推倒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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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国家的上升期都伴随有一段资本狂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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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90年代开始，在经历了将近20年的发展后，A股仍然没有按照市场哲学确定它的游戏规则与伦理规则。关于A股的研究成果，基本停留在技术操作层面，从国家经济理论的视角来制定资本市场的发展战略至今并没有重大的理论突破。因此，21世纪初，中国经历的黄金发展岁月中，整个国家热气腾腾而成为世界工厂，股市仍然缩在一个小小的投机角落里而没有一点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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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奉土地与实业为“本”的国家，资产证券化的道路在思想上本来就阻力重重，况乎在过去20年的投机式市场建设中，道德风险与里面暗伏的政策风险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虽然有着庞大的国有企业实力与新兴的民营企业群，中国经济上升的年代却是A股信用失尽的年代。争论、争论、再争论，幻想、幻想、再幻想，终于在吴敬琏的赌场论最后一击下，A股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而再度深跌，并以此惯性力量完成了一度跌至998点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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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是中国“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增长模式的高潮，这一年，却是A股在体制与投机压力下扭曲至奔破状态的时候。自此，A股才开始了市场制度安排的初步建设。最重大的一次革命便是股权分置改革，用当时官方的话叫“推倒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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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的上市公司主体与中国政治结构的不规则关联，使一家上市公司在面对游戏规则时，往往要牵动各种力量：一种是所挂靠背景不同，所受的政治影响也不同，军工类公司走的是国防工业管理线，普通制造业走的是常规产业线，它们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生产类央企初步划归国资委，但金融类央企还在“金融国资委”的幻影中没有找到真正的股权所属实体（汇金公司还是中投？并无定论）；有的上市公司老总是国资委任命，有的是中组部任命，从政治背景与级别上说，他们都对一个刚刚成立的证券监管机构施放着巨大的政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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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股市，每走出一步制度改进都需要巨大努力，它甚至可以理解为一种虚拟的政治改革窗口。一个行业的上市公司制度改造，就像是对他们所属的神秘的行业政治领域的一次启蒙与制度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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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鸿儒、周小川在主持证监会工作时，没有解决的股权分制改革，压力正在这里，那时的历史时机根本不成熟。只有在A股的所有关联方利益缩小到冰点时（即跌到1 000点左右），尚福林才能启动那次在中国资本史上的改革创新。股权分置改革是一种“行政吸纳政治”式的改革方式，它以技术化手法逼迫国家在国有企业股票全流通问题上作出大胆让步，全流通理论上为国有企业的透明化建立新游戏规则，这几乎是一种政治改革的折射。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想到股权分置改革对于未来几十年中国的资本市场建设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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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流通改革基本结束后，A股有过一次青春期狂飙，对于新兴国家的股市，这样的狂飙其实是无一例外的。它在从998点涨到6 124点后，几乎成为一个泡沫财富提款机，随后，又跌到了1 624点。谈论点数只是一种技术评价，这件事对于中国人学习哲学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则有着一种全民课堂的作用，从股票到基金，从期货到债券。知识的传播运动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庞大的规模。从辩证法讲，这是A股在21世纪的10年里，给这个国家的一次学习福利，虽然这种比喻听起来有一些黑色幽默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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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股“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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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是一个标准的经济学范畴，但A股的制度安排失灵使得它从一开始就建立了错误的世界观。庄家、国家队、消息、题材等语汇建构的是一个留出操纵后台的市场。无论是讨论宏观经济还是产业经济，理论问题有时比实践还要重要；但只要讨论语境换成A股，实践便压倒性地取代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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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1998年A股完全不理会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就开始了一次完全无理性的井喷，市场的游戏规则几乎变成了心理规则。那次短暂的上升后，市场混乱了。随即开始了一轮没有理性的下跌，一直跌到了998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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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在全流通之前的A股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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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资本市场是经济的晴雨表，但A股与中国经济的分离式表述，使它变成一个无赖的孩子：渴望独立，却时时都在向父亲伸手寻求帮助。朱镕基政府在成功处理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由于中国的资本市场十分弱小，它既没有成为风险的通道，也没有带来什么风险，A股将自己不断地边缘。“9·11”事件后，中国的实体经济突飞猛进，很多人还没有醒过神来，“世界工厂”、“中国威胁论”的帽子已经戴在头上了，从那时起中国着实成为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发展样本。但是，很可惜，也很可怜，A股已经惨淡得不成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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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在等待威权的父亲式政府的救助。这是全世界独有的现象。想一想，10年前，管理者以《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来警告股市的无理性飞涨并完全打垮了它。党报的社论与资本游戏规则之间的博弈中，意识形态武器的警告完全透支了《人民日报》在此前的印刷时代建立的政治影响力。既然社论可以打下股市，那么社论也可以拉起股市。直到2010年，商业网站还经常用《人民日报》这样的符号作为商业元素来吸引普通股民的眼球，老牌投资者认为，只有听党的话，才能把股票炒好，这是当年社论留下的后遗症，也是A股的思想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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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个人投资者“杨百万”就是这样的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并不十分在意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也不会去理会研究报告，他把新闻联播（图像版的《人民日报》）作为自己投资的重要理论依据，用他自己总结出来的话说叫炒股“要听党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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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句经典台词，剥去了A股仅有的一点资本市场理论“糖衣”，揭示了这样一个现代国家经济符号的非法性。老经济学家吴敬琏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用“赌场”来形容了A股的乱象。那句话一度让A股蒸发了好几百个亿，A股最坏的结局将迎来一个推倒重来的建设过程。平衡上市公司后面乱麻般的政治利益体，最好的办法是让它走向死亡。2005年，在热钱大量进入中国的时候、在人民币开始升值的时候、在中国成为语言表述上的全球经济强国的时候，A股跌到了998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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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尚福林接任证监会主席后的一个良机。A股的股权分置死结开始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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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分置改革与后来成立的国资委作为两种力量的呼应，为剪除A股形形色色的“政治后台”提供了一个面子上看起来可行的手法。2005年，媒体广泛引用尚福林的名言“开弓没有回头箭”时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并不是个人英雄主义完成了A股上市公司全体“国民待遇”的改革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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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曾经从香港证监会调来的特别人物史美伦，尽管掌握全套的现代股市管理方略，但仍然不能改变现状的真正原因不言而喻：她或者说当时的证监会，根本没有政治能量去管理政治关系乱如麻的A股上市公司。A股在2005年时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谁都可以仿照美国或香港建立一套股市管控手法，问题是在监管中遇到的国有股权“一股独大”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用散户的话来讲，那些公司就是圈钱的，同股不同权，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只能是模拟竞争与模拟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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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一重工等4家公司第一次开始全流通改革起，2005年证监会每天像作战一样，小心地排阵布兵，推出一批又一批开始股权分置改革的公司名单。这个名单越来越多，改革完成的公司对那些未改革的公司渐渐形成了强大的压力。这是一个力量在正向的前进，尤其在2005～2006年关于改革争论已经非常激烈时，证监会是低调疾进的真正改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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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在2006～2007年的那轮狂飙突进式行情，全流通改革是一个重要原因。2007年上半年，股指达到3 000点的时候，对于老股民而言，已经有一点眩了。3 000点是一个历史高点，它来得太快，即使拿出最大胆的想象，3 000点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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