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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国一叶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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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喜欢神秘主义，就可以从一些奇特的细节去一叶知秋，因此，不得不提到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的一次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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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春天，在欧盟的一个大会上，由于发言者在发言中把法语改成英语，法国总统希拉克率两名财政高官抗议性退场。旋即，当法籍的一名欧盟高官出来发言时，希拉克又重回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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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克传出的信号让意大利人不安，这是法国强烈的国家经济主义的信号。那段时间，为了阻止意大利的ENEL公司收购法国的能源商SUIZ，法国甚至让国有的天然气公司收购了后者。更早一些，印度钢铁大王米塔尔想收购卢森堡的阿塞洛钢铁公司时，法国人同样传递了要否决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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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精神强大的欧洲，法国是资本主义色彩最浅的国家。在近现代的数次革命中，法国的社会主义同情者与他们的艺术关怀世界的气质混合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理想。在欧洲的一体化中，法国人心中的起起落落始终伴随着欧洲分裂的不安信号。这种戴高乐主义在2000年代初的全球化高潮中，面对中国与印度的崛起，面对欧洲的传统生产工业受到的冲击，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中沉积许久的国家经济主义都在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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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主义的思想蔓延对于想理性地享受一体化市场的欧洲人来说是一个威胁。当一种新气候慢慢到来时，再坚强的鸟类也要作出本能的改变。在意识形态领域，这样的一种威胁有时候走的是回头路，但人人会感到自危，每个国家都感到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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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的俄罗斯“掐气事件”已经让欧洲感觉到，全球经济一体化似乎是个概念，一根石油管线就可以改变欧洲的冬天。2008年一连串的俄罗斯输欧天然气“断气事件”重新论证了全球化的脆弱性。在民粹主义的声浪中，从美国到俄国，从中国到日本，从法国到波兰，国家经济主义的呼声成为票决者最大的民意。2005年冬天，《耶鲁全球化》曾警告过，1930年代正在上演；2008年时，政治观察家们完全发现，无论是美国的次贷危机还是俄罗斯的断气事件，从经济与政治上都是完完全全的20世纪30年代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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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人们仍然不要忘记，欧洲大陆是由以法德为主体的国家组成的欧洲。法国经济走下坡路，戴高乐主义就会高涨，这种风气从2002年的伊拉克战争反对美国的示威中就已表现出来。随后在欧洲的宪法法案被法国绞碎后，“欧拉伯”还是“阿拉伯”的反思就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伴随的还有法国报纸关于法国已经衰落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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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庞大的社会福利负担，在一个自足的经济体系中运行多年后，遇到了土耳其这样欧洲南部国家的侵蚀，也有东欧便宜的劳动力将他们的产品打入法国；外围还有中国的东南部和印度的商品。他们以全球化名义来到这个国家时，遇到的第一反抗阵线是工会与保守政治力量。最后能成为武器的仍然是国家经济主义——外交和知识界重新包装宣传的政治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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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歇尔计划拯救的欧洲是工业人最后的一次辉煌。“西欧”这个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的教科书中曾经包括日本。那个“欧洲”十分短暂，它和它的印刷文化、工业体系、基督教、自由资本主义混合坚持的全套价值体系，在90年代后期就遇到了来自中国和印度强有力的挑战，也遇到了东欧传统社会主义地区强有力的挑战。整个欧洲没有建立一个系统的信息高速公路和IT政治思维，欧洲的国家经济主义是在中国和印度的廉价商品与服务下打出来的。即使欧盟内部的争斗，这样的意识形态只不过是从欧洲传统的国家斗争史中重新寻找借口罢了。因此，法国阻止意大利公司的收购，仍然是在旧工业思维中对于旧工业符号的保护，这种保守性已经成为欧盟地区经济发展的思想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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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叶知秋。尽管希拉克的文化保守化之举可以赋予各种民族主义自尊感的解释，但不OPEN和不开明的国家从来都是穷国或走向穷国的国家。孟子云：仓廪实而知礼节。国家何尝不是如此？自2005年的中法文化年起，戴高乐主义东征让人充满了期望，两个大陆强国都有着深刻的农政思想，都有着庞大的国有企业，都有着国家经济安全的意识，都有着关怀天下的政治理想冲动。那一年，法国把能搬来的印象主义名作全部搬到了中国美术馆，从莫奈到雷诺阿，从毕沙罗到塞尚，那些在画作中观察过工业革命高潮时期的法国艺术家，让他们的作品在亚洲重新回味一个前所未有的青春期。这一充满了古典气息的国家蜜月期只有短短数年，到2008年法国巴黎的抢夺奥运火炬事件后便戛然而止，它好像从正反两面论证着法国作为欧洲独特样本的国家经济主义的左突右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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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希腊与葡萄牙在2010年因为主权财务危机而焦头烂额时，欧盟的财政信用也显得那样微弱，法国因为苦心经营的、在欧洲政治架构中保守的国家经济主义反而获得了特定环境下的成功之路。这个有着欧洲生产效率较低下的大型国有企业系统的国家，同样有着庞大的工会势力与农业力量，农政与国有企业主导下的政治信仰培养了一种较为低级的混合资本主义，这使法国经济成为欧洲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较小的地区之一。2010年的G20峰会前，在讨论全球化架构中的国家利益战中，中国国家领导人重新访问法国，两个大陆国家出来平衡G20的声音，是法国与中国的国家经济主义又一次特别的携手。这就是21世纪第一个10年欧洲的政治现实。同样，也是全球的政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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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一叶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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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一叶也是中国的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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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借助互联网开展的规模庞大的改革争论中，最大的一个后果是国家经济主义的重新强化，对内表现在“国进民退”的企业环境的演进。虽然没有做出明确的制度安排，国有企业在一种微妙的气氛中获得了特别的支持，它们好像在一夜间突然搞明白了前30年从美国进口的企业制度理念的真相，突然间发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卡位战，它们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自己的渠道、自己的资本来源、自己的渐渐自信的企业文化与自己在国家经济中的新角色。这一变化速度之快超出我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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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顾公案”揭开的不是企业治理研究的技术性争论，最终的是所有制是与非争论。随后，方向悄悄地起了一点变化。2005年，国家发改委的“中国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很多中央部委都提交了表态改革的具体工作方向，可视做信号的转变。甚至有一些人提出重新提振原国家体改委的机构地位，在改革最关键的时候继续保持理论的上攻姿态。但是，这种争论的历史语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逆转，吴敬琏2005年在香港的一次演讲中抱怨说，本来是改革攻坚年的2005年最后一度变成了争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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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转在哲学的解释中，是事物本身发生的反向运动，它的内生性转化意义是研究的重心，逆转发生的环境却没有被作为一个核心因素。可是，在信息化杂交并改造了全球化的基因后，环境的因素改变会让历史的发展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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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资本主义黄金的20世纪80～90年代，全球政治的三个山峰是均衡起伏的，国家经济主义、国际经济组织、经济类非政府组织的相互对应式发展没有失衡。全球经济的话语权仍然在欧美世界，国家经济主义可以藏身在形形色色的国际经济组织后面，无论是IMF还是世界银行，都是欧美主导的话语体系，全球化也是潮水向东流的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单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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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中国正在通过改革，以适时捕捉到一些全球化的红利。即使是从上而下的重商主义，即使是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国有企业改革大手术，国家经济主义在中国的能量都没有足够引起国内的经济体制失衡与欧美国家经济主义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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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逆转发生在“9·11”之后，这本书把中国的黄金十年定义在1998～2008年是基于两个因素：一个是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二度受到重创，无法再与中国齐头竞争，“四小龙”则因为出口模式的破灭而完全消沉；二是“9·11”后，美国遇到的不只是阿拉伯人作为反对力量的出现，而是这个国家在100年发展史中自信心遇到的第一次打击，斗争的形式从外部逆转为内部，战场从国家战争逆转为个人与国家的战争。美国的精力放在阿富汗与伊拉克的5年已经为中国准备了了不起的历史突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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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工厂”催生了中国东南沿海漫长的海岸线上形形色色的中小型企业，“全球商品牛市”唤醒了计划时代建立的具有庞大的基础工业架构的国有经济体系。量变向质变的转化正是在这一段黄金时期内发生的。改革的量变式发展也因为这一段变化而基本吃尽了它的环境红利（全球化、劳动力、国家的青春期思想）。“国进民退”正是发生在这样一段真空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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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的成立在中国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在官僚架构上，是国家经济主义的一种组织安排。国资委不是中央部委，也不是一个出资人机构，它的独特性就在于它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设计。国资委虽然在压力下一度叫停了国企管理层的MBO，但它在国家经济主义战略指挥中有几点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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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建立了国有企业的一段特殊时期的自信心。一场亚洲金融危机，一场全球金融危机，使百年来困挠中国“经济强国”梦想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商业世界的迷雾突然散去，真相大白于天下。无论是中国石油商的全球征战，还是电信商超越欧美电信巨头；无论是装载着工业梦想的装备行业历史性复苏，还是脆弱的金融企业安全渡过全球金融危机，国资委治理下的国有企业体系凭借它在计划年代布局了几十年的庞大的、令人惊叹的基础工业体系而成为一个复兴新领域。国有企业也享受了意想不到的人才优势，那些在海外工作的华人和在国内大型外资企业中工作的中国商业精英，开始有一部分人慢慢回流到国有企业。自信心的恢复是“国进民退”的基础，也是最重要基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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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国有企业学会了资本运营。20世纪90年代，优质的国有资产在美国和香港上市时都是资产不自信的打折出售，但在那样一个年代，能够把外国的人钱拿进来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这是它在当时的历史合法性。2000年代，在人民币升值这一因素下，A股的上升波涛中，一批又一批的国有企业开始进去圈钱，拿到大把的融资后重新布局自己的产业与定位。这种有计划的资本排队，为国有企业的重振准备了前所未有的好条件。学会资本运营是国有企业在从亚洲金融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这10年中炼就的杀手锏，虽然这种资本动作带有国家在制度上的关联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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