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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 三、针对一些问题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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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行比较优势是否会永远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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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容易被提出来的问题就是,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推行比较优势,以引进技术为主,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区段,是否就会丧失掉自主创新能力,永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其实道理非常简单,能否赶上发达国家不在于现有的经济水平,而在于发展中的相对增长率是什么样的。如果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以比较优势作为其产业和技术选择的指导原则,那么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速度一定高于发达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主要依靠引进,与发达国家的研发相比成本低了很多。技术创新速度快,资本回报率高,资本积累的意愿就高,发展好的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普遍高于发达国家正说明了这一点。随着资本不断积累,要素禀赋结构得到提升,产业结构也会相应赶上。也就是说,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发展中国家最后就可以赶上发达国家。同时,随着要素禀赋结构接近于发达国家,需要自主创新的产业、技术也会相应增加。发展中国家虽然以引进技术为主,但是自主创新的领域依然随处可见。在现实中不难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一直都在提高,而不是因为引进增多就逐渐丧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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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并且没有比中国更发达的国家同在这一领域生产。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普遍比发达国家落后,某些产品在发达国家已经被淘汰使用或因不符合比较优势而不再生产。这时在同一产业内已经没有更发达的国家进行生产和技术的创新,如果中国仍不放弃这个产品,并想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就必须自己去开发和研究新技术、新产品。例如在80年代以前,全世界摩托车产业最发达的国家是日本和德国。所以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生产摩托车的技术主要是从这两个国家引进的,中国的第一家摩托车生产企业嘉陵就是与日本本田合资的。但是,随着日本和德国的摩托车生产厂家相继退出摩托车生产领域,中国很快就变为世界上最大的摩托车生产国。中国现在每年生产摩托车1000多万辆,其中400多万辆都是由重庆生产的。2006年我去重庆访问时,听一位官员讲到重庆一年的摩托车专利申请就有1800多项,平均每天5项,这种频繁的自主创新正是由行业龙头的地位和压力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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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帆摩托驰骋在非洲的绿茵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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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一些高端行业如计算机等,技术引进的空间相对较大,但引进中依然可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做出一些创新,以避免原样照搬所造成的“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现象。这种技术的本地化创新工作主要体现在生产流程方面。发达国家劳动力较为昂贵,因此自动化程度普遍较高,大量机器设备代替手工。相反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密集型生产,劳动力价格较低,在不影响质量的情况下,用劳动力替代设备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同样是中国的例子,扬州的邗江区杭集镇早在清朝道光年间就开始生产牙刷,最早的工艺可以追溯到以猪骨为柄、猪鬃为毛的时代。80年代改革开放后,在政府的号召下镇上很多人开始重拾牙刷这一传统行业,有五位韩姓的兄弟也加入到了这一行列。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五兄弟渐渐发现他们的牙刷利润不高,市场份额也极难扩张,其原因就在于生产的人太多,产品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于是开始寻找新的发展思路。终于在1993年,五兄弟当中的韩国平在北京农展馆举办的一个外国机械展上,对一套德国产的牙刷生产设备产生了兴趣。当时杭集镇手工生产的牙刷主要有两个大的缺点:一是掉毛,二是毛的切面太过粗糙。这套德国设备正好克服了这两大缺点,只是每套设备要价300万元,这在当时对一家民营企业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但是韩国平仔细研究后发现,克服两大问题的工序主要是最后的装毛和打磨两道,之前的工序完全可以用人工替代。而单独引进最后两道工序只需要80万元,比全部引进节省了220万。按十年的折旧期计算,平均每年节省出22万,加上贷款利息还要更多。相比较扬州90年代初农村地区的人均月收入仅为300元,即使按500元计算,手工替代部分需要四个人完成,那么年均劳动力成本也不过才24000元,只占了机器成本的一个零头不到。韩国平正是凭借这一改进的引进程序迅速扩大了生产,以价廉物美的产品为基础,打造出享誉全国的“三笑”品牌,并一举拿下了国内70%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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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在某些领域当中,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虽然仍存在着差距但差距已变得较小。可能除了一两个核心技术之外,其余的所有技术都已经被全部掌握,而发达国家有时不愿意将这一两项核心技术出口给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对这部分技术进行集中攻关就变得非常有利可图。在廊坊有一家出售天然气的公司叫新奥集团,它们的天然气输出主要有管道和瓶装两种方式。其中瓶装天然气需要特殊的钢管以保证安全,以前钢管全部从国外进口,后来国内虽然也开始生产,但是对安全因素至关重要的封口技术依然没有解决。新奥当时的想法是邀请拥有这项技术的美国某厂商以技术入股的方式引进这项技术,却遭到对方以这样会“自己现在有饭吃、儿子将来没饭吃”为由拒绝,于是自己组织研究小组进行攻关,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取得了成功,让美国厂商大叹“自己也没饭吃了”,追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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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自主创新的领域都是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除了这些技术领域之外,还有一些,例如在国内存在巨大需求而在国外因需求不足不能引起足够重视和力量投入的技术改进需要,以及关乎国防安全需要的技术,也都得靠发展中国家自己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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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并无孰优孰劣,比较优势战略的目标就是追求高效率,追求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引进技术比自主创新成本低、利润高,那么选择引进技术就比较好;当已经没有现成的技术可供引进或是引进的成本太高,那么自主创新就比较好。发达国家之所以在高端技术领域投入大量资金进行自主研发,并不是因为自主研发的技术更为优越,而是因为世界上已没有比它们更发达的国家在同样的领域进行研发以供它们采用和借鉴。如果它们不进行研发,那么技术就没办法进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势必会遇到瓶颈,从而增长出现停滞,也正因为如此发达国家无论从技术变迁还是经济增长的速度来看都要慢于发展中国家。在赶超发达国家方面之前已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典范,因此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发展中国家通过推行比较优势,加速发展最终赶上发达国家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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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资本流动是否会根本改变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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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的理论起点是通过资本积累提升要素禀赋结构,最终使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资本量提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有没有可能依靠外资的大量流入来实现这一过程呢?答案是外资流入的确会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存量,但是外资的流入量不会大到使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资本量等于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本量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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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资本进入到发展中国家不是为了缩小全球人均收入差距,而是有其明确利润目的的。外资进入发展中国家的第一个目的是利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价格较低的比较优势,发展相应产业以作为出口基地。因此,外资投入的产业必然是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第二,源于外资企业自身的比较优势,为了使产品能顺利打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外资所选择的产业一般会比当地产业资本密度较高。但在同时企业也会出于降低成本的需要,更多地利用在当地具有优势的资源,即劳动力。因此,企业用于生产的资本密度仍然要低于在本国生产同类产品时的资本密度。例如,武汉神龙汽车厂从法国雪铁龙引进生产线生产富康汽车,广州从日本本田引进生产线生产雅阁汽车,这两种汽车从档次上讲雅阁要比富康高档一些。但因为富康的生产线按中方要求是从法国原装进口的,生产设备与生产流程与法国完全相同,因此造价高达100亿元,而雅阁的生产线在引进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作了适当改进,大量以人力代替设备,因此引进成本只要20多亿。悬殊的成本极大地影响到价格,结果可想而知,雅阁的利润要远远高于富康。外商考虑到盈利需要,就不会在发展中国家采用和在发达国家同样资本密集的技术,也就没有想象的那种高额的资本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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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康轿车采用全自动的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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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法律、信用、市场条件等均不如发达国家,外国资本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风险也会高于在本国或其他发达国家,这也成为外资大量进入发展中国家的一项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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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因素决定了即使有外资流入,也不会根本改变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状况,依靠国际资本流动改变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想法是不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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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看待保罗·克鲁格曼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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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有一位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他1994年写过的一篇名为《亚洲奇迹的神话》[5]的文章中,针对当时各界对东亚奇迹的追捧[6],指出“东亚奇迹”并非奇迹。原因是东亚经济的增长主要来自于要素的投入,从回归上看,没有实现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没有索洛剩余式的技术进步,所以东亚的增长不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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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克鲁格曼这一想法所依据的原理是这样的。产出增长来自于三个方面,资本投入增加、劳动投入增加和技术进步。简单地说,如果资本增加10,劳动力增加10,产出增加12,那么剩余就是2,这个剩余就是全要素增长率,也就是很多经济学家所说的技术进步;如果资本和劳动都增加了10,产出也增加10,那么全要素增长率就为0,东亚经济的增长在统计数据上来看就是这样的。像美国、西欧或是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资本积累并不是很多,人口与劳动力增长更是缓慢,所以它们的经济增长中三分之二以上都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人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那么这些增长就是可持续的;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只靠资本积累实现增长,随着资本的边际回报不断下降,最终经济增长就是不可持续的。基于这样的逻辑,保罗·克鲁格曼在1994年的《亚洲经济的神话》中论述,因为东亚奇迹全部是由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增加所引起的,没有全要素增长率,没有技术进步,所以东亚经济的增长是不可维持的。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很多人认为这正好验证了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在几年前的预测。然而,曾是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在与保罗·克鲁格曼的对话中对他的这一说法进行了反驳。新加坡每年的资本积累率达到40%,但是资本回报率却一直都没有下降,这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形下是不可能实现的。李光耀虽然不是经济学家,却有非常好的经济学直觉,也比很多经济学家更了解经济现象。其实,很多经济学家都有过于迷信全要素生产率的倾向。全要素生产率是一种剩余,剩余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而是要一定的成本才可以得到。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要靠自主研发实现,而研发成本没有被计算在标准的生产函数中的投入要素之内,因此就表现为剩余。反过来看,发展中国家在增长中之所以看不到剩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以引进技术为主,引进技术主要表现为资本品进口,也就是说技术进步的成本已经包含在资本投入当中,因此在统计数据中显示不出来。但是没有剩余并不代表没有技术进步,因为新增资本就意味着生产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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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发达国家也不是一直都有全要素生产率。例如,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并没有多少全要素生产率,因为当时美国的经济水平和欧洲还存在一定差距,大部分新技术都要从欧洲国家引进,在投资中就已经支付了技术变迁的成本。因此虽然美国当时经济增长很快,却仍然没有全要素生产率。如今美国已经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各项技术都走在世界前沿,这些技术为美国带来了强大的生产力,但是巨额的研发成本却不会被计入到生产要素中去,因此就表现出了大量的剩余。同样的道理,东亚经济虽然在短时期内实现了快速的增长,但是总的经济水平还和最发达国家保有一定差距,而且前面讲到过很多成功的东亚经济自主创新的表现并不十分突出,因此用以衡量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就不会太高,但这并不能否定这些东亚经济技术不断创新的本质所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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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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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理论最早的提出是从李嘉图的技术比较优势理论开始的,距今已将近两百年。一般认为,理论都是越新越好,当一个新的理论被提出,就会有过时的理论被淘汰掉。哈佛大学管理学学者迈克尔·波特在90年代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7],这一理论引起了学界的极大重视,影响也颇为广泛。波特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决定于四个因素:一是生产要素的价格;二是国内市场的规模;三是产业集群与专业分工;四是市场竞争程度。这一理论最大的吸引力就在于全面,似乎把一个产业发展的各种条件都列遍了,只要按章照作就可以期待光明的前景。但是我想提请各位注意的是,经济学是一门解释性的学科,我们在作研究时,最重要的就是根据纷繁复杂的现象理出一个因果关系,这样才会对现实具有解释意义并能指导行动。正因为如此,凡是遇到“十全大补”式的全面理论时就要格外注意,因为这样的理论往往有因果不分的缺点,很容易将行动引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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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重新来看迈克尔·波特的竞争理论,就会发现这四个因素中其实只有两个因素是独立的,另外两个只能算作由两个独立因素导致的结果。第一个独立的因素就是比较优势,要素价格反映的是要素的丰裕程度,也就是比较优势。第二个独立的因素是国内市场规模,这也是外生给定的。只要稍作分析就会发现,第三个产业集群的因素是不能独立存在的。例如,一个纺织业集群就不可能在美国形成,因为纺织业要求的劳动力太过密集;同样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办法在一个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上形成集群。一个产业及其横向、纵向的相关产业能否在某个地区达到一定生产规模形成产业集群,是由这个产业是否符合当地的比较优势所决定的。如果不顾比较优势一味追求产业的规模和集群作用,那么即使产业集聚起来了也是没有竞争力的,更不能作为产业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相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中的企业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就会自发地聚集起来。第四个市场竞争的因素前面已经讲过,符合比较优势的企业有自生能力,不需要政府保护补贴,市场必然是充满竞争的;如果违背了比较优势,企业就没有自生能力,必须依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才能生存下去,市场也就不会有竞争。因此,波特的理论其实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遵循比较优势发展,二是国内市场规模。这两点中遵循比较优势更为重要,因为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中,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就可以把全世界作为市场。以芬兰的诺基亚公司为例,虽然整个芬兰只有500多万人口,但却并没有阻碍诺基亚比同一领域的美国摩托罗拉公司更有竞争能力,因为芬兰和美国同为发达国家,有能力开拓国际市场来发展壮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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