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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1704513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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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2.技术追赶与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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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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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某些新兴国家一开始向富裕国家趋同的速度较快，但在某个时点后脱离轨道，甚至变得更加远离技术前沿？我们将利用之前介绍过的技术追赶模型的一个变形来解释。在这一修订模型中，所有国家的企业都能够在技术追赶与前沿创新（自身的革新）之间做选择。在落后国家，大多数企业远离技术前沿，追赶是增长的主要源泉，因为当它们采用追赶策略时，有巨大的技术进步空间。与之相反，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企业起初比较靠近产业前沿，此时前沿创新成为增长的主要源泉，因为这些企业的技术追赶空间很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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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这一观点展示在图7.9中。“追赶策略”由图中标记为“投资驱动型增长”的曲线表示，支持前沿创新的策略则由标记为“创新驱动型增长”的曲线表示。图7.9揭示了何种策略能带来最高的增长率，帮助某个国家向技术前沿最快地收敛。一个国家越靠近该图的右侧，距离如今的技术前沿越近；一个国家越靠近该图的上部，距离未来的技术前沿越近。“投资驱动型增长”曲线显示：如果这个国家采用技术追赶策略，它与技术前沿的距离能在如今和未来之间缩短多少。“创新驱动型增长”曲线则显示，如果这个国家采用前沿创新策略，它与技术前沿的距离能在如今和未来之间缩短多少。只要一个国家距离如今的技术前沿足够远（位于标记为â的临界值之下），最大化增长策略就是追赶策略；而如果一个国家足够靠近如今的技术前沿（位于标记为â的临界值之上），最大化增长策略就是创新策略。总体来说，最大化增长策略由图7.9a中的粗线条代表，在â点处发生弯折。不幸的是，许多新兴国家最开始确实是通过技术引进实现追赶，但当需要改变轨道，采纳有利于前沿创新的策略，也即从投资驱动型增长曲线跨越到创新驱动型增长曲线时，它们依然沿用了支持追赶的策略，继续停留在原来的投资驱动型曲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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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结果？我们的解释是前沿创新政策不利于在位企业。这里的关键之一是竞争政策，本书的第4章已做过阐述。通常而言，在追赶阶段充分获利的企业希望保住自己的租金，不愿面对加剧的竞争。相应地，它们会利用一部分积累的财富给政客和法官们施加压力，以阻止引入和实施支持竞争的新规则。日本就是个绝好的例子，其竞争一直受到政府的严格管束:1949年建立的强势的通商产业省（经济产业省的前身）限制进口许可证的数量，政府还给大型产业金融联合集团（经连会）的投资提供补贴。鉴于政治权力、行政机关以及金融界和产业界的紧密相互渗透，日本的经济增长从1945—1985年令其他发达国家羡慕的势头强劲，急剧转向1995年后的孱弱无力，或许并不令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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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9 与前沿的距离和增长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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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D. Acemoglu, P. Aghion and F. Zilibotti,“Distance to Frontier, Sele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JournaloftheEuropeanEconomicAssociation4, no. 1（2006）:37 -74，图2和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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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鲜明案例是韩国，其政府蓄意扶持大型企业集团（财阀）的成长，以促进出口。但1998年金融危机造成了财阀的衰落，刺激新的创新企业进入，同时开辟了结构改革的通道，这使韩国在短暂下滑后重回快速增长，并且至少维持到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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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创新政策与追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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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追赶与支持前沿创新的政策分别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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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来看促进前沿创新的措施。前沿创新主要来自知识经济，尤其是基础研究与研究生教育，所谓无斯坦福大学，就没有硅谷。的确有证据表明，一个国家越是靠近技术前沿，生活水平越高，研究生教育投资对该国生产率增长的促进效应就越大。[13]相反，落后国家应该优先投资于中小学教育。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不同国家，也适用于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图7.10显示，在更靠近技术前沿的美国各州（如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等），基础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投资对生产率增速有强烈促进作用。而在相对落后的各州（如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等），本科教育投资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一个州越是靠近技术前沿，研究生教育投资对当地创新的促进效果（以该州产生的专利数量测算）越突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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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前沿增长的第二种措施是产品与服务市场的竞争，背后至少有两个原因。其一，竞争加剧会促使前沿企业开展创新，以超越竞争（见第4章）。[15]一个国家越富裕，前沿企业就越多，因此竞争在发达国家对增长的促进更有力。其二，前沿创新伴随着比模仿借鉴更多的创造性破坏过程：新观念的探索带有风险，而且需要让未获成功者加快退出，以便给潜在创新者打通道路。与图7.2相似，图7.11展示了平均水平的趋同现象，但把各国做了区分。一部分国家的产业进入壁垒高于平均水平，竞争程度较弱；另一部分国家的产业进入壁垒低于平均水平，竞争程度较强。[16]对于各个国家的产业进入壁垒，用在该国注册新企业所需的天数来测算。图7.11a是进入壁垒较高的国家，图7.11b是进入壁垒较低的国家。在每个图中，较落后的国家偏向左侧，较发达的国家偏向右侧。从两幅图的对比能看到，在最发达的国家中，进入壁垒较高的国家（图7.11a）的增长率明显低于进入壁垒较低的国家（图7.11b）。然而这对最落后的国家并不成立，进入壁垒较高的落后国家的增长率没有明显低于进入壁垒较低的落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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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0 增长与教育投资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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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人均1 000美元教育投资对长期增长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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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P. Aghion, L. Boustan, C. Hoxby and J. Vandenbussche,“The Causal Impact of Education on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U. S. ,”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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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1 劳均GDP、GDP增长率同竞争程度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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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F. Zilibotti,“Growing and Slowing Down Like China,”JournaloftheEuropeanEconomicAssociation15, no. 5（2017）:943 -988，图5a和图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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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水平与竞争效应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一个国家增长的影响，同腐败现象有着重要联系。腐败越严重，在位企业越有办法操纵政客，以削弱竞争、阻止新企业的进入。因此，我们会看到腐败对发达国家增长的束缚更为严重。如图7.12所示，事实的确如此。[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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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2 劳均GDP、GPD增长率同腐败程度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