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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悖论 第2章 第一波全球化的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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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经济历史学家认为1914年之前100年的全球化,是第一波全球化。根据大多数标准,在贸易和金融全球化方面,我们最近才超过了1913年的水平。说到劳动力全球化,我们甚至还没有赶上当时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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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至18世纪,国际贸易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高于全球收入的增长速度,但两者差别不大。从19世纪初开始,世界贸易增长速度突飞猛进,每年增长差不多4%,这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这种现象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由运输、通信、政府限制及生命财产风险带来的交易成本突然大幅下降,资本流动激增,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融合。这时候,大量人口在各大陆间流动,欧洲的劳工阶层成群结队地迁移到美洲和其他殖民地。正因为如此,大多数经济历史学家认为1914年之前100年的全球化,是第一波全球化。根据大多数标准,在贸易和金融全球化方面,我们最近才超过了1913年的水平,说到在劳动力全球化方面,我们甚至还没有赶上当时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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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贸易和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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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波全球化从何而来?大众化版本的解释是这时期的三大变化引发了这一波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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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19世纪初,汽船、铁路和电报等新科技彻底改变了国际运输和通信,大大降低了贸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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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影响不断扩大,经济学的理论倾向也发生了变化。主要国家的政府大大放松了对贸易的限制,降低了关税,解除了贸易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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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1870年开始实施的金本位制,使得大家不再担忧汇率可能随时变动以及随之引发的其他小问题,这样资本就可以在各国间自由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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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推动这波全球化的还有其他力量。通过第1章我们知道,世界经济的交易成本不只是运输、关税及货币不稳定。这个大众化版本忽略了19世纪独有的两大社会制度。这两大制度使得全球化更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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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当时的主要经济决策者的信念体系逐渐趋同。经济自由主义及金本位制让各国的决策者团结起来,一起降低贸易和金融的交易成本。当时,这种经济学观点在英国还有其他主要国家的央行占据了主导地位,全球化也就安然无恙。1870年后,欧洲大陆的贸易政策显示这种经济理论已经不再吃香,逐渐失势,别的地方也有同样的情况,全球化在这些地方也慢慢地败下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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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资本主义制度。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资本主义制度都制定和实施了不少推动贸易发展的法规,这就是由发达国家政府作为执法人的第三方执法制度。资本主义的有关政策,促进了当时主要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发展,统一了其他国家的思想。这些政策使得当时处于世界经济边缘的国家(拉丁美洲、亚洲和中东)也接受了国际贸易和金融;同时也为这些地区后来反对全球化埋下了伏笔。这章我们要阐明的是19世纪那波全球化是如何兴起的,后来,各国的国内政策又是如何导致它解体的。我们先讨论贸易政策,然后再讨论金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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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的有限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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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19世纪,大卫·李嘉图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等经济学家不断发展完善亚当·斯密的学说,说明所有参与国都是自由贸易的赢家,自由贸易论也因此大行其道。我们在第3章会看到,这些理论非常简洁明了,感染力很强,在逻辑上经也得起推敲。然而,这些理论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候产生的影响并不相同。虽然,我们都认为19世纪是一个自由贸易时代,但是当时的主要国家中,也只有英国推行贸易开放政策的时间稍长一点。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美国对进口加工品征收的关税是很高的,而且整个世纪都没有降下来。欧洲大陆的主要国家对自由贸易一直都是三心二意,只在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很短一段时间内真正施行了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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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是英国税务史上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英国取消了拿破仑战争时代设置的谷物进口税。这个所谓的“玉米法”是19世纪初期英国政治斗争的核心所在,它代表了农村利益和城市利益之间的搏斗。19世纪的英国,“玉米”是所有谷物的代名词,政府征税的对象包括所有进口食品和谷类。地主们想保持高关税,食品贵了,他们的收入自然也高了。随着工业革命在伦敦、曼彻斯特和其他城市的普及,城里的制造商影响力日增,他们想要废除关税降低生活成本。以卡尔·马克思为代表的社会学家指出:生活成本降低了,资本家就可以给工人付更低的工资。这场辩论给英国社会和政界注入了一股新力量,表面上看支持还是反对玉米法只是一场关于进口税的斗争,但实质上,这场斗争要决定的是英国的未来由谁掌管,谁又会因此飞黄腾达。大家耳熟能详的《经济学家》杂志就在这时候应运而生,它的创办人是玉米法的反对派,他们要通过杂志来宣传、普及自由贸易观点。直到今天,该杂志还肩负着这个使命。最后,日益强大的制造商势力大获全胜,因为他们有理论依据和势不可挡的工业革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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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英国,当时的超级大国,废除了玉米法,欧洲其他国家就感到了要依葫芦画瓢的压力。很多人都认为这次改革是英国政治、经济上的重大胜利。英国推翻玉米法后,商业贸易突飞猛进,经济产能剧增,欧洲大陆的经济评论家对此惊羡不已,但实际上,工业革命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虽然英国的成功有目共睹,但自由贸易并没有在别的国家大行其道。法国国王拿破仑·波拿巴曾对英国国会议员和自由贸易倡导者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说,“我也很想在我的国家推行同样的改革,但是,在法国改革是很难的,我们喜欢发动革命,但不喜欢改革。”但是支持自由贸易的当权者也有政治捷径可走:为了让另一个国家降低贸易壁垒,自己先降低本国的;然后跟反对派说,这是为了打进外国市场而做出的必要“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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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的科布登条约就是这样产生的。条约规定英国降低法国烈酒的关税,交换的条件是法国降低英国工业制品的关税。在这以后,英国跟其他欧陆国家签订了一连串类似的条约。科布登条约最重要的创新之举是最惠国待遇条款。该条款要求签订条约的其中一方自动得到另一方随后给任何第三国的关税优惠。这样形成的贸易条约网络成了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欧洲国家降低关税的一个重要工具。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期,大多数的贸易禁令已经被废除,英国、德国、荷兰、瑞典和瑞士对工业制品征收的平均关税已经降到了个位数,法国和意大利降到了百分之十几,原来的关税可比这多好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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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也不是所向无敌。玉米法之争给我们阐明了一个道理:贸易政策对收入分配有着重大影响,围绕着贸易政策展开的政治斗争声势浩大。在后面的篇章,我们会再三重申这个道理。经济学家谴责政府设立的贸易壁垒人为地提高了交易成本,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在这场辩论中,这些经济学家并不是常胜将军,反对方也有其理论依据,支持他们的政治势力也很强大。如果你认为那些政治压力和经济参数总是来自狭隘的私利和蒙昧的教条主义,你应该看一下美国的经历,就像玉米法的废除一样,它就是进步思想和自由主义战胜了传统的贵族和权威机构的成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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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美国和英国的政治面貌截然不同,但是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点:关税是全国政治斗争的中心。后来一位宾夕法尼亚州的立法者恼怒地说:“人和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会发表关税演讲。”贸易政策给当时最重要的南北之间的社会、政治斗争,火上浇油。实行奴隶制的南方经济以烟草和棉花出口为中心。没有奴隶制的北方,制造业刚刚萌芽,在生产力上落后于英国,生产的产品难以和便宜的进口品相对抗。南方的繁荣兴旺建立在国际贸易的基础上。北方想要免受进口的冲击,至少在它赶上英国之前免受冲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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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1866年的美国南北战争是为奴隶制而战,同时也是为美国将来的贸易政策而战。战争一开始,亚伯拉罕·林肯就提高了美国的关税。在北方取得胜利后,贸易保护主义又进一步加强。1866年后的10年,工业品的进口关税平均为45%,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都没有跌多少。无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19世纪的美国都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国家。不知道是不是巧合,辩论持续进行的这段时间,美国的工业实力赶上甚至超过了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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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后再重温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美国的经历让我们看到自由贸易根本没有为“进步的”政治力量服务。著名的政治科学家罗伯特·基奥恩(Robert Keohane)曾经写道:按照市场的思维方式来行事最后会以悲剧收场。自由贸易给南方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它没有追求经济多元化也没有进行工业化。比这还糟的是对棉花的过度依赖使得奴隶制更加根深蒂固,南北战争越来越不可避免。19世纪的美国,先不提自由贸易的经济影响,它进一步巩固了奴隶制社会和政治制度。我们只能猜测它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危害有多大——危害一定是相当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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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训显而易见: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贸易政策和它的社会、政治斗争的关系决定了自由贸易是促进国家进步还是让国家退步。19世纪中期,英国是世界工业大国,自由贸易政策有利于制造业和中产阶级。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种植业让美国落后的工业具有成本优势,开放的贸易政策有利于农业剥削阶级。不是有了自由贸易就一定政治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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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欧洲大陆很快就觉得要对自由贸易进行重新考虑。事情的导火线是1870年开始的经济衰退。这次经济衰退持续时间很长,对农民的打击尤其大。运输革命和削减关税使得大量谷物从新世界涌来,谷物价格大跌。在欧洲大陆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听到要保护农业的呼声,工业家也加入了这个队伍,因为发达的英国生产商(越来越多的美国生产商)把他们压得抬不起头来。在俾斯麦(Bismarck)的德国,发生了著名的“钢铁和黑麦联姻”——一个农业家和工业家的联盟,它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大幅提高了关税。俾斯麦的政治手段一向高明,为了给新的贸易政策找借口,他抱怨说德国成了其他国家过剩产品的垃圾堆。法国和其他欧陆国家也纷纷效仿,提高了关税。这个加强贸易管制的总趋势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1913年,欧陆国家对工业品的平均税收翻了一番,几乎达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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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晚期,欧洲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后出现的情况,从自由经济学观点来看可真是有些不可思议。经济史学家保罗·贝罗奇(Paul Bairoch)指出1890年后欧洲不但贸易量大增,收入也大大提高了,尤其是那些筑起贸易壁垒的国家。这种经历,就像南北战争后的美国,让人们对自由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否那么简单产生了疑问。在后面的章节,我们会讨论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当前的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那时候,我们会再次讨论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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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英国的“公平贸易”支持者要报复欧洲其他国家对其出口商品征收的高关税,英国政府顶住了压力,没有沿着保护主义的滑坡滑下去。英国是唯一一个这么做的国家。在英国,自由贸易的思想意识不但在大众传媒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贸易保护主义还成了一个用来攻击敌人的贬义词。英国制造业在贸易中的优势也使得关税变得多余且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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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首相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就使用了这两点来嘲笑那些想利用贸易政策进行报复的人。“公平贸易”到底是什么意思,他问道。“哈!先生们,”他回答说,“公平贸易长得真是跟我们的老朋友保护主义很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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