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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悖论 第7章 富世界里的穷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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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哈佛大学经济发展学的学生上第一堂课时，我会给他们出这么一道难题：你愿意在一个贫困国家里当有钱人，还是愿意在一个富裕国家里当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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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让很多学生在座位上坐立不安，一脸不解。我接着把问题解释得更清楚。我叫他们只考虑自己的消费，不用管他们选择的社会上其他人活得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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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又给出了“贫困”和“富裕”的具体定义。我告诉他们，富人应该是那个国家收入分配的前10%，穷人则是后10%。同样，富裕国家就是人均收入在前10%的国家，贫困国家就是在后10%的国家。然后我问：“你们现在可以回答问题了吧？”你们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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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研究生，而且去过发展中国家，他们都看到了有钱人开的名车，还有他们住的豪宅。大多数学生都毫不犹豫地回答，他们宁愿在贫困国家当个有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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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答案错了。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富裕国家里的穷人”——这个答案比上一个好得不是一点点。根据我的标准，富裕国家里穷人的平均收入是贫困国家里富人平均收入的三倍还多（9400美元相对于3000美元，这是根据各国购买力不同进行调整以后的数字[1]）。其他方面的福利，比如说婴儿死亡率，差别也是这么大。富裕国家里的穷人享受的比贫困国家里的富人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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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答错了，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那些开宝马车的超级富豪代表了整个人口里多么微小的一部分，一定不多于0.01%。当我们将观察的人群扩大到一个典型贫困国家的前10%，我们得到的收入水平就只有富裕国家大多数穷人收入的一小部分。这是一个很容易犯的错误。有一次，我的观众席里有一个世界著名的经济发展专家，我问他同样的问题，他也答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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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富裕国家里当穷人比在一个贫困国家里当富人要好得多，这说明了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根本问题：各国之间收入（健康和其他福利指数）的差别比国内差别要大得多。你的出生国大致决定了你一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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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中期，世界分成了少数几个富裕国家和很多在不同程度贫困线上挣扎的贫困国家。此后60年，世界经济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大部分是亚洲国家，很少有贫困国家能持续缩小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幸运的是，成功的国家（最明显的是中国）里有好几亿的穷人，它们这几十年的发展是非常令人瞩目的，其他国家就只能自愧不如了。这使得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之间的鸿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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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物质如此丰盛的世界里，有那么多人穷困潦倒？全球化在“两级分化”里扮演什么角色？各国政府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下一章要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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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和两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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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最直接的原因是生产率低。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劳动产生的效益还不能提供足够的食物和住处，更别说像医疗保健和教育等其他需求。导致生产率低的原因有很多，而且各不相同。可能是信贷不足，这样厂商就不能进行相应的投资来提高产量，从而提高收入；可能是没有更新、更好的科学技术；可能是没有技术，没有知识或缺乏工作机会；可能是市场规模太小，使得购买新设备、新科技也不能大幅提高利润。经济发展会给当权派造成威胁，这样剥削成性的社会精英阶层，就会同政府联合起来阻碍经济发展。贫困的根本原因不外乎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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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许诺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进入市场，得到所需的投资和技术，从而改善治理。也就是说，全球化有可能铲除所有导致贫困以及让贫困持续下去的社会弊病。这样，全球化就应该是推动落后地区在经济上迎头赶上的强大动力。但是，经过两个世纪的全球化，我们看到的是全球经济严重两极分化。这怎么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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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和决策官员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很长时间，他们得出两个截然相反的答案：其中一个说“不够全球化”，另一个说“太过全球化了”。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这两个答案得到不同的对待。但是，关于全球化和发展的辩论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总是两者选其一的问题：如果我们想提高经济增长率，我们是应该打开大门迎接世界经济的影响，还是应该将它们挡在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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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这两个答案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发展得好，这样这两个答案都不能在政策制定上发挥指导作用。正确的答案在两者的中间。全球化确实大大提高了经济发展的潜力，但是要使它充分发挥作用，我们就不能取消所有的交易成本，实行完全一体化。一个布雷顿式的轻量级全球化，效果最佳。就像我从我中国学生（够巧的吧）那里听到的一个比喻一样：把窗户打开，但是别忘了装上防蚊纱窗，这样房间内空气清新，虫子又进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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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全球化影响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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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从英国传到欧洲大陆，又传到一些新殖民地，如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然后就停止了。世界经济很快就被分成了越来越工业化的核心国以及为其提供原材料的边缘国家两大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化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它使得科学技术在条件具备的地区传播开来，但是也巩固和加深了核心国和边缘国之间长期存在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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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接受工业革命的地区有两大共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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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厂能得到它们需要的技术工人，这些工人的教育程度达到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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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也具备了相对完善的社会上层建筑，运作良好的法律制度，政治稳定，政府不能随便没收财产——这样私营企业才有投资的动力，市场才会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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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些先决条件，欧洲大陆大部分国家可以吸收在英国开发、应用的生产新技术。这一场，全球化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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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别的地方，工业化靠的是“进口”技术工人和上层建筑。国际劳动力流动成了一个巨大的优势。欧洲殖民者给殖民地带来了技术以及代表他们利益、有利于市场运作的上层建筑，推动了经济发展，扩大了他们的利益。欧洲人的侵略和他们带来的病菌给当地人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但是被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称为“西方分支国”的地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也从大量移民那里得到了必要的先决条件。欧洲还在资金方面给这些国家提供大量援助，这些国家最终也成了工业“核心”国之一。这一场，也是全球化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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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却大不相同。在别的地区，欧洲人发现当地环境不适合大批殖民，或者是他们马上就需要很多体力劳动者，帮助他们掠夺当地大量的天然资源，他们在这些地区设立的上层建筑就和西方分支国的截然不同。这些纯粹“榨取式”的上层建筑，是为了尽可能廉价地将原材料输送到核心国而设计的。随之而来的是财富和权力的极端不平等，一小撮精英，通常是白人和欧洲人，统治着数量庞大的当地人和奴隶。以榨取式为基础的殖民地对保护大众财产权，支持市场发展，或者是促进其他经济活动没有什么帮助。加勒比海地区的种植园经济和非洲的矿业经济就是很好的例子。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的研究表明这些早期上层建筑的发展，或者是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发展，大大地削弱了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这些负面影响遗留到现在。这一场，全球化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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