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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经济学：经济思想的新框架 [:170453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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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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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求我的经济学家同行们考虑认知的影响，这会不会是个有用但不必要的“奢侈”要求？我不这样认为。鉴于经济学目前的发展水平，我们自然而然地会倾向于那种尽管有价值但显然完全出于想象的一般均衡结果：各项制度都已到位、市场将顺利运行，同时所有激励都是正确的、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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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主体不仅有自身的偏好和禀赋，而且有他们自己的理解，即他们会从以往的行动和经验中获得关联和意义。在面对那种“标准化”的、微不足道的经济学问题时，我们可以忽略这一点。但是，在涉及发展和重建的重大问题时，在为创建一门适用于复杂性和界定不明确问题的经济学时，我们就绝对不能忽略这一点了。是的，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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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经济学：经济思想的新框架 [:170453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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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经济学：经济思想的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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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确定论和理性主义思想主导了理论经济学，但是许多经济学家却对此深感不安。本章是对这种狭隘的“高理性”思维的一个反应，它指出经济中存在着根本的不确定性。我们根据预测或预期采取行动，因此我们的预期创造了正在试图预测的世界。没有关于他人的预期的知识，或者没有关于每个人都知道他人的预期的知识，任何一个行为主体的预期在逻辑上看都是不可能形成的。所有其他人的预期也是这样。因此，理性预期就成了一个可疑和脆弱的假设，而现实世界则受到了根本的不确定性的影响。这种不确定性意味着，经济行为是建立在主观信念的基础之上的，而主观信念是涌现出来的、共同进化的、不断变化的、相互加强的、相互否定的、会衰变的。我认为，经济学应该承认并接受这样的主观推理，并以之为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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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原本是我于1999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当爱因斯坦遇见马格利特”研讨会上的一次演讲，它里面有一些例子曾经出现在本书其他章节中。本章最初发表于那次会议的文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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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科学发展史可以说是决定论和确定性一步步丢城失地的历史。许多在20世纪初时仍然像机器一样真实、客观和确定的东西，到了20世纪中叶，已经变得像幻象一样不可预测、主观和不确定了。20世纪初用来定义科学的那些性质，如预测能力、清晰的主客观区别等，都不能再定义科学了。“科学后的科学”已经失去了它的“清白”，但这恰恰说明，“科学后的科学”成长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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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经济学：经济思想的新框架 [:170453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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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是确定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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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吗？是的，我相信它是的。经济学肯定是一整套得到了合理论述的知识。然而不同的是，直到最近这几年，经济学仍然保持了它的确定性，或者说它的“清白”没有受到任何损失。所以我们必须问：莫非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本质上就是不确定性的和非决定论的？抑或经济学也正在失去其“清白之躯”，也将加入其他“复杂性”科学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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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后者是对的。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经济学中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这门科学正在失去其僵硬的决定论立场，长期占支配地位的实证主义思想对它的影响也正在削弱。机械性更少、有机性更多的方法正在步入经济学的舞台。在这个演讲中，我将从我自己的角度来阐明这种确定性的丧失。我将论证，经济中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我将证明，经济学中以往明确的主体／客体区分，其实是模糊不清的。我将力图阐述清楚，经济不是一台巨大的机器，而是它的行为主体的一个建构物。所有这些，都不是“可怕”的“异常”现象，而是经济的自然属性。如果我们承认它们，我们就可以将经济学建成一门更加强大的、而不是更加羸弱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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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让我从源头说起。经济学的基本思想主要源于18世纪一些伟大思想家的思考，其中特别是来自英国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思想。1733年，作为启蒙浪潮的其中一个高峰，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的《人论》总结了启蒙思想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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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自然都是艺术，只是你未曾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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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偶然都有方向，只是你没能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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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不谐，都是你不理解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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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局部的恶，都是整体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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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傲可鄙，只因它不近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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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存在皆合理，这就是清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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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这种语境下，“艺术”意味着技巧，即意味着技术或机制。所以，蒲柏说，我们在自然界中看到的一切复杂的奇迹，实际上是一台巨大的机器，一台像他那个时代的机械钟表的机器。所有看上去复杂的、偶然的东西，背后都有自身的运动方向。所有看上去复杂的、无序的东西，都有隐藏的简单性，就像开普勒和牛顿等人看到的行星运动一样。所有对每一个“神的造物”有不利影响的，都以某种无法言说的方式有利于整体的利益。最后，蒲柏引用苏格拉底的名言说：“凡存在皆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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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仅仅是蒲柏一个人的观点。在亚当·斯密长大成人的那段岁月里，类似的话语充斥着思想空间。在他的《国富论》中，斯密继承和发扬了这种思想。在这部巨著中，斯密阐明，商人和制造业者、屠夫和面包师等人复杂多样的经营活动背后隐藏着简单的逻辑：经济其实是一门“艺术”，只是它的原理隐而不彰。个人的私利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促进了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因此，“凡存在皆合理。”两个世纪之后，科学哲学家雅各布·布罗诺夫斯基（Jacob Bronowski）指出，经济学从来没能从18世纪强加于它的致命的“理性结构”中恢复过来。然而，传统经济学继承的不仅仅是斯密的理性结构。在经济学的传统思想的历史深处，还继承了经济就是一种艺术的观念，即经济是一台巨大的机器，只要我们理解了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我们就可以预测它的整体行为。当然，在25年前，当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读经济学时，许多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也曾那样想过，建立经济学的大统一理论是有可能的。从理性人类行为的公理出发，就可以构建出消费者理论；从消费者理论和相应的厂商理论出发，就可以构建出内在一致的微观经济学；而从微观经济学出发，就可以构建出关于经济总体的理论，即宏观经济学。所有这一切将构成一个关于经济的大统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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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还原主义的宏图伟业，从最底部的组件开始构建整个理论大厦，却有两个难解的问题始终挥之不去：第一，经济依赖于人类，而非依赖于有序的机器组件，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情感和偏好；第二，经济中的技术是不断进化的。技术会破坏“整洁性”，因为它使经济持续变化。在经济学中，人类行为是利用“经济人”这个工具加以“巧妙处理”的。“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能够以完全演绎的方式推断出有明确定义的问题的解。至于技术进化，则更难“巧妙处理”，因此不是被忽视，就是被视为外生的。因此，为了得到一个有序的、可预测的理论，经济人，即行为主体，必须只对有明确定义的问题对象进行操作。无论是行为主体，还是要解决的问题，都不得有任何模糊之处。明确定义的问题才有明确的解，而且得到的解将成为下一个聚合层次的理论的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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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方法可以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当问题涉及了不止一个决策者并涉及了任何程度的复杂性时，这种方法就会遇到困难。然后就必须“英勇”地做出大胆的假设，否则良好的定义就不复存在，行为主体和问题就会变得模糊，而不确定的“口袋”就开始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