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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寓言经济学 [:1704536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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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对“周小川”——经济转型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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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未来的转轨是要开发国内市场。开发国内市场靠的是企业家，靠的是柳传志，而不是靠周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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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2010年12月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讨论经济转型时说的这句话，曾广泛流传[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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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讲话中，张维迎通过分析中国经济转型的趋势和原因，强调开发国内市场的重要性。他特别针对经济学界流行的凯恩斯理论，区分了“开发市场”和“扩大内需”两个概念，并表示只有企业家才能完成开发市场的任务。这样一来，他实际上重申了企业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政府宏观调控的不可信赖。这是他长期坚持的观点，也预计会在未来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讨论中继续发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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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内需和开发市场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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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走势低迷，国际贸易趋于萎缩，如何提振中国经济并促进中国经济转型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张维迎在2009年至2010年的多次演讲中表示，鉴于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中国GDP中出口的比重不合理地偏高，以出口驱动的中国经济增长很难持续。中国要想保持经济增长，势必发生四个方面的转变：第一，从主要依靠出口推动的增长变为国内、国际市场更为平衡的增长；第二，从沿海地区主导的增长转到沿海和内地、东部和西部更为平衡的增长；第三，从投资驱动、由廉价资源和劳动力支撑的增长转变为创新驱动和高附加值的增长；第四，从新企业进入和企业数量增加带来的增长变为产业整合并购、现有企业规模扩张的增长。—而所有这些转变的核心，就是开发国内市场。与此同时，在现实中，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世界各国纷纷出台扩大投资和信贷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中国政府也从2008年四季度到2010年底新增中央投资11800亿元，带动地方政府投资8300亿元、银行贷款14100亿元、企业自有资金等其他投资5800亿元，大约完成了4万亿元的投资量。这些增加投资和扩大信贷的政策措施通常被称为“扩大内需”。针对这些政策措施，张维迎提出了开发市场和扩大内需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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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源自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根据这个理论，一个国家的GDP从需求角度被划分为消费、投资加净出口，即所谓的“三驾马车”，可以用“GDP=消费+投资+净出口”来表达。其中净出口是外需，投资和消费是内需。当经济出现衰退时，如果外需萎缩，政府可以扩大内需，如果“消费”这驾马车不行，就刺激“投资”这驾马车。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宏观调控。但在张维迎看来，这种思维方式是错误的。因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对应不同产业结构，在消费、投资、出口之间，往往存在某种内在平衡的比重关系，我们不能随意地对某驾“马车”说增就增，说减就减。要是不理解这一点，就会出现为了保持GDP增长而拼命扩大出口，或为了投资而投资的情况，结果造成资源浪费或结构失衡，给经济留下更大的隐患[35]。这是张维迎反对政府宏观调控和刺激经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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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市场又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搞货币扩张或者政府投资刺激经济，而是扩大市场自由，激发企业家精神，更合理地利用资源，去满足老百姓实实在在的需求。”张维迎说，“开发市场是企业家的功能，扩大内需是政府的功能，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扩大内需就想到周小川，是货币政策的事。开发国内市场是企业家的事，是马云的事，是王石的事，是马蔚华的事……扩大内需就是说，我出口不行了，电脑卖不出去，政府用补贴的办法让大家多买电脑，一个人原来用1台，现在用2台、3台，这就是扩大内需。而开发市场呢？就像苹果生产iPad，联想生产Lenovo，你生产出新的东西，让消费者主动去买，这才是开发市场。”张维迎还指出，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不利于经济转型和企业创新：“如果我们的思路还是通过货币政策扩大内需，前面讲到的一些转轨就没法进行。好比创新，如果我们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任何商品都好卖的话，你为什么要创新呢？只有传统的东西不好卖，你才有机会创新，才想要去创造新的东西。所以，未来的转轨能不能完成，关键是发挥企业家的作用，如何让企业家根据实践经验，把兴趣都放在开拓每一个市场、发现每一个未被满足的需求上面。”由此，张维迎得出本文开头的那个著名结论：“未来的转轨，是要开发国内市场。开发国内市场靠的是企业家，靠的是柳传志，而不是靠周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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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创新优于政府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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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柳传志”和“周小川”当然是一种代指，分别代表企业家的创新与政府宏观调控；张维迎对企业创新的重视和对政府调控的怀疑，也反映出经济学中关于经济增长的两种重要思想的分野。早在1980年代张维迎发表的文章和著作中，他就把企业家的创新活动视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36]，并一直信守这种观点。这一观点源自1911年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经济发展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经济增长的实质是企业家通过创新活动——也就是对现有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进行新的组合，创造出新的技术、新的产品、新的市场、新的商业模式等，促成市场均衡与要素收入水平的提升。这种观点不仅强调经济发展中企业家的核心作用，与人们日常所见的商业经验较为贴切，并且能将企业微观活动与宏观经济增长的解释融为一体，因此被许多务实的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接受并传承。包括著名管理学大师德鲁克，也包括这里看到的“市场派”学者张维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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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政府宏观调控基础的凯恩斯理论，最初诞生于对1929至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的解释。它的思想核心是：经济运作不止有一个均衡水平。在很多情况下，当经济出现下滑时，由于信用链条断裂，在银行、厂商、消费者之间会形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期——银行担心坏账，不敢贷款给企业；企业担心过剩，不敢扩大生产；劳动者担心未来，竭力缩减消费。这样，经济将被锁定在一个低产出、低就业的“假均衡”状态中。所以凯恩斯主张，在经济陷入萧条时，政府可以增加投资或扩张信贷，把经济从低水平的“假均衡”状态推回到高水平的自然均衡状态中。可见，凯恩斯理论本来是一种关于经济运行的短期波动理论。但自从20世纪中后期以来，由于各国政府在应对经济衰退时频繁使用凯恩斯理论导向的经济政策，它逐渐变成一些人心目中的经济增长理论，宏观调控也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就像2008年面对金融危机冲击时中国政府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一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维迎提出“开发市场”的重要性，以及它和“扩大内需”的区别，提醒人们企业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宏观调控的潜在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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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对凯恩斯理论的批判，对宏观调控政策的否定，在中国经济的某些层面确实产生了影响。主要表现在经济舆论中，他引领了一股质疑4万亿投资刺激政策的呼声。结果使得在政府管理部门中一些经济官员也承认，4万亿投资计划只是危机时刻的救援措施，必要时还得退出。特别是2013年中国政府换届以后，新一任总理明显加强了通过市场化改革促进经济转型的意图，并对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和张维迎的观点、主张的方向是一致的。不过，展望中国经济未来，从世界范围的治理经验来看，有关凯恩斯理论的争议不会结束，宏观调控也很难从公共政策领域退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人们对经济长短期效应的两难抉择。张维迎主张的市场化改革和企业创新，无疑对经济发展有长期决定性作用。但在应对短期经济波动方面，凯恩斯理论及其政策对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同样有强大的诱惑力和说服力。因为人们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以及对经济利益的评判，永远会在长期和短期之间权衡摆动。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张维迎强调的市场自由与企业创新和他反对的政府宏观调控，都不会退出理论和决策的争议。“周小川”和“柳传志”两类人物，也将长期并立于经济舞台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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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寓言经济学 [:1704536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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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岂能治好慢性病？——政府刺激政策的是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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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像人一样，如果得了一种病，这种病可能需要三个月才能恢复，但你一定要用三天的时间就把这个病治好，就可能一生都没有办法恢复。政府短期经济刺激政策会给经济长期运行带来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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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张维迎2009年8月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对中国经济运行的比喻[37]。此时，中国政府制订的“4万亿”投资计划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根据这项计划，从2008年4季度到2010年底，中央政府新增投资11800亿元，带动地方政府投资、银行贷款、企业自有资金等投资，总共大约4万亿元。政府希望借助它们，避免世界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经济增长下滑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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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明确反对“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理由正像上面的比喻所说，他认为短期刺激政策会给经济长期运行带来严重的隐患。为此，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对4万亿投资计划的担忧和反对。不过在政策层面上，张维迎的观点几乎没有产生影响，4万亿投资计划终究被付诸实施。而在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莫衷一是。从2009年到2012年，伴随经济运行的波动起伏，对4万亿投资刺激政策争议不断。直到2013年，从阶段性结果来看，4万亿投资计划似乎确实帮助中国经济渡过了难关，但某些负面作用也在政策实行过程中显露出来。总的看来，关于这一问题的学术争议尚未得出定论，政策的总趋势还是在折中与调和中摸索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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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危机下“猛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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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从2008年6月份开始，每个月的工业增加值涨幅不断下滑——从16%、14%、13%、10%，到8%、7%、6%，直到2009年1、2月份下降到2.8%。GDP增长也如此—2008年1季度和2季度略高于10%，第3季度和第4季度分别下降到9%和6.8%，2009年1季度滑落到6.2%。同时由于出口下降，一些企业面临巨大的困难，部分企业停产，工人下岗失业。时任总理温家宝非常担心经济出现负增长，对社会就业和稳定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政府很快出台鼓励出口的政策，接着又制定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包括扩大投资、提出产业振兴规划、设立重大科技专项、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等。从2008年4季度开始，中央政府实施了投资拉动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当年拿出4000亿元，后又陆续投入，到2010年底总共新增投资11800亿元，带动地方政府投资8300亿元、银行贷款14100亿元、企业自有资金等投资5800亿元，完成大约4万亿元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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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政策措施，张维迎多次表示担忧和反对。他在2010年初的一次演讲中指出[38]，过去30多年中国信贷增长一般都在10%到20%之间，但在2009年却增加到33%以上；信贷占GDP的比例过去大都在0.8到1.2之间，但在2009年上升到1.19；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也大幅度飙升，在2009年达到了67%。这是任何国家都没有出现过的纪录。所以张维迎说，中国在进行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货币政策试验。这些政策的后果是什么？“猛药之后肯定有不良反应。”他认为：一种可能是货币大量增加造成通货膨胀，政府采取紧缩政策，导致下一轮萧条；另一种可能是，过度的投资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积累，最后由金融部门引起经济危机。因此，尽管中国政府2009年完成了GDP增长高于8%的目标，张维迎却对未来经济发展提出严重警告，他说：“我要讲的问题是如何防止下一次经济危机。”“这不是危言耸听。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会不会有下次危机，而是下次危机的时间会在什么时候，严重程度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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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维迎看来，这时候世界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恰恰是导致危机产生的原因——很多国家不仅实行低利率，甚至变成了零利率，大规模扩张信贷。所以他对经济刺激措施又有另一个比喻：一方面想减肥，另一方面又大吃大喝。他认为经济刺激政策的实施已经很大程度导致市场化改革的倒退[39]。例如2009年以前，民营企业增长比较快，但随着政府扩大投资，大量银行贷款给了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就增加得更快，变成“国进民退”。又如，政府为了刺激房地产市场，出台鼓励买房的优惠政策，但由于房价迅速反弹，又不得不实行限购。甚至有些实权单位在限制房价的背景下，通过划拨土地，为本单位修建福利房。这都是体制上的倒退。所以他说：“中国为金融危机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统计数字上的代价，最大的代价是体制改革倒退。”“政府部门，特别是中央政府部门都在想方设法通过利用危机来捞权、谋利益，本来放开的东西都给收上来了。”“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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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万亿”争论第一波：经济学家的意见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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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尽管张维迎强烈反对经济刺激，但他的观点在政策层面上几乎没有影响，4万亿投资计划还是得到了实施。在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也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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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经济学家的观点与张维迎相近，不赞成经济刺激政策。例如2008年11月，陈志武在一次采访中说：“按照这次4万亿方案，2009年增速达到8%以上会有一些困难，主要原因是该方案过多重视基础设施投资……而不是用这些钱重点刺激民间消费，放在降低老百姓储蓄压力、推动百姓消费上。”“1980年代，没有几个地方政府盖奢侈大楼，甚至90年代也很少，但是近几年则到处都是，这说明不能由政府继续掌握那么多投资的钱了。”2009年6月，许小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调整的当务之急是纠正结构的失衡，而不是盲目地拉动内需，更不是通过刺激投资来弥补外部需求的不足。”“新的投资需求短期内可以使已有过剩产能得到利用，但日后将形成更多的过剩产能。试图以新泡沫挽救旧泡沫，结果是更大的泡沫，饮鸩止渴，只能推迟但无法避免泡沫的最终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