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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白领和三险一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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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是个小工厂主，每年他都要雇不少工人来进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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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雇工对王二而言从来都不是一件难事。每年过完春节，到火车站，1000元一个月一口价，想雇多少就能雇多少，因为到处都是过完年出来找工作的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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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国家开始要求任何有正式合同关系的雇佣关系，都必须按比例缴纳三险一金，总共加在一起接近于工资的40%，名义上规定工人出10%，雇主出30%。王二心想，这么多工人找工作，我还怕找不到工人？我可不会多花那30%的冤枉钱，这钱得让工人出。于是，这年过完年，王二跑到火车站，还是开出了1000元的工资，但跟工人说得很明白，40%的三险一金要从工资里面扣，换句话说，工人拿到手的只有700多元一个月（700多元的工资加上200多元的三险一金）。别的工厂主也都是打着一样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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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觉得不合理，抗争道：国家不是规定你们要交30%的吗？为什么最后40%都要从我们头上扣？王二说，让我交30%也可以啊，那你们一个月的工资就是700来元，由我来交30%的三险一金，这有区别吗？就是一个做账的事情。事情的实质是，这三险一金最后是你们来出，而不是我王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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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既然已经跑了这么远的路进了城，觉得不接受这份工作，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于是只能忍气吞声地接受了王二的条件。但是不久，情况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很多农民工觉得，过去一个月挣1000元，出来打工还算可以。现在凭空一个月少挣200多元，还不如在家干点别的或者找点别的机会，于是不少工人开始有了离开的念头。慢慢地工人真的开始陆陆续续走了，而且不止王二一家工厂出现这样的情况，周围所有工厂的情形都差不多。对很多农民工而言，1000元一个月的现金收入是他们出来打工的底线。现在底线被打破了，回家或者去别的地方就成了自然的选择。于是，王二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选择：提工资或者停止生产。不久，到处叫嚷“民工荒”的王二不得不向工人开出了下面的条件：每个月1100元的工资。工人缴10%的三险一金，拿到手还是1000元现金。剩下的30%三险一金由王二来缴。他这么一做，总算稳定住了不断流失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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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好事却没有发生在王二工厂里为数不多的几个白领头上。这些白领也要求保持“税后”工资不变，王二对他们很明白地说：你们不想干可以走人，市场上还有不少愿意接受更低工资干你们现在干的活的人。你们的工资已经不低了，40%也不是一个小数，大家都得承担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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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三险一金，其占工资的比例之高，和因此带来的工薪阶层收入的“减少”，一直都是一个热门的问题。减少之所以加一个引号，是因为两个原因。一个是三险一金和税收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主要体现在三险一金的缴纳都伴随着相应的福利——买养老保险对应的是未来的养老金，住房公积金在买房的时候意味着便宜一点的贷款。尽管不是所有人都希望被强制参与这样的福利，但事实是，缴的三险一金并不是就永远被拿走了，有很大一部分（甚至加上利息）在未来是可以被拿回来的。当然，如果政府食言那就另当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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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一个原因是，即使三险一金就是税，并不意味着所有打工的人收入都会因此而下降。事实上，不同的人群很可能面临很不同的情形。这里又有两层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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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法律规定的税率并不等同于实际的税率。从前面王二雇工的例子就不难看出，不是说法律规定工人缴10%，雇主缴30%，最后就真的是这样。这里面最大的原因是工资是可以变动的。事实上，工资的变动可以让任何法律规定的税率都变得毫无意义。这里的意思是指，实际承担税负的和法律规定的税负如何分担可以毫不相干。上面王二的故事讲了两个很极端的情况，刚开始是工人承担了全部的负担，而之后是王二承担了全部的负担。真实世界的情形当然很可能不是那么极端的，但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税收的负担由谁承担，在不同的状况下，情况会是很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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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对工资征税的负担究竟由雇主还是雇员来承担，非常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状况。中国的农民工市场，其特点是，如果你愿意支付市场的工资水平或者略高一点，你可以雇到很多很多的工人。但市场的工资水平整体上就是农民工可以接受的底线，因此，如果你稍微降一点工资，立刻就会招来“民工荒”。对于这样一个市场，用术语说就是供给弹性很大，将税收转嫁给工人是很难的。因为，工资稍微低一点，农民工就不干了，他们可以回家或者去别的地方，没必要接受低于底线的工资。请注意，这里税收负担很难转移给农民工，不是因为农民工的地位高，谈判能力强，而是因为他们地位太低，谈判能力太弱，所有能够榨的油水已经被榨走了，因此，增加新的税，也不能再增到他们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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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收入相对较好的白领阶层则不是如此。这个阶层的收入是存在空间的，不是说收入高一点低一点就会影响他们是不是在一个地方工作的决定。而且，白领换起工作来也更困难一点。对这样一个人群，用术语说就是供给弹性较小，税收的负担反而会相对多地由他们承担。毕竟，如果真实收入下降10%~20%，这些白领也未必会走人，未必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又不能选择不工作，那在和雇主的博弈过程中，这些白领很可能会处于弱势，因此税收的负担反而会更多地落在这些人头上。最惨的就是那些非有这份工作不可的人，即使所有的税收都让他们来承担，估计也只能忍气吞声地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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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非常可以理解的是，对三险一金抱怨最多的就是都市里的白领，收入越高的可能怨言越大——他们可能需要承担很大一部分的费用，而三险一金所带来的额外福利又相对有限。可是，不应忘记的是，数量巨大的农民工群体则可能是三险一金的受益者——他们承担的成本可能会相对较小，而三险一金带来的福利，虽然仍然很有限，对这个人群而言可能是很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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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三险一金对不同人群的负担和福利很可能不一定是非常重要的，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网上发言。不说话的，有时候也许是受害者。但在三险一金的事情上，不说话的也许正是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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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的包子和中国的税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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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有个包子铺，而且是村子里唯一的一家包子铺。村里人要是想吃包子，只能到王二家来买。王二卖包子很独特，是一笼一笼地卖，而不是按个卖。一笼6个包子，10元钱，一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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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人对王二的包子有不少抱怨，最大的抱怨是价格太高、一笼包子的数量太少和馅太小。王二于是去别的村逛了逛，看看别处的包子是怎么卖的，回来之后很高兴地跟村民解释：你们的抱怨其实是没有事实基础的。首先，我这个包子一点都不贵。别处15元、20元一笼的包子都有，我这10元钱一笼的包子，在所有的村子里算是相对便宜的。你们觉得贵，是因为你们没去过那些更贵的村子。我一笼包子的数量确实不多，有的村子一笼包子能有12个，但问题是，人家包子多，价格卖得也高。你们要是真想增加包子的数量也行，那就得出更高的价钱，可10元钱一笼你们已经抱怨贵了。至于馅太小，嗯，那得看跟什么比。直接跟别人比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的包子不一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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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王二的包子究竟是不是价格太高、数量太少、馅太小？这件事情一下就变得非常难以说清。难处就在于，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家和王二的包子一模一样的包子。不一样，就让比较变得不那么黑白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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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年，中国老百姓关于中国税负水平的抱怨越来越多，简单的总结就是抱怨税重、福利差和收上去的税都没有花在老百姓头上。如果把中国的税负问题想象成王二的包子，那对中国税负的抱怨基本上也就是村里人对王二包子的抱怨：价格太高，数量太少，馅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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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税重，中国官方的回应一直是：中国的整体税负水平和国际水平相比属于比较低的。这里的证据是，中国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只有20%多一点，不到30%，其中税收收入占比还要更低，比起很多发达国家40%甚至更高的税收占比，中国的税负实在谈不上很重。这里的数据是没有太多疑问的，中国税收占比低于很多发达国家是事实。换句话说，论缴税，很多发达国家确实要缴更高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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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误导性的比较。这就跟王二说自己一笼包子10元不算贵一样，因为别处的包子可以是15元甚至20元一笼。问题是，此一笼非彼一笼。讨论税负高不高，一个很关键的变量是政府通过收税所提供的服务和公共产品的质量及数量如何。在这个意义上，6个一笼的小包子可能卖10元钱都贵了，而12个一笼的大包子可能卖20元都不算贵。因此，直接比较中国和国外的税收占比，不论中国的有多低，或者国外的有多高，都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因为这种比较完全没有考虑缴税后老百姓得到了什么。在美国，很多好的学区，不仅房价高，而且物业税也高，但很多人还是愿意选择在那里居住，缴更高的税，原因很简单：他们知道自己缴的税最后会花在学校上面，因此自己的孩子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这些地方的税负高吗？看比例也许高，看性价比，对很多人而言一点都不算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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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立刻涉及了第二个抱怨，中国的公共产品恰恰属于那种“6个一笼的小包子”，而不少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欧和北欧国家，公共产品的提供则属于“12个一笼的大包子”。在发达国家居住过的人都会发现，很多国家的公共服务，包括医疗和教育，不仅低收费甚至完全免费，而且服务的质量也很好。因此，这些人开始抱怨中国的公共服务差，觉得中国也应该朝西欧那个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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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请问“6个一笼的小包子”和“12个一笼的大包子”哪个更好？这一样是两个无法比较的东西。这里面至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成本问题，如前面所说，12个一笼的包子可以性价比很好，而6个一笼的包子可以性价比很差，因此提供公共产品的代价——税收负担必须一起考虑。请记住，所有的公共产品都不是免费的。所谓的免费只是不直接对用户收费而已，政府总是要通过收税的方式来为公共产品买单的。在不比较成本之前，单纯地觉得包子越多越好本身就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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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还有第二层更深刻的问题，即便没有成本上的考虑，即便12个一笼的包子单价更低，12个一笼的包子也未必总比6个一笼的包子好。这就好像，因为肯德基的家庭套餐单价更低，就得出每个人去肯德基都应该点家庭套餐的结论一样是荒谬的。这涉及一个政府规模和什么样的产品与服务应该由政府来提供的问题。教育、医疗和养老，在很多国家都是公共支出的大头。政府是不是应该包办这些？是应该更多地参与还是应该积极地退出？这几乎在每个发达国家都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而不同的国家作出的选择也是很不一样的。西欧正在经历的债务危机，就是对福利国家模式，也就是高税率和高福利模式的一个巨大挑战。那些国家，主动或者被动作出的选择都是削减支出，特别是福利支出。而中国，在为居民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和避免重复福利国家的错误之间，存在一个非常微妙的取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公共产品的提供恐怕是太少了。但现在要避免的则是矫枉过正，承诺过多的福利，为将来埋下巨大的财政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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