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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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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学界的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且近年来得到了本国培养和海外学成归来的大批新锐的补充，然而也应当看到，经济学家的队伍无论从数量方面看，还是从素质方面看都还有许多不足之处。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对于经济科学的要求愈来愈高，而且经济学的新课题层出不穷，我们经济科学工作者身上的担子也愈来愈重。这里，我想借此机会，对加快我国经济科学的学科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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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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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课程和在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教授MBA课程的切身经验，我国学生有一种追求“前沿”而忽视基础的倾向，妨碍了他们对经济学问题的深刻透彻的理解。纠正这种偏向的方法是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并在教学中强调掌握基本理论和进行基础训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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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特别强调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训练。现代微观经济学已经成为一门概念清晰、逻辑严密的学问。作为一个经济学者，如果没有扎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其思想免不了混乱。因此，我要求自己的学生一定要学好微观经济学。我与同学们讨论问题时，也特别注意不时地把他们拉回到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上来。学习经济学，最重要的是要掌握经济学家对于世界的认知和思考方式，而学好微观经济学正是把握这种有用的认识工具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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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存在着两种有失偏颇的认识：一种是认为21世纪新古典经济学穷尽了微观经济学的真理，经济学所要做的事情只是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直接套用在中国实际上面，通过简单的推导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另一种则是认为，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像新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更逼近于现实，使新古典经济学的旧原理变得完全过时。后者往往不理解，微观经济学的原理（如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是在严格假设条件下对现实作出的抽象；在放松某些假设（如完全信息假设）情况下得出新的理论结论，并不意味着否定这些原理作为理论基准（benchmark）的重要意义。(21)上述这种认识偏差妨碍了我们对经济问题作出科学的分析，比如对于资本市场的看法就是如此。有的人认为，只要放开股票市场，资本资源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有效的配置；也有的人说，股票价格的高低无论从短期看还是从长期看都全在于市场炒作技巧的高低和政府政策支持力度的大小，而全然没有规律可循；还有人在不同的场合交替使用这两种理论，造成了不少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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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科建设，重在形成严谨求实的学术规范和惠风和畅、百家争鸣的宽松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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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经济学界在保证学术自由和确立学术规范这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都存在比较大的缺陷。这两方面的问题不解决，就很难形成经济科学进步赖以发生的学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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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后期，我以前在北京中欧管理学院（CEMI）的同事波以索（Max Boisot）教授曾经告诉我他对中国经济学教学的印象。他说，有些经济学教授对经济学教科书上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讲的具体问题统统都知道，但是他们对于市场制度到底是怎样运转的却并不清楚，也就不能够把关于市场经济的系统知识传授给学生。现在的情况虽然由于有大量经过严格经济学训练的年轻经济学家的加入而有了改善，但是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点仍然难以完全避免。因此，我在自己的教学中深深感到，为人师表，需要加强自己的学习和研究，才能提高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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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004年）11月我参加了《比较》杂志主办的“中俄转轨经验比较讨论会”，来自俄罗斯方面的学者包括普京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伊拉里奥诺夫（A. Illarionov）在内大多出生于70年代，他们在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接受经济学教育，写出来的论文中规中矩，严谨规范；同时，他们也在俄罗斯的研究机构兼职，能够对俄罗斯的现实问题发表中肯的见解。这个情形给那天到会的中国学者很大的震动。中国在海外也有大量的经济学家，如何能创造一种机制，吸引他们回国为中国的经济学学科建设贡献力量是在座诸位大学院系和科研机构的领导应当认真考虑的问题。我们应当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为经济学事业的发展而引进和使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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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加强经济学人之间的交流和切磋，以便长短互补，共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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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00年前，魏文帝曹丕就曾经指出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看来，他所说的“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典论·论文》）早已是中国文化界由来已久的痼疾，经济学界似乎也不能避免这种传统的影响。为了发展经济科学，我们必须与这种传统决裂，形成学者之间、特别是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背景的学者之间相互切磋的良好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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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受教育的经济学家容或有对国内实际情况了解得不够深透和不够具体的缺点，但是他们一般受过比较严格的经济学训练，又在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长期生活，他们由此取得的知识无疑是建设中国市场经济所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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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植根于本土的经济学家常常难以超脱现实的政治条件钻研学术，然而并不能因此而贬低这些经济学家的历史作用。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的一种评论，说某一位学者学术上没有贡献，甚至于因此而否定他的历史价值。这样是有失偏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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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有些人动辄把经济学家划分为这样或那样的“派别”，甚至用“文革”手法制造事端，给与自己意见相左的经济学家随意贴上“代表邪恶力量”、“为外国势力服务”之类的政治标签，更是不能容许的。这种种作为对于经济学人之间的良好关系和正常学术环境的形成是十分有害的，应当受到一切正直的经济学家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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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和建设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努力发展经济科学，为中国的改革和中华的腾飞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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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为作者在2004年第三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的主题演讲，后刊于《经济研究》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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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敬琏，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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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顾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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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冶方，“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孙冶方全集》（第2卷），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第229—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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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利别尔曼是苏联经济学家，他在1961年提出的对苏联经济改革的建议，被认为是1965年柯西金改革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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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洪，“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与扩大企业自主权”，《马洪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228—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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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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