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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择偶困难是因为性别失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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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8-28，No.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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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七夕，又把婚龄男女择偶困难的问题拉入了关注焦点之中，爱凑热闹的经济学家也不失时机地来插上一嘴。有学者就认为，眼下中国的高房价和高储蓄率，就与青年男性择偶难有关，他们为了准备婚房和嫁妆，为了积累足够的财富以便向未来的妻子和岳父母证明自己抚养孩子和维持体面家庭的能力，必须拼命挣钱并大量储蓄，而买房也就成了“刚性”需求。迎娶门槛之所以如此之高，显然是因为出生人口性别比太高，男多女少，竞争压力自然偏向了男性一边。那么，实际情况是否果真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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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出生性别比确实很高，每100个女婴大约对应125个男婴，可是当我们考虑性别比对婚姻市场的影响时，不能看出生性别比，而要看婚龄人口性别比。从学会走路开始，男孩的死亡率就明显高于女孩，好奇贪玩的本性令男孩遭遇更多的溺水、触电、摔落和车祸等种种意外事故，在进入青春期后，死亡率差距更急剧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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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05年抽样数据，2000年时15～19岁年龄段的性别比是104，五年后当他们进入婚龄时，这组人的性别比已变成93，即每百位女孩对应的男孩，少了11个，这一转变十分惊人，完全消除了出生性别比对婚姻市场的影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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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分析这两组数据很容易看出，即便出生性别比长期维持高位，可见未来的婚龄性别比都不会高于100。因此，将男青年择偶成家的压力归咎于性别失衡，是站不住脚的(6)。再对比美国的数字，尽管美国男孩死亡率也高于女孩，但差距明显拉大是在25岁以后，直到30岁以上女性人数才开始多于同龄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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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我们认为中国男青年择偶压力大于美国，原因一定不是性别比。显然，美国男孩的死亡率并未随青春期来临而突然升高，这或许是因为中国男孩尤其是农村男孩较早进入社会，因而面临更多风险，或许是因为美国父母在防范未成年人意外方面，做得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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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中国青年的择偶压力并非男性所独有，近年来有关“剩女”的讨论也同样热烈，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双向困局，并非总量对比能够说清。婚姻市场并非男女双方随机碰撞撮合的过程，其基本动力是针对对方禀赋的双向性选择过程，其中男性更侧重对方的年轻美貌、温柔贤淑等先天禀赋，而女性更侧重对方的健康才智和地位财富，后者包含更多的后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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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用于评估女性禀赋的信号在早期便可获得，而对男性潜力股的识别则困难得多，经常很晚才能看清。这一选择策略上的差异导致的结果是：男性在择偶时间的选择上灵活得多，特别是那些有望凭借后天禀赋的男性，会故意推迟择偶时间，以便把手里的牌养大，而女性则不同，因为她们的牌早已摊开，拼抢早就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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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偶策略的不对称把婚姻市场分割成了明显不同的两个部分：一方面，大批20～35岁的男性在争抢18～25岁的年轻女性，僧多粥少，竞争惨烈，房子嫁妆自然不能少，甚至有钱有势的老男人也来参与竞争；另一方面，一旦过了妙龄，女性谈判地位迅速跌落，如果不及时调整策略放低价码，过28岁之后便很可能沦为“剩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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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条件优越而不甘掉价的女性，上述局面尤为不利：漫长的学校生涯让她们在起跑点就晚了一步，而我国之前特有的不许大学生结婚的规定又大大强化了这一劣势。况且，自身的优越条件让她们对幼稚男生不屑一顾，等她们终于开始着急的时候，发现身边的好男人都被挑光了，于是在迫不得已的策略退让过程中，她们发现自己的选择面越来越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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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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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市场的议价格局，不能简单地以总和性别比来衡量，这一点最强有力的证据来自印度，印度的出生性别比是112，甚至适婚青年性别比仍高于108(7)，但印度素以嫁妆负担重和嫁女难著称，时不时还会弄出女青年自杀的悲剧，这一局面至今仍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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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同样是双向选择，女性们同样都想往上嫁，为何中国男方彩礼负担更突出，而印度则嫁妆负担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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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篇所提出的信号机制，或许可以这样解释：通常情况下，男性的婚姻价值要很晚才能确定，但印度的文化和传统很特别，尤其是种姓制度，降低了社会地位的流动性，个人前途高度依赖于其家庭背景，而后者是早就确定的。因而女方对于高价值男性的竞争早早就开始了，就像中国男性对年轻貌美女性的竞争也早早就开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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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非诚勿扰》“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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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29，No.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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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诚勿扰》等电视相亲节目在掀起一阵收视狂潮之后，看来已小命难保。随着广电总局整改通知下达，央视带头痛斥，各地媒体深入揭批，一顿“乱棍”之下，终于呜呼哀哉，壮烈牺牲了。团队散伙，节目改版，一切恢复平静与和谐，近在眼前的喧哗却已恍如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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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热到猝死，相亲节目一定是惹到了什么。不过和以往类似猝死事件不同的是，这次它所触动的，却是大众的道德神经。部分女嘉宾对择偶倾向中物质因素的直率表达，显然激怒了大批观众，让群众的道德激情如洪水决堤般暴发，汹涌口水掀起巨浪，最终引起有关部门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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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物质女”之所以会引起如此激烈的反应，并不是因为她们所触及的道德藩篱有多么重要而根本，一旦破坏对社会有多大危险，而是因为这些道德恰恰是肤浅而虚弱的。实际上，在择偶时考虑物质条件，甚至将其列为首要条件，古今中外都是极为普遍的情况。问题是，这是件只能做而不能说的事情，对此人人心知肚明，却不得说破，这便是社会在此问题上的道德规范，它只是一层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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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道德体系中，存在两类规范。第一类是对我们的行为有着实质性约束的，而且事实上也制约了它所针对的那些行为，至少将其发生频率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如有关偷盗和欺诈的规范。当人们抓住一个小偷或骗子时，会鄙视、叱责，甚至痛打，但通常不会产生我们所看到的那种针对物质女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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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规范则是起装饰作用的，其存在的价值仅在于帮助人们掩盖其行为的真实性质。对于某些行为，这种掩饰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而一旦面纱被揭开，当事人会感到十分难堪甚至无比羞愤，婚姻关系中的物质考虑和利益交换便属此类。所以，当那些慎于作此种掩饰的人们面对一个悍然直言的“物质女”时，就好像看到了真实的自己，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其实面纱之下，你我都是如此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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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的观察，人们在亲属关系和两性关系中，特别需要这类装饰性规范。如亲友之间的礼尚往来，虽然人人心知肚明，这是一种无截止期的长期等额互换关系，许多人甚至小心翼翼地用账本记下每一笔礼物的金额，但要是你果真当面将此关系的性质点破，那将是非常无趣和尴尬的，你们的关系很可能从此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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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需要细心掩盖的部分，就是两性关系。从内容和结构上看，婚姻无疑是一项交易，不过与那些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即时交易不同，婚姻是基于契约、内容庞杂、时间跨度极大且涉及复杂家族关系的一揽子交易。我们知道，对于这两种类型的交易，双方所冒的风险、所需要的信任，是有极大差别的。因而婚姻双方对对方在善意、诚信、守约等方面的品质，有着高得多的要求。同样，他们对证明自己这些方面的高品质，也有着更急切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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