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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为何世界杯比冠军杯吸引更多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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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18，No.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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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所激起的巨大热情是一个奇特的现象，自从电视普及以来，它已成为四年一度的全球盛宴，一场牵动数十亿人的神经，打破他们平静生活的漫长狂欢。仅仅用人们对体育运动的喜好，是难以解释的，事实上，投入这场狂欢的人群中，许多并不喜欢足球，平时也很少看球，甚至看不懂足球，更别说踢过足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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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真正懂球的球迷眼里，或许欧洲五大联赛和冠军杯的比赛水平更高，也更好看。从专业角度讲，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相比那些有任务才临时召集起来的国家队，职业俱乐部能够跨越国界搭建最优秀的团队，有着更连贯周密的训练计划，更多的实战配合经验，更从容的状态调整空间，而国家队中，除了巴西、阿根廷这样的顶级豪门之外，很难组建和调整得像冠军杯参赛队那么全面、均衡而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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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两者在吸引观众的表现上却恰好相反，2006年德国世界杯平均每场收视人数达到5亿，而同期冠军杯即便重大比赛收视人数也不过一两千万，差了一个数量级。造成这一反差的，无疑是民族激情的巨大号召力，如同奥运会一样，世界杯是展示民族符号、宣泄民族激情的一场盛宴，人们挥舞国旗、高唱国歌，把手捂在心口，把国旗颜色投射到球衣上、涂抹在脸庞、胸口、三角肌乃至屁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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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种文化中，民族激情都是如此容易被激活，而一旦激活便成为影响集体行为的压倒性因素，这背后必定有着牢固而普遍的心理基础。这一基础，大概源自于人类狩猎采集时代的团伙和部落对抗。在那个漫长的时代，作为基本社会单位的部落常由拥有血缘关系的数十上百个家庭组成，其中成年男性组成团伙出门打猎或掳掠其他部落，构成了其工作和生活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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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对于男性来说，在团伙中成为好战友，甚至好首领，便意味着有更多机会分得战利品。为此，他们发展出了许多适应性能力：勇敢、忠诚、服从、坚忍、领会、沟通、组织、计划、指挥等，而其中一项独特的能力在日后有着深远的影响，即借助某些外在特征迅速识别敌友并作出适当反应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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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战友，是那种能被共同的文身样式、出征前的舞蹈和鼓点、挥动的图腾、冲锋的号角、战友的吼叫，激起强烈斗志的人，也是能被来自敌方的类似信号激起怒火和仇恨的人；并且，这些反应必须与底层的情绪系统绑在一起，必须表现出难以遏制的脸红、心跳、气喘，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实际的战斗行动，才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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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民族、国家的那套符号就是部落战斗符号的现代翻版：国旗源自旌麾，国徽源自图腾和盾纹，制服源自文身发式等身体装饰。然而，尽管它有着古老的心理基础，但民族激情本身却是近代的产物。民族，既不是血缘集团，也不是文化和语言集团，它是近代主权国家崛起过程中，国家权力所能达到的边界，而所谓民族性，是既已崛起的国家凭借权力为这一虚拟部落所拟构的符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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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复兴前的欧洲，没有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在日常生活中，只有拉丁语、日耳曼语、凯尔特语和斯拉夫语的各种方言，而在学术和大跨度交往中，只有希腊和拉丁这两种世界语；是民族、国家借助印刷术、统一课本和义务教育，创造和推行了民族语言，对上取代了拉丁语，对下消灭了方言，同时，官方的历史和文学编纂，为民族创造了共同的神话、历史、英雄、恶魔、苦难、经典、圣地和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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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部落是虚拟的，但构建民族的努力却是非常成功的，通过语言和文化的改造，国家成功地把这套符号体系植入了人们的集体记忆。这一成就，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创建制度、推行政策、实施控制和对外交往的基础。然而，民族激情在赋予国家以统治能力的同时，也成了战争与杀戮的催情剂，在它的强大驱动力之下，未明世事的青年们毫不犹豫地涌向征兵站，去杀死那些所谓的敌人，仅仅因为后者佩戴着另一套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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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当人们涂满油彩击鼓鸣号涌向球场时，其情绪、姿态、装扮和队列，是何等的相似啊。幸运的是，那里只有号角，没有枪炮；只有欢呼，没有杀戮，而最终将他们放倒的，不是子弹，而只是啤酒。或许我们该庆幸，当初被从潘朵拉盒子里放出的这只妖精，如今被关进了竞技体育场这个笼子里，驯化成了无害地取悦于我们的宠物，激情在此燃烧，却不会去推动那部危险的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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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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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主义情感有许多种表现，民族主义只是其中之一，社团、教派、同乡、校友乃至班级和宿舍，依我看，它们都基于同一个心理基础(3)，而这一基础，或许就起源于我们在进化史上所长期经历的狩猎团队和部落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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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心理学实验也表明，只要将一群人随机分为两组，并给予稍许竞争关系的暗示，就很容易在它们内部诱发出集体情感、一致行动和组织化过程，而在两组之间产生对立、冲突和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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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心理基础，为各种组织的建立提供了条件，成功而长久的组织，都曾利用了人们对集体主义的易感性，借助符号化甚至虚构的伟业、英雄、战胜恶魔与苦难的经历、视觉识别系统（VIS）(4)等工具，建构一整套价值和信念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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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企业文化建设做的就是这些事情，形象符号不仅是给客户和公众看的，也被用来在组织成员中培植文化认同感、价值自豪感和组织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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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韩国传教士为何这般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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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27，No.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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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名韩国传教士因为被怀疑有传教活动而在利比亚遭拘捕，利比亚还因此而中断了在韩国的领事业务。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因传教活动而导致韩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外交冲突了，过去几年，在阿富汗、伊拉克、也门、约旦等国家，都发生了韩国传教士遭地方武装绑架或被当地政府驱逐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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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国反恐战争的积极盟友，韩国向伊拉克和阿富汗派出了不少重建和援助部队，同时也有许多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前往帮忙，其中便以教会组织居多。他们所招惹的外交风波常将韩国政府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尽管后者屡次劝阻境外传教活动，但由于基督教已成长为韩国第一大宗教，而且基督徒选民十分在意候选人的信仰，因而政府也是投鼠忌器，不敢过分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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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以绝对数还是人口比例计，韩国都已成为仅次于菲律宾的亚洲第二大基督教国家；基督教在韩国的发展异常活跃，不仅体现在信徒人数的庞大，更体现在信徒们高昂的宗教热忱、新教派的大量涌现和积极甚至狂热的对外传教活动。韩国各教派共向海外派出了两万多名传教士，这一数字仅次于宗教基础最为深厚稳固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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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景象，与我们在韩剧中所看到的那个韩国似乎大相径庭，在许多人眼里，韩国是一个保留了儒家传统的社会；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个被华夏文化熏陶了两千多年的韩国社会，如此热情地拥抱基督教，并在对外传教上表现出这般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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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或许就在问题之中，韩国基督徒所表现出的积极和热忱，或许正是因为他们急于想摆脱自己身上难以抹去的东方印迹。一旦决定投入西方基督文化的怀抱，那些挥之不去的儒家文化和佛教传统，似乎就成了他们身为基督徒的先天不足甚至历史污点，就像文革中那些出身不好的资本家子弟，为了向组织证明自己的忠诚和坚定，也表现出异常的决绝和狂热，不惜与父母反目成仇，而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更是冲在最前面——把我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考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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