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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浮士德与魔鬼的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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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世俗科学的理性语言弄得难以理解的真相却出现在诗歌里，这令人吃惊，也令人困惑。为了实现经济增长而与邪恶达成交易，经济学家无法公开承认这一点，而只能用掩人耳目的形式称其为“成本”，在《浮士德》神话中，我们找到了这种交易的完美象征。《浮士德》是独一无二的现代神话，属于非传承自古代异教传统或《圣经》的代表性神话。它代表不同于古典文化和基督教主流教义的一种思想，即人类事物中，邪恶不仅是一种需要抵制的消极力量，还是一种富有创造力的积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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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士德》的故事原型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即德国学者约翰·浮士德（约1480~1540年），他的成就被有些人归因于他跟魔鬼达成了交易。在该故事的最早版本中，浮士德纯粹是一个中世纪人物，身兼炼金术士和魔术师的双重身份，善于利用魔鬼的力量达到引诱和欺骗他人的卑鄙目的。但随着人生阅历的变化，他舍弃了炼金术士的过往，变成了一个独特的现代人物、一名力图征服自然的科学家，并因自以为是而遭到可怕命运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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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时代的剧作家克里斯托弗·马洛写出了第一部有关浮士德的戏剧作品。在《浮士德博士的悲剧》这部戏中，浮士德的罪行是追求无限的知识和权力。他不但梦想着征服女性，还梦想着拥有成就伟业的权力：用黄铜把德国围起来，让莱茵河环绕着威滕伯格流动，让学生们穿上丝绸衣服，把西班牙赶出荷兰。事实上，浮士德博士把魔鬼赋予他的权力浪费在了鸡毛蒜皮的事情上，当魔鬼要求他兑现约定时，可怕的结局出现了。但是，他的雄心壮志并没有完全遭到鄙视。“在50年的时间里，浮士德从一个历史人物以及之后的传奇性骗子……演变成一个为权力而疯狂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悲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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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马洛构思他作品中的浮士德形象时，脑海中想的也许是跟他同时代的哲学家、政治家弗朗西斯·培根。弗朗西斯·培根是现代科技的预言者，他是第一个想到征服自然的人。为了颠覆古代和中世纪的思辨方法，他提出为了人类而“探究事情的真正成因”的方法。他的名言是：“人类的知识和力量应汇聚在不知道成因和没有产生效果之处。”马洛察觉到了培根想法中的魔鬼气息。他为培根的想法盖上了一个浮士德式的棺罩，至少在欧洲，这个棺罩再也没有被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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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浮士德成为持续努力的现代人的象征：虽然容易犯错，但还是值得爱。歌德的《浮士德》可被视为政治经济学家对“幸运的堕落”的文学表达。上帝派遣魔鬼靡非斯特去把人类（浮士德）从睡眠中唤醒，借助靡非斯特的力量，浮士德做出各种可怕的事情，但最后他的灵魂得以升天，因为他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浮士德从缺德的恶作剧者升级为世界史中的英雄，这反映了基督教正教力量的日渐武微。它代表了一种异教思想：在与魔鬼的交易中，最终取胜的是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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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的第一个创新之处是以“天堂里的序幕”作为其作品的开端，说的是上帝与魔鬼靡非斯特的交易。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有进步的潜能，但天生懒惰，缺乏好奇心；“人很容易消沉，不久他们就什么也不想做了”。所以，上帝向靡非斯特提出一项交易：只要他持续地使人类保持活跃，他就可以待在这个世界上，不然就会被放逐到“尘土”，在创世之时上帝已经将尘土委托给了蛇。靡非斯特看到了让人类过上罪恶的享乐生活的机会，于是他告诉上帝“我不担心会输掉这场赌局”，他有信心把上帝的仆人浮士德引入歧途。歌德的第二个创新是把浮士德与靡非斯特传统的交易变成一场赌局。靡非斯特会无限期地向浮士德提供服务，而不是传统的24年期限，如果他能让浮士德完全满意，靡非斯特就有权支配浮士德。浮士德接受了这个赌局，因为他知道靡非斯特提供的快乐、奢华和富有权力的生活永远也满足不了他。浮士德告诉靡非斯特，如果他本人宣布对现有的事物感到满足，那么他将接受永远的诅咒。“这一时刻如此短暂，我希望它不要逝去，并说出‘你真美，请停留片刻’，然后，就让这一切结束于此。你可以用锁链把我拴住，为我敲响丧钟。我对此表示完全接受，你也不用再服侍我。”于是，浮士德开始了他的新生活：“我想要的就是整天享乐，除此之外，我别无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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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堕落”主题贯穿于浮士德的所有行动中，浮士德犯下的每一宗罪都是他人性改善的前提。在书的第一部分中，浮士德爱上了一位单纯的乡下女孩格雷琴，以至于要为了她而“停止时钟”。但是，靡非斯特想要延长自己在人世间停留的时间，就通过为浮士德提供任何他想要的女人，从而破坏了这段爱情。当一系列魔鬼引发的灾难导致格雷琴死亡时，浮士德发誓将证明自己值得她的爱。因此，犯罪是救赎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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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堕落”这个主题贯穿第二部分的始终。在第二部分里，歌德将马洛戏剧中奇幻的内容改编成发展性的叙事。格雷琴去世数年后，浮士德来到查理五世的宫廷。他没有像马洛戏剧中描写的那样，为了取悦皇帝而召唤亚历山大大帝的灵魂，而是利用魔法让整个王国变得富有，让皇宫有钱举办奢华的面具舞会。歌德的寓意是清晰的：金钱是建设精神文明的一种工具。该作品的结尾部分讲述的是上了年纪的浮士德被封为一处帝国采邑的地主，并着手建设封地，他修建了防洪堤坝和运河，填海造田。但是随着计划的推进，他需要驱逐（靡非斯特改为谋杀）固执的农民菲利蒙和博西斯夫妇，他们拒绝从自己的土地上搬离，这显然暗示的是18世纪把农民从其土地上赶走的圈地运动。浮士德打算不借助魔法的帮助去完成这件事，他感叹道：“现在，我几乎可以说：时间，请停留片刻吧，你真美。我的努力不会消失，多少年也不会，任何时候都不会。想象着这种无与伦比的快乐，我现在正在品味和享受这生死关头的一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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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一说出“我现在正在品味和享受这生死关头的一刹那”这句致命的话，浮士德便倒地毙命，正像他曾发誓说他会死于满足。这应该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刻，它激发了浮士德在地球上建造人间天堂的渴望。但是，歌德技巧性地给浮士德的满足状态设置了条件，以回避这样的结论：魔鬼只能帮助人类达到现在的程度，完美属于天堂。所以，他在上帝和靡非斯特之间分配战利品的方式是：魔鬼获得浮士德的身体，而上帝获得浮士德的灵魂，因为浮士德非常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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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自己称《浮士德》是一本“疯狂的书”，却从未解释“它是什么意思”。就像所有伟大的诗篇，它既精确又难懂。用哲学术语说，它最重要的遗产就是辩证法，其宣扬的理念是，进步取决于持续的“否定”或对传统道德的颠覆。这个概念从歌德传到黑格尔，再传到马克思，成为一项重要的思想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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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不太愿意为了取得进步而放纵邪恶。歌德笔下的靡非斯特式的赌注，让我们觉得十分荒谬，这种做法只在忘记了邪恶现实的年代才会出现。1948年，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写道：“我们遇到的境况让我们没有兴趣读歌德的《浮士德》，如果我们确实想读读，那么我们会去读莎士比亚、埃斯库罗斯的作品或者《圣经》。”歌德不相信人类的完美，但他也不相信原罪。另外，他认为欧洲已经永久地超越了野蛮时代，否则他就不可能把靡非斯特刻画成一个如此和蔼可亲的魔鬼。对于我们这个时代而言，歌德似乎在道德问题上的态度不太严肃。这正是托马斯·曼的小说《浮士德博士》（1947年）的言外之意，令人费解的是，它保留了马洛的作品名，却把浮士德这个人物变成了疯子，这是诅咒的世俗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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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资本主义真的会灭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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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喜欢歌德，因为在歌德的作品中，他利用靡非斯特这个人物揭去了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包裹在资本主义的浮士德式交易上的面纱。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真实的曼德维尔色彩，即贪婪和不满足。但是，他也加入了某些曼德维尔缺乏的内容：他确信资本主义的成本不是个人为了自己或家人的利益而自愿承受的，而是资产阶级强加给他们的。想要摧毁这股势力，并在地球上建立正义的王国，就必须走暴力革命的道路。在此，马克思透露出他继承了犹太－基督教这类天启宗教比较狂野的血统，要知道，天启宗教的教义是“用血清洗”。这给浮士德式交易增添了暴力色彩，而这是歌德的作品和更温和的英文译本里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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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基本上是道义方面的，他认为资本主义太可恶、太不公正，必须消灭它。资本主义迫使工人与其生产工具分离，与其特殊的人类本质分离，从而容易受到剥削。资本主义把“人类多产的生命”奉献给了“金钱制度”，牺牲使用价值以获得交换价值。在这方面，马克思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及其中世纪追随者的传统，正如理查德·亨利·托尼评价的那样，他是“最后一位经院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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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资本主义不公平，它却是人们脱贫的工具。简而言之，它是另一种“幸运的堕落”，是天意发挥作用的一部分。在1853年发表在报纸上的一篇文章里，马克思赞扬了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方式，认为它唤醒了一个停滞的社会，“不管英国犯下何等罪行，但它成了历史无意识的工具”，自此，在道德上对资本主义的矛盾心理一直困扰着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资本主义是必须被推翻的邪恶力量；另一方面，它又是进步不可或缺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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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解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矛盾心理的最佳智识工具。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历史是理性增长的故事，是约阿希姆的世俗化。人类意识或理解的每个局部、不完整的阶段都会对自身产生否定或拒绝，它会被一个更完整、更高层次的意识所吸收，直到获得绝对的理性。在这个过程中，整个现实是由思想决定的。因此，历史使命“由特定的国家或阶级不知不觉地完成了，尽管它们既有罪孽，也不乏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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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的哲学理念，但受其早期政治经验的影响，他对黑格尔的“普鲁士国家是理性的具体化”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并把黑格尔的思想冲突改变成阶级冲突。马克思认为，历史就是阶级冲突的故事，存在决定意识，反之则行不通。在马克思看来，宗教是启蒙运动思想家最大的敌人，它是有产者用来蒙蔽无产者的精神面纱，目的是让无产阶级意识不到自己的真实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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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只弄懂了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阶段，即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在这个过程中，财富越来越多，在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的“市民”变成了资产阶级，他们推翻了基于土地的封建制度。资产阶级是第一个系统性剥削劳工的阶级，他们利用攫取的剩余价值进行生产投资，而不是用于购买奢侈品、发动战争和修建教堂等。反过来，资本主义又成了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的阻碍，所以，它必须被无产阶级推翻，并代之以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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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层面，马克思需要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注定会灭亡。它理应结束，剥夺者理应被剥夺，否则正义就得不到伸张。但是，资本主义为什么会消亡，它将如何消亡？马克思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但并未找到答案。虽然马克思的正义感要求他这么做，但他却没有办法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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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马克思写出了简练而具有爆炸性的《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这是马克思在成为经济学家之前，对辩证法的最清晰表述。对于资本主义的浮士德式交易的特点，没有人比马克思描述得更淋漓尽致。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它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都拉进了文明社会……它按照自己的想象创造了一个世界。但是，由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所有固定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对应的古老而受推崇的偏见和评价，都被一扫而空。一切固化的东西烟消云散，一切神圣的东西均被拉下神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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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是首位给资本主义的毁灭性赋予恰当的道德权重的经济学家。像亚当·斯密和歌德一样，他把这种毁灭性视为取得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因为马克思写作《共产党宣言》时，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了70年，他明白无论是代价还是进步，都比这两人想象的大得多。虽然如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打破了“固定僵化的关系”，是因为它残酷地释放了人类的潜能，同时却也催生了将要摧毁它的武器和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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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共产党宣言》的辩证思路至此突然中断，取而代之的是瑰丽之辞。作为对玛丽·雪莱的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的回应，马克思把资本主义比作“再也无法控制被其魔法召唤来的地狱力量的一位魔术师”。资本主义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马克思相信天启时刻终会到来，尽管历史一再地辜负他的期望。《共产党宣言》发表20年后，他在《资本论》（Das Kapital）中信心满满地预言道：“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剥夺者将受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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