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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资本主义真的会灭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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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喜欢歌德，因为在歌德的作品中，他利用靡非斯特这个人物揭去了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包裹在资本主义的浮士德式交易上的面纱。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真实的曼德维尔色彩，即贪婪和不满足。但是，他也加入了某些曼德维尔缺乏的内容：他确信资本主义的成本不是个人为了自己或家人的利益而自愿承受的，而是资产阶级强加给他们的。想要摧毁这股势力，并在地球上建立正义的王国，就必须走暴力革命的道路。在此，马克思透露出他继承了犹太－基督教这类天启宗教比较狂野的血统，要知道，天启宗教的教义是“用血清洗”。这给浮士德式交易增添了暴力色彩，而这是歌德的作品和更温和的英文译本里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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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基本上是道义方面的，他认为资本主义太可恶、太不公正，必须消灭它。资本主义迫使工人与其生产工具分离，与其特殊的人类本质分离，从而容易受到剥削。资本主义把“人类多产的生命”奉献给了“金钱制度”，牺牲使用价值以获得交换价值。在这方面，马克思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及其中世纪追随者的传统，正如理查德·亨利·托尼评价的那样，他是“最后一位经院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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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资本主义不公平，它却是人们脱贫的工具。简而言之，它是另一种“幸运的堕落”，是天意发挥作用的一部分。在1853年发表在报纸上的一篇文章里，马克思赞扬了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方式，认为它唤醒了一个停滞的社会，“不管英国犯下何等罪行，但它成了历史无意识的工具”，自此，在道德上对资本主义的矛盾心理一直困扰着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资本主义是必须被推翻的邪恶力量；另一方面，它又是进步不可或缺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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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解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矛盾心理的最佳智识工具。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历史是理性增长的故事，是约阿希姆的世俗化。人类意识或理解的每个局部、不完整的阶段都会对自身产生否定或拒绝，它会被一个更完整、更高层次的意识所吸收，直到获得绝对的理性。在这个过程中，整个现实是由思想决定的。因此，历史使命“由特定的国家或阶级不知不觉地完成了，尽管它们既有罪孽，也不乏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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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的哲学理念，但受其早期政治经验的影响，他对黑格尔的“普鲁士国家是理性的具体化”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并把黑格尔的思想冲突改变成阶级冲突。马克思认为，历史就是阶级冲突的故事，存在决定意识，反之则行不通。在马克思看来，宗教是启蒙运动思想家最大的敌人，它是有产者用来蒙蔽无产者的精神面纱，目的是让无产阶级意识不到自己的真实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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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只弄懂了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阶段，即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在这个过程中，财富越来越多，在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的“市民”变成了资产阶级，他们推翻了基于土地的封建制度。资产阶级是第一个系统性剥削劳工的阶级，他们利用攫取的剩余价值进行生产投资，而不是用于购买奢侈品、发动战争和修建教堂等。反过来，资本主义又成了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的阻碍，所以，它必须被无产阶级推翻，并代之以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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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层面，马克思需要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注定会灭亡。它理应结束，剥夺者理应被剥夺，否则正义就得不到伸张。但是，资本主义为什么会消亡，它将如何消亡？马克思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但并未找到答案。虽然马克思的正义感要求他这么做，但他却没有办法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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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马克思写出了简练而具有爆炸性的《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这是马克思在成为经济学家之前，对辩证法的最清晰表述。对于资本主义的浮士德式交易的特点，没有人比马克思描述得更淋漓尽致。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它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都拉进了文明社会……它按照自己的想象创造了一个世界。但是，由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所有固定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对应的古老而受推崇的偏见和评价，都被一扫而空。一切固化的东西烟消云散，一切神圣的东西均被拉下神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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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是首位给资本主义的毁灭性赋予恰当的道德权重的经济学家。像亚当·斯密和歌德一样，他把这种毁灭性视为取得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因为马克思写作《共产党宣言》时，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了70年，他明白无论是代价还是进步，都比这两人想象的大得多。虽然如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打破了“固定僵化的关系”，是因为它残酷地释放了人类的潜能，同时却也催生了将要摧毁它的武器和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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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共产党宣言》的辩证思路至此突然中断，取而代之的是瑰丽之辞。作为对玛丽·雪莱的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的回应，马克思把资本主义比作“再也无法控制被其魔法召唤来的地狱力量的一位魔术师”。资本主义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马克思相信天启时刻终会到来，尽管历史一再地辜负他的期望。《共产党宣言》发表20年后，他在《资本论》（Das Kapital）中信心满满地预言道：“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剥夺者将受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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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涉足经济学之前，他就坚信资本主义必将覆灭。《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他在大英博物馆花了20年的时间试图证明这一点，却没有成功。事实上，他绝对不是一位直觉型经济学家。如果一个人从40岁才开始研究经济学，那么他绝不会是直觉型经济学家，因为他的头脑里其他想法太多了。而经济学家必须从心无杂念开始，在头脑中留有足够的空间，用于构建关于人类行为的理性模型，要知道，他们的生存完全依赖于这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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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为资本主义的覆灭设计了两种可能的情景，即“利润危机”和“实现危机”。他对前者的论述最为透彻，这基于他中年时与李嘉图的交锋所产生的剥削理论。马克思认为，通过掠夺工人劳动力之外的一切，资本家从工人身上榨取到大于工人工资的价值。这个差额就是“剩余价值”，它是利润的来源。然而，随着机器越来越多地取代工人的劳动，利润率将下降，因为购买机器的成本不可能低于它们的安装费用。如果资产阶级试图通过增加“剥削率”来维持剩余价值，最终将会引发无产阶级革命，摧毁资本主义制度。19世纪晚期，在观察到工人实际工资上涨的趋势之后，马克思主义者感到不知所措。因为马克思没有想到的是，通过投资于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劳动生产力有可能提高。这会促使实际工资增加，而且不会造成利润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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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另一个致命危机是实现危机。“当经济危机来临时，不只是大批产品，大批产能也会被摧毁……因为有过多的文明、过多的工业和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容量过小，以至于无法容纳它们创造的财富。”这些不准确的语句指向消费不足理论，但马克思随后并未赋予其很大的意义，该理论后来由英国自由主义者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和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发展延伸。卢森堡问道，假如实际工资的增长停滞，体力劳动者们如何有足够的购买力，去消费越来越多的产品呢？“毕竟，投资的唯一目的是生产出可以获取一定利润的产品。如果产品卖不出去，资本家为何要投资呢？”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也问过相同的问题；21世纪前10年，西方国家的实际工资相对而言低于资本的回报。因此，这个问题仍然很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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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理论的诞生，是为了解释资本主义制度出人意料的生存能力。列宁视贫穷国家为进一步剥削劳工的蓄水池，而卢森堡视贫穷国家（连同武器制造）为一个额外的市场，可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剩余产品。不管你如何看待这两种解释的合理性，它们都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的覆灭，反而证明资本主义具有挽救危机的能力，尤其是通过全球化自救的能力。正如现代评论家梅格纳德·德赛所写：“对于资本主义的生命力，马克思无言以对，即便再加上很多条件，也无法预见资本主义的最终覆灭。”马克思没有完成《资本论》的最后两卷，或许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无法确定那个天启时刻是否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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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资本主义的“垮台”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之后的世界未能给予更多的关注，也就不足为奇了。他的朋友兼合作伙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认为，在“必然王国”之外还有一个“自由王国”。但是，马克思不想因为“未来的小饭馆”而徒添烦恼。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的序言中，马克思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在所有的生产力还有开发空间之前，没有哪种社会秩序会消失。在其生存所需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子宫里孕育成熟之前，更高级的新的生产关系也不会出现。因此，人类只能设计它能解决的任务。”这是马克思放弃他那个年代的乌托邦梦想的方式，他认为人类可能“上午打猎，下午捕鱼，晚上放牧，晚餐后聊天……却不必成为猎人、渔夫、牧羊人或评论家”。列夫·托洛茨基的预测更不理智，他以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普通人会“达到亚里士多德、歌德或者马克思的高度，而且在这条山脉之上还会隆起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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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未兑现的承诺：从马克思到马尔库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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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于1867年出版，在这之后的100年里，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出现在所谓的条件成熟的国家，而是在马克思认为条件还不成熟的国家取得了胜利。1956年，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把关注的焦点转移至财富病。他的著作《富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阐明，西方国家的公民现在很富裕，生计问题不再紧迫。简言之，凯恩斯所说的富足时代到来了（比计划提前了），是时候放慢增长速度去享受美好生活了。加尔布雷斯的想法相当严格，他认为应把更多的新财富投入公共服务之中。但是，他的观点被20世纪60年代的年轻激进分子接纳，并被转化成更加刺激的行为，即性解放。他们的偶像不是马克思，而是弗洛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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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人类社会中弥漫着一种特别容易让人兴奋的气息，这在那个时代的人身上留下了永久的烙印。虽然乌托邦著作和乌托邦社群在过去一直存在，但这是乌托邦有史以来第一次从阴影走到了阳光下，时间虽然短暂，却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彻底摆脱辛苦、烦恼、冲突和战争的乌托邦之梦，差不多俘获了那个时期年青一代的思想和心灵。自由的爱和富足是所有乌托邦的特点，这一次也不例外。嬉皮士头上戴着百合花，他们拒绝物质匮乏时代所要求的职业道德，因为世界似乎不再需要他们为了生计而工作。在这个狂欢时刻，性、毒品、音乐、神秘主义、反战运动和革命的浪漫主义混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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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乌托邦的物质基础是“令人愉快的不断增长的收入”，这让生于20世纪40年代婴儿潮一代摆脱了对工作的不安全感。“二战”后的25年里，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不但比以往增长得更快，而且更稳健，甚至发展中国家也有这种趋势。人们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担心消失了，这个问题不再是实现富足的障碍之一，而是享受富足的障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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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倡导性乌托邦的哲学家而言，花园里引诱人的蛇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技术。西奥多·罗斯比克提出了“技术集权主义”，它疯狂的特殊嗜好是核武器竞赛，正当世界处在重回天堂的节骨眼上，核武器竞赛却成了对世界的毁灭性威胁。《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这本书记录了这场噩梦。虽然技术也让人类摆脱了贫穷，至少北美人的情况如此，但技术是柄双刃剑。正如耶鲁大学法学教授查尔斯·赖克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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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让“人性的改变”成为可能，长期以来，人类寻求改变，却因为物质匮乏而不得。事情很简单：当每个人都有足够的食物和居所时，便不再需要把社会建立在“所有人都彼此敌对”的假设条件之上。我们所说的人性是“必要性”的产物，即稀缺和市场机制的必要性。新的人性（爱和尊重）也遵守必要性法则，即只有共同努力，我们才能收获技术时代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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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晚期，虽然学生抗议蔓延到了西方世界所有的教育机构，但其核心地带还是在美国。[11]其原因包括：“乌托邦”实验在美国有传统，美国人比欧洲人更富有，以及越南战争的发生。也许最重要的元素是，美国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更高。与大多数欧洲的年轻人相比，许多美国年轻人进入职场的时间更晚，可能相差五六年的时间。马克思主义者把大学看作培养新一代革命者的工厂，在理论的推动下，激进主义成为一种校园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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