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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美好生活的梦想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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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还残留一些反响，但美好生活的概念已不再是西方世界公众讨论的话题。政治人物会用选择、效率或权利的保护来自圆其说，但他们不会说“我认为这项政策会使人民过上充实、文明的生活”。私底下的讨论，往往是人云亦云。当老师要求学生们思考道德或审美问题时，学生们却对老师说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而且口气傲慢、令人讨厌，有多少老师会碰到这种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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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它所产生的后果就是，从所有的禁锢中释放出人们贪婪的本能。如果没有美好生活这回事儿，获取财富就没有绝对目标，而只有相对目标，即与其他目标相比“一样多”或“更多”；既然相对目标要与其他人共享，它必然在我们向前抓取它时远远地躲开。假设有两个人朝某个城镇走去，却迷路了。虽然他们还在继续向前走，但现在的目标却成了走到另一个人的前方。这正是我们当下处境的写照。所有的内在目标消失，只留给我们两个选择：走在前面，或落在后面。为位置而争是我们的宿命，如果可以选择，最好是处于领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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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解释美好生活概念的黯然失色呢？在上一章，我们对“邪恶动机因结果良好而被允许”这一思想进行了追本溯源。我们也查阅过曼德维尔、歌德、马克思、马尔库塞和凯恩斯等的作品，他们都毫不含糊地认为“邪恶的动机的确是邪恶的”。他们可能促使别人产生这样的想法：公平的是不正当的，不正当的是公平的。但是，他们自己并不这样认为。在最近的几十年里，产生了两种思想体系——现代自由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它们取得了胜利，合力侵蚀了“公平”与“不正当”的含义。这两种思想体系实际上垄断了公众的言论，迫使古老的道德传统边缘化，成了反文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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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约翰·罗尔斯出版《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一书，自那以后，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在关于良善的对立概念之间存在中立。[17]他们声称，国家不应对这种或那种道德观有所偏向，而应该让公民自由地追随自己道德感的引领，这样才能与其他的自由权相协调。当然，这种哲学理念不可能被普遍付诸实施。法国对穆斯林妇女戴头巾的态度就不中立，任何自由的国家也不会以中立的态度对待海洛因。但是，从辩论的层面上看，罗尔斯式的理想胜利了。今天，即使政策带有明显的家长作风，也会有人替它辩护，说它们有助于人们做出选择，或阻止对第三方的伤害。比如，色情作品之所以被禁止传播，是因为它利用了女性或刺激男性强奸女性，这种理由令人半信半疑，而它真正的恶劣之处——低级趣味——却无人提及。在此，跟在其他领域的影响一样，中立原则对公众讨论产生了寒蝉效应，将原本的道德辩论变成了次要且无益的技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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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立的原则现在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以至于我们会忘了它具有革命性。直到20世纪60年代，自由主义学说倡导的基本上是包容原则，而非中立原则。二者的区别是显著的。包容不仅意味着没有偏见，更宣扬一种积极的伦理德性：克制、平静、愉悦和对隐私的尊重。包容不排斥公众对某种道德或宗教教义的偏爱，它只强调竞争对手应该得到关心和尊敬。最后，包容不需要容忍不可忍受之人或事，而中立则必须贯彻始终。在对待恋尸癖和新纳粹等问题上，包容的国家不会像中立的国家一样陷入两难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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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包容立场到中立立场的转变，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自由新教教义的衰落，它曾是包容文化的支柱。第二个是道德和文化越来越多样化。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欧洲国家向大批的非白人、非基督徒移民敞开大门，而在美国，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的优势地位受到黑人、天主教徒和犹太人的冲击。由于这些变化，无论多小或只是象征性的，只要对一种宗教或文化传统公开表示偏好，就会被认为有失人格。讽刺的是，对中立的需求除了来自少数族群，还来自带有愧疚感的昔日精英，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喜欢生活在容许竞争对手忏悔的文化中，而不是生活在公平但专制的世俗主义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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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众生活的去道德化产生较大影响的是经济学这门学科，现在全世界的大学和商学院几乎都开设了这门课。如果不算粗略地加以概括，你会发现经济学家们刻意避免就“欲望”发表意见。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写道：“评论想得到更多食物的合理性，以及想得到更高档汽车的贪婪，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快地表明一个人在经济学教育方面的不足了。”至少在一定限度内，经济学家都会赞成满足欲望。至于欲望本身，他们则漠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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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的特质是这门学科的产物，该学科起源于经验主义者对亚里士多德的反抗。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是这场反抗运动的代表人物，他写道：“过去的哲学家徒劳地探究至善是存在于财富、肉体欢愉，还是美德或沉思中，这就好比争辩苹果、李子或坚果，哪种最好吃。”洛克谨慎地承认，天堂和地狱的存在让我们对善行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他又补充道，若非如此，没有哪种生活方式会优于其他生活方式。在“欲望已知性”的口号下，这种怀疑主义的观点逐渐发展成主流经济学。欲望已不再是一支会中靶或脱靶的箭，它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无辜且无错。没有内心渴望的美好生活，只有一系列想要得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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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这种现代之前的经济思想的楔石被移除，其他构件就会迅速坍塌。最先倒塌的是“需要”和“欲望”的区别。在古典经济学中，“需要”是客观的，指的是对生活或美好生活的需求。相较而言，“欲望”是一个心理现象，它存在于产生欲望之人的脑海里。“需要”和“欲望”是相互独立的：孩子生病需要吃药，他却不想吃药；爱书的人想买布莱克的书，但没有必要是第一版。乞丐谈论的是他们的“需要”，而不是“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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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把美好生活的概念丢在一边，现代经济学就没必要再区分“需要”和“欲望”了。“阿瑟需要一件夹克”，这句话应被理解成“阿瑟需要一件夹克，是为了……”的简化版，省略号代表的是阿瑟的某些欲望。情急之下，经济学家也许不得不承认生存需要的存在，但他们可能也会补充说，即使这些需要也是以求生欲望（通常是可靠的）为前提条件的。另一种常见的做法是将“需要”解释为一种特殊的“欲望”，也就是那些对价格变化相对不敏感的“欲望”。它有一个专门的术语表达，即“缺乏价格弹性”。但这只是对“需要”这个概念的修正，而不是解释。海洛因缺乏价格弹性，但瘾君子并不“需要”海洛因。他们也许会谈论“需要打一针”，但除了当他们面临生命危险时，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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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需要”和“欲望”的区别的倒塌，继而倒塌的是与它们密切相关的“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区别。在传统意义上，“必需品”是生活或美好生活所需要的东西。“除非获得必需品，否则人类不会有好的生活，甚至无法生存。”相反，“奢侈品”是人类想要但不需要的东西。此外，这两个词还承载着不同的道德含义：必需品是人必不可少的物品，即使它们不是最重要的；而奢侈品是一种选择，可能是使人腐化的额外物品。必需品永远不应该为奢侈品做出牺牲。但是，如果美好生活并不存在，那么“必需品”仅指比如食品和居所这样的维持生活所需的物品，或者是满足特定社会角色的物品。从这种意义上说，它们只是在传统上而非天生有别于奢侈品。坐头等舱出行是高级经理的必需品，却不是背包客的必需品。室内卫生间在今天的英国被视为必需品，但在50年前却没有人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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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倒塌的是“足够”或充足的概念。如果亚里士多德派所说的“足够”意味着“过上美好的生活”，那么对于现代经济学家来说，它则意味着“足够满足欲望”。比利·宾特一边看着食品柜里的火腿，一边感慨道“这不够啊”，正是对后一种意义的说明。从欲望的相对意义来理解，如果我们问“多少钱才够”，人们只会耸耸肩回答“你想要多少”。当然，如果足够意味着“足以满足欲望”，就不存在超出“足够”的“欲望”。作为不道德行为的贪婪，也会立即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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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且相当重要的是，现代经济学还消灭了使用价值这个核心概念。正如我们所见，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物品的使用价值是对美好生活的独特贡献。比如，葡萄酒可提升就餐品质，增进友谊，饮食和友谊都是人的重要财富。因此，它们有使用价值，而强效纯可卡因既不能提升饮食品质，又不能增进友谊，或带来其他利益，所以，没有使用价值。即使我更喜欢毒品，而不喜欢葡萄酒，也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即我的品位已经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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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使用价值概念被亚当·斯密、李嘉图所关注，当然还有马克思，他们对这个概念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到了19世纪后期，经济学家开始弱化这个概念，部分原因在于这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回应。新方法的开拓者、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卡尔·门格尔写道：“价值并不存在于商品中，不是商品的特性，也不是独立存在的事物，而是经济人对所出售商品重要性做出的判断。”这个新的价值概念被称为“效用”，自此，效用广为人知，成为经济学的衡量标准。效用纯粹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它表达的是“我想要什么”，而不是“我应该要什么”。如果我喜欢把钱花在毒品而不是葡萄酒上，那么，毒品对我的效用就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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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的发现被视为经济分析的一大进步，不仅因为它似乎解决了亚里士多德的老问题，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问题。让亚里士多德感到困惑的是，一头猪和一张床以不同的方式为美好生活做出贡献，但它们的价值却可以用单一的货币尺度来衡量。如果从这个新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果使用价值是“消费效用”，交换价值是“交换效用”，用门格尔的话说，这两者只是“价值这个一般现象的不同表现形式”。“把一种价值转变为另一种价值”这个形而上学的问题不复存在，只剩下一个技术问题，即确定消费品将在什么时候被交换，而不是被使用。然而，正如思想史中常见的那样，亚里士多德的问题与其说真正地得到了解决，还不如说他被另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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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纠缠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有其重要性。从亚里士多德到凯恩斯，交换价值或其纯粹的化身“金钱”已被视为一个明显而可疑的追求目标。维吉尔谈到了应受诅咒的“拜金欲”。对凯恩斯而言，如果“为了占有”而不只是“作为享受生活和实际生活的手段”，贪财就是一种“半犯罪、半病态的癖好，需要交由精神科医生来处理”。但是，如果现代的正统观念是正确的，凯恩斯在此所做的区分就没有意义。与其所衡量的商品不同，金钱本身不可能是一个特殊的生活目标。《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对金钱的热情压根儿就不是一种积极正向的热情，而只是对未来消费而非现在消费的一种偏好，或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风险的规避。有些人将此看作一种智识进步的标志，我们却倾向于把它看作经济思想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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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之前的经济思想做出了各种区分，比如区分需要和欲望、必需品和奢侈品，以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但它们都基于这样的假设：某些生活方式在本质上优于其他的生活方式。而现代经济学摒弃了这一假设，它不再渴望实现公平，而只想创造条件，以便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好处”。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对这一正统观点进行了总结：“鉴于美好生活的概念众多，且相互矛盾，也许我们对社会制度最值得期待的是，赋予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自主权，以塑造适合我们自己的生活。”经济学家没有再造人性的雄心壮志，他们接受人们现实的样子，而不是希望他们应该成为什么样子。考虑到以天堂和乌托邦的名义制造的所有恐怖描述，对他们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恰当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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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也许此时会问，为什么我们会拿经济学家说的话特别当回事儿呢？毕竟，他们只是众多学者中的一群，甚至不是受欢迎的一群。经济学不只是一门学问，它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神学，如果想让当权者洗耳恭听，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必须使用这种语言，不管其地位高低。经济学之所以拥有特殊的地位，部分原因在于其他学科未能在政治讨论中树立权威性。哲学一直都是公众生活中的一股强大力量，直到20世纪初，它才沦落为在语言方面“吹毛求疵”的学问。在韦伯和塔尔科特·帕森斯的带领下，社会学虽然获得了一些影响力，但未能发展出一套可以抗衡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历史学匍匐于权力的脚下。诗人和批评家曾经自诩为“未被公开承认的世界立法者”，英国诗人、文学批评家艾略特和英国文学评论家F·R·利维斯曾短暂地重新树立起这一观点，但现在已遭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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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学科的角逐中，经济学胜出，这反映了更广泛的社会变化，或许我们可以说是制度性权威的衰弱。美好生活的理想受到教会和土地贵族的推崇，作家、艺术家和大学教师这一知识阶层也大力提倡，从而对英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且一直延续到20世纪。在工业城镇，共享的工作模式催生了多种生活方式，虽然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可能还不够“好”，但至少是非常纯粹的最大化。所有这一切现在都已不复存在：不能再继续扮演政治角色的贵族加入了富人的行列，知识分子只是一个不具有影响力的小群体，老派的教会还躲在它们原来的壳里，工人阶级分散无力，成不了气候。在这种情况下，新古典经济学携原子论和主观主义迅速发展，填补了社会思想的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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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剖析一下两种传统思想——后罗尔斯自由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它们都禁止对这种或那种生活方式公开表示好恶，都不反对由个人来决定哪种生活方式是“好的”，只要能实现这种生活方式即可，而不需要过分努力。（如果他们的“效用函数”是这样形成的，谁会有资格否定他们呢？）但是，这种让步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慷慨程度。对于人类这样的社会动物来说，美好生活基本上是跟其他人共享的生活。它的原产地不在个人的脑海里，而是在一起做事的群体的共同喜好中。也许我想一整天都待在城镇广场上玩法式滚球，但如果没有同玩的伙伴，或者没有场地，就玩不成。除非是那种完全靠单打独斗就能实现的愿景，否则，集体参与对于人类成就的取得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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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自由社会中的个人聚在一起，共享美好生活。这凸显出美好生活更深层的含义，即美好生活在本质上是公共的。群体要想获得持续的活力，就要依靠对周边文化的认知，否则，它会因群体成员之间不信任和愤恨而突然崩溃。在一个醉心于满足私欲的世界里，美好生活是一个少有人会想到的问题，只有怪人和狂热分子才会想到它。它的支持者易于受到如下想法的困扰：他们承受不了竞争的压力，他们的空想可以掩饰其失败。因此，虽然自由社会的确允许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理想存在，但出于同样的原因，它对所有美好生活的愿景又表现得十分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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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生活的理想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思想，它会出现在世界各地。我们认为消灭它是适宜的，应该成为我们至高无上目标的不是美好生活，而是生活本身，我们应该享受生活的舒适、便利和长久。德国哲学家尼采预见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存在：当“人类再也不能射出他那渴望超越自己的箭时，弓弦将会忘记如何发出嗖嗖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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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我们探讨过欲望的无限膨胀，本章对其原因做出了解释。不知足的倾向一直为人们所承认，但之前却被禁令和相反的理念所限制。现在，那些禁令和理念都不复存在了。因为它与人类任何美好的愿景毫无关系，再加上受到嫉妒和厌倦心理的煽动，欲望就像神话中九头蛇的头一样增长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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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暗淡的前景不是不可改变的。在古代，美好生活的愿景只局限于少数上层人士，他们依靠其他人（经常是奴隶）的劳动而生活。普通人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无力超越。现在，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有机会可以纠正长期的社会不公正。我们已经具备了充足的物质条件，可以让所有人过上美好生活，或至少有过上美好生活的可能性。美好生活的愿景不再和人类社会的公平需求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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