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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环保主义的道德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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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的科学革命的目标是，努力建立弗朗西斯·培根所说的人类帝国。自然被降格成惰性物质，服务于人类的目的；上帝被视为一个抽象的“先驱者”，离人类很遥远且对我们漠不关心；人类成为世界的主宰者。鉴于这门新哲学的出现，洛克和其他人重新诠释《创世记》，即上帝授权人类去抢夺、耕种和采集，由此在基督教新教和环境破坏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19世纪美国经济学家凯里形容地球是“一台巨型机器，被交予人类按其目的加以塑造”，这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普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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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的构想及其造成的后果，激起了诗人和作家的强烈反对。华兹华斯对人类破坏大自然的抗议，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认同，包括英格兰的约翰·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美国的亨利·戴维·梭罗和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以及其他很多人。触动这些人的不是有关污染或资源枯竭的科学理论，而是一种原始的、半异教的自然即神圣的感觉，以及对人类干预产生的恐惧心理。在反思人类行为对地球的影响时，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写道：“你所有的荣光已经打上了商贸、苦役的烙印，以致污迹斑斑。”这种厌恶感本来源自反对农耕，以及反对工业。浪漫主义培养出人们对大自然、荒野和山地的喜爱之情，这有别于以前的诗人和画家，后者主要钟情于草地和葡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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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国民托管组织、德国的家园保护联盟和美国的塞拉俱乐部属于最早一批的环保团体，它们都是浪漫主义的产物，喜爱老建筑和“未受破坏”的风景。它们的成员是狂热的中产阶级，有保守的爱国主义倾向，他们对工业没有责难，只要工业巧妙地把自己隐藏起来即可。在本质上，19世纪末叶出现的众多漫步俱乐部的成员更多是无产阶级和左派，他们也只是想暂时离开工业文明，而不想全面废止工业文明，因为工人们很清楚他们的生计来源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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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早期的环保主义者还有其他更激进的倾向，即认为他们的敌人是技术本身，而不只是技术的偶尔滥用。路德维希·克拉格斯是一名富有魅力的德国哲学家、诗人，他表达了自己独到的意见。1913年，他写道：“进步决意要摧毁生命。它以各种形式向生命发起攻击，比如砍伐森林、灭绝物种、消灭原住民和以商业的名义损毁景观。它把生物降格为微不足道的商品，就像‘牲畜’。”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也是绝对论者，1953年，在一篇论述现代技术的文章中，他指出技术在各个方面把自然“装在框里”，甚至消灭了它想要逃离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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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发电厂没有建在莱茵河上，不像数百年前的老式木桥那样连接河的两岸。相反地，河水被拦截进入电厂，成了电力的供应者……那么，莱茵河还是不是自然风景中的一条河流呢？也许吧。但是，它已经成为一件物品，等着旅行团来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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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格斯是反犹太分子，海德格是顽固不化的纳粹分子，他们是不被现代绿色运动承认的两位先驱。“二战”后，他们的观点被法兰克福学派的两位创始人西奥多·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默传递给左派科学家，并被阿多诺的老同事赫伯特·马尔库塞输出到美国。（马尔库塞用典型的不妥协的口吻说道：“生态运动不能只寻求现有体制的改善，还要对浪费资源和污染地球的那些机构和企业进行彻底改革。”）数十年来，环保主义已被看作一个完全“进步”的运动，只有一些老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怀疑环保主义中隐藏了一种让穷人继续受穷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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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之前，对技术的激烈批评只局限于一些学生、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但是，有两个因素促使有关技术的批评成为主流话题。一个因素是生态学的出现，它是研究生活在自然栖息地的生物的学科。生态学让人们重新认识到，生命互相依赖，人类干预会对自然造成危害。神秘主义的观点认为，自然拥有一种平衡，破坏这种平衡就会付出代价，生态学为此提供了科学支持。1962年，雷切尔·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书，反对滥用杀虫剂，反响很大。另一个因素是，20世纪60年代，马尔萨斯的“人口威胁论”再度盛行。1968年，保罗·埃尔利希的《人口炸弹》（The Population Bomb）一书出版，此后不久，《增长的限制》和经济学家舒马赫的《小的是美好的》（Small is Beautiful）分别于1972年和1973年出版。新一波的环保主义思潮保留了激进主义的特点，但它真正的目标是实现工业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而不是废止工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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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主流环保主义更深层次的动力仍然关乎道德、审美，甚至是宗教，但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们一直在用可持续发展的功利主义语言表达自己的诉求。这导致所谓的“深层”和“浅层”生态学家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张，前者将自然本身珍视为目的，而后者把自然看作实现人类目的的工具。（反对全球变暖运动把自己定位于“浅层”阵营，不过，我们发现它的许多支持者都具有“深层”的倾向。）在环保主义反对技术进步的旧本能和对电脑预测的新依赖之间，也存在类似的紧张关系。同一批人在40年前也许会高呼“打倒技术法西斯主义”，现在却成为科技的坚定拥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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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和科学是环保运动的两面，它们在詹姆斯·洛夫洛克的身上实现了统一。洛夫洛克是电子俘获检测器的发明者，也是著名的盖亚假说的创始人。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对地球化学、生态学和控制论有广泛的兴趣，认为生物在使地球保持适合生存的温度和大气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他看来，地球可能没有从整体上被当作一个类似于有机体那样的自动调节系统。英国小说家威廉·戈尔丁是洛夫洛克的邻居，当洛夫洛克跟戈尔丁谈及自己的这一看法时，戈尔丁“毫不犹豫地……建议以希腊神话中大地女神‘盖亚’的名字来命名这个有机体”。就这样，一个新的神话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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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夫洛克最早提出的盖亚假说是一种纯粹的启发式工具，是一种假设，而不是事实。他在1978年写道：“如果不刻意地拐弯抹角，避而不谈盖亚几乎很难，人们似乎都知道她是一个有知觉的人。没有什么比驾船者称呼船为‘她’更严肃的事了。”但在洛夫洛克后来的作品中，这种告诫消失了。他在《盖亚时代》（The Ages of Gaia）里反问道：“如果盖亚的另一个名字是‘玛丽’，又会怎样？她在地球上是生命的源泉，她现在还活着；她孕育了人类，我们是她的一部分。”洛夫洛克在此处展示了他的两面派，一方面他认同他的科学家同事们，另一方面他又认同新的异教徒。盖亚身上既蕴含着令人尊敬的自然主义，同时又富含神秘的寓意，它是为一个无法超越信仰的时代量身定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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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盖亚的信息是模棱两可的。洛夫洛克的合作伙伴林恩·马古利斯称盖亚是“一个强悍的老女人”，如果她足够坚强，那么她也许能包容我们对她的一切指责。毕竟，在她漫长的经历中，她一直在承受着骚扰。但是，既也有可能不那么坚强，以至于她对这些骚扰的承受将以去除其根源的形式来实现，这个根源就是我们自己。洛夫洛克近期的作品《盖亚的复仇》（The Revenge of Gaia）就倾向于后一种可能性，书中的盖亚不再是贤淑温柔的圣母玛利亚，而是一个泼妇。“我们现在可以看出，盖亚就像其他女神，比如卡莉和涅墨西斯，既可以像母亲一样精心养育后代，也会对违规者残酷无情，即使违规者是她的子孙，她也不会放过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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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预言胜过了科学。洛夫洛克灾难性的愿景并没有实证或理论基础，它的逻辑只与神话创作有关：人类的罪恶招致大自然的报复，而且上帝已死。正是在这种逻辑的指导下，华兹华斯号召大自然“为它受到的侵害而报复”，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博物学家马什也说过自然“会向闯入者寻仇”。这种言辞不仅不是好的科学，更重要的是，它也不是好的宗教。大自然的现代爱好者认为它只关心自己的平衡，而不关心人类的福祉。大自然继承了上帝的愤怒，却没有继承上帝的怜悯。在宗教意识领域，盖亚代表着一种倒退，而不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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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印证了较早以前得出的结论，即持续驱动环保主义运动的是情绪，而非科学。为什么现代的绿色环保人士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呢？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担心这会破坏他们完全“正面”的论述的可信度，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害怕坦承自己的动机将会暴露出更多见不得人的东西。他们也许没有做错，但遗憾的是，环保主义中藏匿着一颗了不起的理想胚芽，承认这一理想不但不会削弱还会极大地巩固环保主义事业。我们现在就来探讨这一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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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人如何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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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态伦理学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浅层”的，一个是“深层”的。前者认为大自然是人类的资源，为了后代的利益着想，我们应善加管理。后者认为，不管大自然对我们是否有用，它本身都是宝贵的。然而，两者都没有抓住我们关心大自然的真正理由。通过剖析两者的不足，我们将会得到一个更恰当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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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恩报告》及其之后的许多出版物都是浅层生态学的典型代表。浅层生态学建立在平等主义的基础上，它认为我们不应该优先考虑自己的福祉，而忽略后代的福祉，就像我们不应该优先考虑白人或男性的福祉，而忽略黑人或女性的福祉。或者说，我们不应该是现代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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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表明，对于后代的福祉我们应该承担部分责任，但不会大于为现在的人的福祉所承担的责任，因此，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不让这个世界变成沙漠。但是，对福祉的考虑并没有耗尽我们对自然的兴趣。哲学家玛丽·米奇利要我们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在准备乘船回家时，鲁滨孙·克鲁索炸毁了他漂流期间生活的小岛，岛上的动植物无一幸免。虽然人类的利益未受到威胁，但这个行为仍被视为荒唐的。换一个真实的例子，我们都十分关心北极熊和雪豹的命运，但这两种动物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实际效用。（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可以从它们的存在本身获得快乐，这就是它们带给我们的效用。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可以停止关心它们，消除这种效用，从而摆脱我们必须确保它们存在的责任。）显然，我们关注北极熊和雪豹的存在，是出于“为关心而关心”的初衷，跟我们能否从它们的存在中获得好处没有关系。全世界大多数濒危物种都面临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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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阵营的生态学家认为，上述浅层生态学的论据不过是可耻的洛夫洛克观点的变形，即认为地球只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存在。深层生态学号召我们将“非人类生命的繁盛”作为目标，但是，“非人类生命的繁盛”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没有一个个体叫作“非人类生命”，只存在很多非人类的有机体和物种，它们很多还是相互竞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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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促进非人类生命繁盛指的是促进所有非人类物种的同等繁盛。深层阵营的生态学家阿恩·内斯曾谈及“生活与繁荣的平等权利”，但是，这又进一步引出一系列问题：谁是这个“平等权利”的载体，包括植物、蘑菇、细菌在内吗？如果一种生命形式被列为一个物种就能获得这个权利，如果被列为亚种，就会失去这个权利吗？这种划分方式似乎过于苛刻。“生活与繁荣的平等权利”意味着我们应该投入同样多的资源去拯救雪豹和香茅蚁，香茅蚁是数百种濒危昆虫之一。那么，天花病毒呢？现在，全世界只有两个实验室中存在着这种病毒。显然，我们只需要考量人类自身的利益。但是，对于像内斯这样的“生态圈平等主义者”来说，出于自利、感情或审美的原因，对某类物种的任何偏爱都会露出“人类中心说”的马脚。我们必须像加图或布鲁特斯那样，不偏不倚地对待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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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即使再明智的建议，也只能给人以功利主义的启发。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实现极大化的愉悦和极小化的痛苦，那么动物的愉悦和痛苦也应该予以平等的考虑。忽略它们就是物种歧视行为，这是对人类自己有利的一种偏见。但是，除了功利主义的一般性问题以外，这项建议还歪曲了我们关心大自然的特性。从一开始，它没有给我们一个关心植物的非功利性理由，而植物无法感到愉悦或痛苦。另外，许多动物（尤其是野生食草动物）的一生充满了疾病、饥饿和恐惧。始终如一的功利主义要求我们把它们关在大型公园里，保护它们免受肉食动物的捕杀，同时获得食物和医治。人们也许还会用饲养牲畜获得的肉或某种从大豆中提取的替代食品去喂养食肉动物。这种幻想可以无限地延伸下去，但是，对于任何关心我们自然栖息地繁盛的人来说，他们不会赞同这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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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阵营的另一位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写道：“致力于保护生物群落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时，这才是正确的事。反之，就是错误的。”他考虑的单位不是每个物种，而是物种群。对于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我们义不容辞，即使某些局部会遭受伤害或破坏，也在所不惜。詹姆斯·洛夫洛克热衷于这种整体的最大化，他形容盖亚是病态的、年老体衰的，敦促我们尽可能地使盖亚恢复健康。他甚至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就像癌症或病毒的灭绝一样，人类的灭绝也许会让盖亚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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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想法在道德上是危险的，它也会让人感到困惑。生物群落或盖亚既不是有机体，也不像有机体，不可能生病、繁荣或灭绝。有机体属于物种，它们独特的机体功能和生活方式决定了它们生病和健康的标准。只有一个驼峰的骆驼是有缺陷的骆驼，当然，除非它是单峰骆驼。相反，盖亚自成一体，这个世界不存在“盖亚们”。因此，即使是一种比喻，说盖亚生病或发烧也是有误导性的。（盖亚正常的温度是多少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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