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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的经济学（第二版） 第二篇 个人能否自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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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前三章讨论的是经济学中真正重大的问题，着眼于长久以来总体上经济是如何增长的理论和事实。过去的20年里，经济学家在实证和理论前沿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在接下来的这三章中，我想换到个人行为的视角进行探讨。这一点在经济学研究中也有非常令人吃惊的发现。然后在第三篇里，我将致力于将社会组织的微观基础与第一篇的宏观角度相结合，综合得出一个既丰富而又需不断改进的有关经济体繁荣与萧条的解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第二篇间接涉及了微观经济学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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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微观经济学的入门课程是阻碍大量学生主修经济学的障碍——强迫初学者接受所有那些难以置信的关于人类行为的假设。我们假设消费者希望效用最大（那是什么？）；在进行选择时要使用到微积分；他们的偏好将所有快乐的数学特性解释为常识性的和方便适用的概念（凸性、自反性、连续性、传递性、单调性和局部非饱和性）。我们再假设，即使没有留意，每个人也都知道自己需要知道的每件事。接着是公式和证明。陡然间，我们得出了一条需求曲线。我们对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企业重复相同的过程，又得出一条供给曲线。接着，通过其他的证据建立一个由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交点构成的市场均衡，并实现效用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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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接下来的三章中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嘲笑用数学模型来描述人们进行选择的方式。相反，尽管我试图隐瞒，但微观经济学中的数学应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普遍。而且，尽管我们进行了强假设（我们经济学家会迅速群体性地将这些假设视为规范而接受），传统微观经济学仍是分析和改变真实世界的一个极其有力的工具。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关于个人行为和选择的丰富的新数据集的产生和新的计量经济技术，这些技术用以评估证据并设计出有更明晰作用的更好的政策或法庭裁决。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更优质的数据、更丰富的理论以及更精良的计量经济学的综合发展，与在第一篇中描述的自上而下的变革紧密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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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篇中，我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谈到经济学研究中的某些正在接受检验，甚至抛弃那些我们过去常用的限制性假设，因为这是我们能利用数学的唯一方式。第四章分析了效用最大化这一假设，这是一个传统的假设，通常以收入或收益等货币指标进行衡量。第五章描述了经济学与心理学结合的产物，指出针对人们如何进行选择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样进行合理的假设。第六章指出了经济学家正在抛弃那些过时的、传统的关于完美信息或者至少是对称信息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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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的经济学（第二版） 第四章 这一切都是关于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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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沁逝世于1832年6月6日，享年84岁。这位著名的哲学家把自己的遗体交给索斯伍德·史密斯（Southwood Smith）的一个学徒，并由他在韦伯街解剖学院（Webb Street School of Anatomy）里当着边沁一些朋友的面进行了尸体解剖。这是已知的第一例向科学捐献的遗体。1850年，史密斯把保留的头颅和身体交给了伦敦大学学院。边沁的遗体仍然在那里展出，只是身体上的头是蜡做的，并且戴着一顶软帽。真正的头被锁在保险箱里，因为其他对手学校的学生总是来窃取1。看起来就如同他的遗愿一样奇怪，边沁希望通过建立一个他自己所说的“自体圣象”（auto-icon）来解开关于人体的谜团。但是，他建立了一个富有的个人神话。传闻说他的遗体被改造，以便参加伦敦大学学院的各种重要会议，并在会议记录中这样记载“出席但没有投票”。边沁同样也很令人反感，因为他圆形监狱的主意——一个围绕着中心观察点建立的、便于有效监视犯人而又不被他们发现的监狱。他相信他的设计能建立一种“看不见的全能”的感觉。这就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77）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书中的中心图片所使用的令人窒息的概念，这本书抨击了现代社会对个人自律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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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边沁是一个十足的怪人。他穿着织的羊毛内裤（死后被史密斯发现），远比同时代的人先进：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多数男人只是简单地把两腿之间的衬衫下摆给扣起来就行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羊毛的摩擦，边沁成了功利主义的精神教父，功利主义可以总结为“最多人的最大幸福”，是经济学最重要的基石之一。功利主义提供给了我们边际效用的概念，即一个选择而不是另外一个选择所带来的额外的好处，它巩固了理性选择的理论以及价格机制和市场的效率。这个概念在古典经济学中发展至今，其哲学基础已经丢失了，学习无差异曲线的学生现在几乎都不会读边沁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或者约翰·穆勒的《功利主义》。但是经济学正逐渐回复到基础状态，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工作致力于研究经济发展是否会使我们快乐。如果不是的话（现在的怀疑就是“不是”），那么经济政策是不是应该就只关心或者主要关心增长呢？这项研究计划使经济学家与心理学家、流行病学家，还有公共卫生专家成为搭档，尽管现在这些对当前的经济政策影响不大，但是看起来正在改进——很多人也都赞成这项研究计划会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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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济学家是否可以让我们更快乐的理解，可以分成两个研究方向。第一个研究方向是经济政策的目标能否被改进。我们用人均GDP来衡量增长，但这是否有道理？GDP是一个特定的会计概念，是我们真正关心的东西的替代，这些东西包括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能力，还有健康、长寿、友谊和生活质量等。虽然GDP肯定会包括对比如汽车、麦片、保险、房屋，还有经济中其他各种产品和服务的有形产出（和价格）的计量，但它的真实程度和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生产的汽车数量的真实性完全不同。很多西方人会提出疑问：我们是否仍然没有涵盖足够多的物品和服务，进一步增长的社会和环境成本是否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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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普通人还有经济学家——仅把GDP作为我们所关心的事情的一个指标。和大众的印象完全不同的是，一些经济学家至少已经意识到这个特定统计计量的局限性，我们在下文还要探讨GDP的一些缺陷。人类发展指数，在前一章已经提到过，是一个被大众所接受的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该指标在GDP的基础上包括其他计量标准，比如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文化普及率以及卡路里摄取量等。因此，问题便是能否有一个更好的衡量指标用来作为评价经济政策是否有效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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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研究方向是通过直接询问人们的感受来研究提高我们福利的证据，研究的结果提出了一些关于如何组建我们的社会这样的基本问题。不管是在该话题内部还是在更大的范畴里，这都是一场很生动的辩论。因而有关如何使人们更快乐，还有如何提高福利的建议层出不穷。美国经济学会经济学全文数据库（EconLit database）里的关于“主观福利”（也就是学界所谓的快乐）的文章从1991~1995年的4篇上升到1996~2000年的29篇、2001~2005年的100篇（这些时段内的文章总量没有明显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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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快乐这个话题值得写上一章，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快乐和经济学研究中早期的一系列辩论相关，这些辩论是关于如何正确界定经济政策目标和衡量政策目标的。第二个原因是关于快乐的新的探讨是新出现的经济学知识框架的重要部分，这个框架正在逐步取代20世纪新古典经济学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接下来的三章从不同的角度剖析了现代经济学这一重要的方面，还有其与心理学之间大量的重合。我们人类到底关心什么？我们如何进行决策？还有就是针对经济政策如何改进我们福利的这个疑问，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会向我们揭示什么样的内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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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衡量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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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财政部长提出他的预算，并且承诺他的政策会提高经济增长时，他一定是期望他的听众和人民会被深深打动。无论是多么地不完美，现在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收集数据来衡量GDP；并且国际上的统计学家已经认同了非常复杂的测量方法，而且还在不断地进行改进。有三种方法来衡量总体的GDP：把经济中的所有收入相加；把所有的产出相加；把所有的支出相加。如果世界其他地区都能够提供适当的账户（以储蓄和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形式），那么这三种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应该基本相同。有人会认为虽然这项任务在实践中很复杂，但原理很简单。其实不然：即便原理也非常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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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之处很多，有些和构造GDP统计的实用性有关，有些与GDP是否是正确的尺度有关。先看第一种情况，有一个缺陷最近开始变得严重起来，即如何计算新的、更好种类的产品，比如说微纤维内裤而不是羊毛内裤，电灯而不是煤油灯，或者功能更强大、处理更快速的电脑。GDP衡量的是商品的数量和价格：稻谷的斗数和每斗单价，电灯泡的数量和单价。当然，商品的成分总在改变，所以现在的GDP就不再包括旧时的长裙和马车——今天包括的是牛仔裤和电脑。总的来说，质量上的改进被忽略了。但是像电脑一样的新技术提出了一个特别的问题，因为它们质量改进和价格下降的规模和速度实在是太令人吃惊了。现在我们对这些产品购买的数量要比20年前多得多，所以它们对GDP的真实贡献也在增大。但是2005年的一台1000美元的电脑要比1995年或者1985年的同样价格的电脑好得多，这样突飞猛进的质量改良并没有包含在GDP数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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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至少在统计学家开始估算“特征”价格（hedonic price）之前，这种情况就一直存在：特征价格指的不再是每个人为真实电脑所支付的价格，而是衡量每单位一定质量的电脑所提供服务的价格。特征价格指数可由一组回归方程进行构造，这些回归方程把真实价格元素归因于不同的质量特性，这些质量特性包括诸如处理器速度、DVD驱动器、内存大小等，然后将这些方程用于跟踪质量的改变。没有人会用特征价格买一台电脑，但是用所有购买电脑的钱除以一个特征价格可以让我们最好地估计在当时经济中电脑真实能力的总量。虽然电脑这个例子比较极端，但是还有很多很多的商品，它们质量的改进非常大，从而使只衡量价格会低估经济的真实增长率。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在l997年的一篇著名的论文里，计算了每单位照明的价格从1800年以来下降了99％，考虑到从蜡烛和灯台到油灯，然后到电灯的技术革命，照明设备的价格指数却上升了180%（Nordhaus，1997）。1996年的一个调查估计，对创新和质量改进的忽略低估了美国GDP增长的真实，在美国GDP年增长2％~3％的时期，GDP增长每年被低估了0.6％~1.5％。就在同一时期，美国的博斯金委员会估计官方将通货膨胀率高估了1％~1.5％，相应地，低估了1％~1.5％的真实GDP增长率（Bosun Commission，1996）。美国经济分析局现在已经开始用特征价格来衡量很多高科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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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即新经济蓬勃发展时期的一个很生动的论题，那时这个论题在法国和德国这类国家变得非常活跃，它们认为自己的GDP增长比美国低得多是因为用不同的方法计算了价格和真实GDP；但是其他国家的统计办公室现在也开始学习美国经济分析局的做法了。对创新和质量改进的调整开始被包含进统计数据中。即便如此，GDP也不太可能囊括经济中各种各样的、数量巨大的所有新产品与服务带来的影响：绝对不会有牙膏、切片面包的特征价格，但是这些很平常的创新对简化日常生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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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关于GDP衡量的问题是，大多数经济体的政府都会提供服务和雇佣工人。如果政府像大公司一样运作，对自己提供的服务收费，那么很容易像其他私营公司一样计算产出的数量和价值。但是很多公共服务是免费的——没有一个可用的市场价格。这个问题可以有几种解决办法，例如统计学家可以使用私立学校的学费来估计公立学校的价值。其他的政府服务，比如说当地监管或者法律管理，却很难找到可比的市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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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对公共部门的核算本身并不是一个很难的障碍。但这只是一个例子，用以说明在衡量非买卖市场中的服务时遇到的诸多困难。还有很多其他的非市场服务被GDP简单地忽略了，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家庭生产。诚如统计学家所说，所有用来维持家庭的服务——打扫卫生、照顾孩子、护理庭院、煮饭做菜……这些服务是有市场版本的：用可比价格来估计家庭生产还有政府生产，并且把这些包括进GDP是可行的。英国的国家统计办公室（ONS）事实上已经开始了这种做法。时间利用调查（time-use survey）以许多人的日记为基础（这些人在日记里记录了他们每半个小时都干了些什么）估算出被调查人每天在家务上所花的时间。用私营部门的类似服务来计算这种未支付报酬的工作的价值。英国国家统计办公室发现，加入这些家庭生产以后，GDP大致会翻一番2。在英国这样的国家，这可能只被看成是女权主义的卖点，因为女性在这些工作中要比男性花费更多的时间。但是在贫困国家，这点就不能被忽略，因为在发达国家市场里开展的很多活动，在发展中国家是在家庭生产中完成的。不仅是烹调，而且粮食的种植和处理都是在家里完成的。建造住宅、提供饮水、娱乐等许多活动在一些国家被算进GDP，而在另外一些国家里却没有被算进，所以区别市场和非市场活动的边界对GDP的概念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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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引导我们从测量转移到定义的问题。GDP忽略了很多我们喜欢并且想要增加的那些明显应该被算进总体经济活动中的商品和服务，却包括了一些我们不太需要的东西。如果有人提供了一项服务，那么这项服务就是存在的。更多的犯罪会提高GDP，因为这意味着为更多的律师提供了服务。更多的健康问题也会提高GDP，因为他们使用了更多的医疗服务。石油外泄也会提高GDP，因为需要清除行动。一场风暴或者地震也会促进GDP增长，因为需要大量的重建工作——我们衡量的是经济活动中的增加，而不是死亡和基础建设的损坏所带来的当前财富和未来潜在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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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略的关键一点就是GDP增长对环境影响的评价。建造一个新的工厂并将其投入使用对传统的GDP来说肯定是有利的——更多的工作和工资、更多商品购买和消费。但是如果工厂污染了当地的河流，那么也可以在GDP中算为一项增加——另外一个企业会得到清理河流的任务。而附近居民被强加的“外部性”（怪味、毒性）在实际中却没有被计算进GDP，虽然在理论上可以在GDP中扣除那些居民因为污染所需要的补偿；工厂所用的能源和材料对环境的全部影响也没有被估算在内。计算了使用能源的货币成本，却没有计算为了获取能源而耗费的石油或者煤炭这些不可再生资源的减少——这里也是计算了当前的盈利而没有计算未来潜在的损失。举例来说，一个经济学家估计每年矿物的减少大约是全球消费的1％（Weitzmann，1999）。政客还在和选民谈论如何使GDP快速增长，但是这样做使一些经济学家和环境学家把经济增长看成一件坏事，而不是一件好事或者是好坏相当，他们认为如果环境影响被正确计算在内，那么增长实际上会降低经济质量。支持这个观点的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是赫尔曼·戴利，他提出了“非经济的增长”（uneconomic growth）这个概念（Herman Daly，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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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国家统计办公室对环境因素开始警觉，并且开始收集与评价经济活动对环境和资源影响的有关数据。但是这些通常被放在“卫星账户”（satellite accounts）里，而不是包括在GDP里。因此，一些研究人员，大部分被环境因素所鼓舞，尝试建立GDP以外的其他指标。想要把所有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以更好地衡量总体经济的著名指标是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ISEW）和真实发展指数（Genuine Progress Index，GPI）。这些指标在细节上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是从GDP出发，加上没有支付的家庭生产并减掉环境的负面影响。另外，还有其他调整也包括在内，比如说，当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时候，GDP要相应减少。在“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这一网站上可以找到11个国家的替代GDP的计算指标。以美国为例，传统的人均GDP从1950~1995年增加了四倍，但是人均真实发展指数却减少了2/5。所有国家都存在这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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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那个网站允许使用者在计算他们的经济福利时改变不同部分的权重，所以就很可能有某个非常郁闷的人把英国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计算成03。另外，要让一个过于乐观的人（毫不关心环境，一心只想增加国内劳动的价值）建立一个和GDP匹配或者超过GDP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也不太可能，替代指标在定义和构造时就已经使乐观主义不太可能存在了。但是也有让人高兴的理由，即相信在其他方面，传统的GDP因为忽略了环境因素而高估了福利并低估了经济福利。正如我们刚才看到的，引进了新的和更好质量的产品，就是一个理由。另外一个让人高兴的理由，在前一章已经讨论过，就是推动了人类发展指数的构建。很多国家的生活质量在经过一段时间后都有了很大的改善，比如说越来越长的寿命、越来越低的婴儿死亡率，还有更健康的体魄，这些都被国民账户忽略了。人类发展指数在构成上与真实发展指数相似，但是它包括了不同的变量，诸如婴儿死亡率、文化普及率、女性的权利等。和真实发展指数相反，人类发展指数所衡量的增长超过了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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