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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斯大林时期苏联经济学界的主要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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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月革命开始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进入了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初步探索时期。这一探索过程是艰难而曲折的。因为在纵向上，科学社会主义刚刚从理论变为现实，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理论研究只能从零开始，没有任何先例可资继承，只能在实践上进行摸索，在横向上，苏联还是一个单独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济学研究只能以一个国家过渡时期的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不可能进行比较和借鉴。这一探索过程带有明显的讨论和论战的色彩。整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呈现出一种很不成熟的状态。这一时期讨论和论战的主题集中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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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春开始的币制改革的途径和方法的讨论，于1921～1922年再次恢复进行。在“战时共产主义”年代和新经济政策初期，进行了货币发行、价格形成原则、非现金结算问题的讨论。列宁的关于必须建立同农民的牢固结合、发展贸易、减少货币发行量的原理以及关于货币同黄金联系的原理是讨论的重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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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学家曾就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展开了讨论。当时大多数人一方面承认商品生产和货币的存在，另一方面却又否认价值规律的作用。这种观点的形成是和当时对孟什维克分子的斗争相联系的，他们曾企图把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种自发的调节作用硬搬到苏联经济中来。此外，还有少数学者企图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他们认为苏联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就意味着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快要结束了。这种观点多是由于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看成是与私人资本主义商业和小商品有联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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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苏联历史上曾有过一场关于计划和市场的论战。根据列宁和斯大林以及联共（布）党第十一次代表会议决议，均认为在过渡时期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通过市场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在这个问题上，布哈林的观点比较鲜明，他说：“我们曾经认为，我们够能一下子消除现存的市场关系。而实际表明，我们将正是通过市场关系到达社会主义。”[1]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了与布哈林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在苏维埃经济中起中心作用的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即不以市场关系进行的正常积累，而是以商品货币形式、有意识地搞非等价交换，实行垄断，作为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工具。在过渡时期，“原始积累规律”与价值规律并存，共同调节经济，过渡时期结束，便由价值规律过渡到“原始积累规律”。布哈林坚决反对普氏的两个调节者的理论。正是在这种论战中形成了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比较完整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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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30年代的苏联，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和实践上，布哈林和斯大林曾产生严重的分歧。在工业化的速度上，斯大林根据苏维埃国家处于力量十分强大的国际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的形势，特别强调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只能走高速发展的道路。布哈林不同意斯大林的高速发展重工业的主张。他认为，如果片面强调发展速度而不顾实际的可能，就会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反而延缓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工农业关系上，斯大林认为只有全力发展工业，才能满足农民经济的生产需要，重新装备农民。布哈林反对斯大林的做法，提出工业和农业均衡发展的主张，尤其是注意在农业迅速增长的基础上达到工业高涨。在工业化的资金来源和手段上，斯大林认为，为了加快工业发展速度，保证工业满足全国的需要，对农民征收“超额税”或“贡税”是必要的手段。布哈林认为，向农村征收“超额税”或“贡税”来发展工业，是对农民的剥夺，是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这场论战的核心问题，是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如何取得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所需要的巨额资金，论战的实质是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即布哈林的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理论和托洛茨基的国民经济“不平衡发展”道路的争论，也是要不要坚持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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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40年代，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在苏联的基本建成，使许多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提出来，并要加以讨论，如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矛盾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关于国民经济平衡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扩大再生产和无形磨损问题，等等。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开始的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因战争而中断，到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才又恢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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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由苏共中央倡议，举行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讨论会。讨论的问题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等等。讨论的结果是承认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得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和价值规律起作用的结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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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1954年，进行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货币性质的讨论。经过讨论得出了以下结论：在社会主义经济的所有成分中，货币无论为消费品的流通服务，还是为生产资料的销售服务，都具有实际的价值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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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和研究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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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往往被混为一谈。强调必须把学术同政治问题即党内斗争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以行政的力量确定学术争论的是非，把对方不仅看做是学术的对手，而且看作是国家的敌人。这样的做法严重地压制了不同意见，粗暴地践踏了学术民主。通过党和国家的力量，甚至动用国家机器，干预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是苏联建国初期政治经济战线大论战的一个特点。如20世纪20年代的工业化大辩论本来是一场颇有生气的理论辩论，结果以政治斗争的形式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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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论认识和概括往往被最高领导人垄断，研究人员不敢进行独立的理论研究，只能对领袖人物的思想和言论进行注释和解读。对领袖人物著作的印证代替了独立的理论思考和对现实问题的创造性研究。由此而来的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思想僵化。事情竟然严重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引用经典的多少被看做是作者知识渊博的标志。一个经济学家如果找到一条其他经济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未曾多次引用的语录，就自认为是一个有创造性的研究人员。广大科研人员的聪明才智和积极性得不到发挥，以致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十分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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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消亡论及其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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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苏联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政治经济学只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经济生活由人的自觉意识来调节，没有盲目起作用的经济规律，商品拜物教不存在，生产关系是彻底透明的，因此在这里要认识生产关系无须进行理论分析，也就用不着理论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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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消亡论并不是在20世纪20年代才有的，它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桑巴特和希法亭都讲过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可能有政治经济学，因为在这种社会里，生产关系是透明的。在十月革命前，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也持同样的观点，说政治经济学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它的消灭而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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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消亡论”观点形成以后，曾风靡20世纪20年代的苏维埃大地，除了少数人，如伏·莫蒂列夫、亚·波格丹诺夫、伊·莫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等以外，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这种论点。例如，莫斯科大学教授列·留比莫夫说：“政治经济学由于仅仅专门研究和阐明资本主义秩序的现象……应当只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2]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1919～1920年度的政治经济学大纲中，有“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和共产主义革命”及“论共产主义的不可避免性”两讲，而在1921～1922年度的大纲中都被删掉了[3]。亚·科恩在该校讲课时说：“理论经济学只不过是研究商品社会的，因此交换关系的灭亡同时也是理论政治经济学的灭亡。”[4]此书是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1924～1925年的教学讲义。就连后来成为苏联经济学界大权威的康·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也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调节资本主义交换社会的生产关系的规律”[5]，而“共产主义经济是有组织的并且被自觉的意志所支配，其中就不存在可以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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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在苏联20世纪20年代流行的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上都得到反映。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和教科书，都只讲资本主义部分，不讲社会主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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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苏联经济学界曾经发生过三次有影响的理论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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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发生在1924年3月，起因于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的莫蒂列夫编写了一份教学大纲，认为无论是资本主义问题，还是过渡时期经济问题都可以包括在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之内，从而政治经济学也应该研究苏维埃经济理论。科恩等人对此持反对意见。他说，这意味着把研究资本主义社会自发规律的政治经济学同苏维埃经济理论完全融合在一起了，“把这两门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的科学混淆起来，把它们机械地融合成一门科学，是根本不能容许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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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发生于1925年1月31日，那天共产主义科学研究院召开了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讨论会。伊·斯切潘诺夫作了题为“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专题报告，他广征博引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述，断然批评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和布哈林的错误观点，强调了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应当提供的不是某一个别经济发展时代的理论，而是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运动和交替的理论”[8]。他说：“近年来我们处于‘被著名的成见所迷惑的’奇妙的时期，这种成见妨碍对《资本论》方法及对列宁方法的理解。从基层的政治常识学习小组到共产主义大学，我们差不多有四年都一直在当做牢固确立的、不容任何怀疑的真理来重复：似乎马克思主义的——首先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仅仅是交换社会的理论’、‘关于商品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似乎‘要求经济学在整体上成为历史的科学’是违法的。”[9]斯切潘诺夫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历史科学，它绝不能限于资本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国家，它在研究各个发展时期的特殊规律时，也并不排斥阐明某些共同的经济规律性。所以，他指出必须向两个方向扩大眼界：既向前又向后——既向社会主义，又向封建主义。而且，把中世纪经济包括在理论中也还不够，应当继续前进。“在中世纪以前看到每个民族的原始公社的时代”[10]，也就是说，把从理论上认识原始公社经济也纳入政治经济学的视野。虽然斯切潘诺夫的论证是令人信服的，但是参加大会的14位院士和著名学者中，只有两人支持他的意见，其余的都表示坚决反对。布哈林当场断然宣布：“我认为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的理论。”[11]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发言说，社会主义“将不需要任何政治经济学”[12]。什·德沃拉伊斯基对上述意见作了进一步发挥，他论述道：“如果在计划社会里没有价值范畴，那么，那里也不会有工资、利润、地租，也就是不会有任何一个理论经济学的普通范畴……这门理论经济学本身也就无事可做了。”[13]瓦·奥辛斯基和列·克里茨基也作了类似的发言。讨论会后，列昂节夫还发表文章指责斯切潘诺夫“反对我们对这个问题公认的答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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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讨论发生在1928～1929年，争论最初是从抽象劳动问题引起的，涉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关系，也涉及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以鲁宾为首的唯心论派和以А.科恩、С.别素诺夫为代表的机械论派，在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上争论得很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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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宾是否认政治经济学存在的必要性的。1929年他在红色教授学院所作的《马克思经济体系中各种范畴的辩证发展》的报告中断言，只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是政治经济学的直接研究对象”[15]。他在所著的《马克思价值学说概要》一书中，也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16]。在鲁宾学派看来，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只能是生产关系，如果把生产力列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将使这门科学融合于技术科学，被技术科学兼并，阉割掉社会内容，他们错误地把生产力和技术等同起来，认为研究生产力是技术史的事。鲁宾以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上的主观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而受到许多经济学家的批判。至于鲁宾否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的必要性的观点，不但没有收到丝毫的批判，反而得到广泛的支持和赞赏，他们竟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致意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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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素诺夫在讨论会的发言中认为“物质生产过程的这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应平等地被列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18]。机械论者也重复了生产力和技术的同一性论题，从而宣称：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等同地”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虽然，这一派人，多数也是主张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可是，那些主张承认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人，也被认为是犯了机械论的错误，并且加以指责。1929年还出版了一本《对政治经济学中的机械论倾向的批判》专辑，收集了批判机械论的一组文章。本来，所谓机械论者的主要观点，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生产过程的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是一种可以研究和讨论的学术观点。可是在苏联1929年却被当作机械论来大加批判。红色教授学院的经济学家们还通过了一个谴责机械论的决议，并且强调了“对政治经济学领域内的机械论倾向作尖锐斗争”的必要性[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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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0月10日《真理报》发表编辑部声明，对这场讨论进行了总结，指出“既要反对常常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唯心主义的危险，又要反对波格丹诺夫派的机械论残余”。从而，迫使贝素诺夫和康恩等人承认错误，写了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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