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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社会主义农业发展模式：全盘集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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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集体化”和“全盘集体化”两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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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评价苏联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首先必须区分“农业集体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农业集体化”的概念比较宽泛，是指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全过程，而“农业全盘集体化”的概念较为狭窄，是指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全过程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但“农业集体化”和“全盘集体化”又有一定的联系和一致之处，其目的都是为了把分散的农民经济转入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轨道。为了叙述简捷，人们往往把“农业全盘集体化”通称为“农业集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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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农业集体化早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就开始了。当时，随着重工业的发展，初步奠定了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苏联开始组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但这个过程是缓慢的、渐进的。直到1927年底联共（布）党的十五大“把个体小农经济联合并改造成为大规模的集体经济”作为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但要求采取小农自愿的办法，在农业进一步合作化的基础上逐渐进行，通过发展农村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事业，经过流通领域和生产过程的联合，再逐步过渡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联合。以后，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党和苏维埃政府加快了集体化的步子，但这只是加快实行农业集体化，还不是实行全盘集体化。在1927年至1929年上半年这段时间，苏联党和政府决议及斯大林讲话中很少能见到“全盘集体化”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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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是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的。斯大林于1928年到西伯利亚地区视察，发表了《论粮食收购和农业发展的前途》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明确宣布，他这次到西伯利亚就是为了解决粮食收购危机问题与当地讨论关于加强该地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问题。他强调当年粮食收购计划没有完成，缺口达一亿多普特。这并不是因为粮食减产无法完成收购任务。粮食是有的，余粮比任何一年都多，没有完成粮食收购计划是因为富农不肯把粮食卖给国家，而等待粮价提高进行投机。他提出，为了完成粮食收购计划，必须采取非常措施，就是要根据刑法第107条，把不肯出卖粮食的富农作为投机犯交法庭判罪，余粮由国家没收。这实际上就是采取行政的、法律的手段迫使富农把粮食按很低的收购价格卖给国家。尽管布哈林等人表示反对，说这是回到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但斯大林不为所动，很快就在全国普遍推行这种做法。不仅如此，斯大林还进一步提出，必须推行农业集体化。1929年4月召开的联共（布）党第十六次代表会议提出：“苏维埃政权要采用无产阶级的方法，通过生产的合作化和集体化来建立公有的大经济”。同年下半年，进入了“农业全盘集体化”阶段。从此开始，农民不再像以前那样逐户地加入集体农庄，而是整乡、整区的农民全盘入社，中农开始大量加入（在此之前，参加集体农庄的大都是缺乏牲畜、农具的贫雇农），正如1929年11月斯大林所说的：“目前集体农庄运动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气象，就是农民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一批一批地加入集体农庄，而是整村、整乡、整区甚至整个专区地加入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中农加入集体农庄了，这是农业发展中的根本转变的基础。”[59]在同年12月举行的“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斯大林作了《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进一步阐述了农业集体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强调指出：①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要高速地进行，在短时间内完成；②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要力争一步到位，不必经过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中间环节的过渡，而可以直接建立生产合作社；③为了顺利地、加速度地推进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要借助群众运动的形式，使用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强制手段。在斯大林的号召和鼓动下，农业集体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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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斯大林的集体化思想与列宁的合作制理论的承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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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业集体化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提出。列宁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列宁在领导俄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过程中曾制订了完整的合作化计划，并着手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列宁指出：“在一个小农国家里……不使小农经济得到切实的大规模的改善，我们就没有出路，因为没有这个基础，任何经济建设都不能进行，无论多么伟大的计划都会落空。”[60]所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直接关系到苏维埃政权命运的大问题，国内外政策的首要问题，就是发展经济，首先是发展农业的问题。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和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列宁把调整工人和农民的关系，确定为党的首要任务。因此，制定和实行了两个方面的措施，既能把农民作为小商品生产者的利益，又能把农民的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以至于和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的任务相结合。前者通过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农民自由出售剩余产品的办法来解决，后者则通过合作社，通过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合作制来解决。但由于受时间、条件和形势等方面因素的制约，他的设想未能充分付诸实施。斯大林坚决执行了列宁关于合作化和集体化的方针，根据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总结具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系统地阐述了农业集体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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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认为，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决不能无止境地即过于长期地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建立在规模最大的联合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的基础上”[61]。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组织所代替”[62]的观点，斯大林推导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最统一最集中的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按计划进行的。”[63]于是，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就必须建立起与现代化大工业一致的，由国家进行统一计划的大型农业组织形式。新经济政策允许的小农生产是不能满足这个要求的，所以斯大林要求实现农业集体化。而且，在斯大林看来，发起农业集体化运动也是对列宁有关思想的继承，因为列宁说过，新经济政策是暂时的“退却”，今后将迎来新的“进攻”。1929年底，斯大林就指出，“列宁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认真而长期的，但他从来没有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永久的”，因此，“当它（指新经济政策——笔者注）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对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发起新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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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理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思想付诸实践。在过去合作化的基础上，大规模地开展了农业集体化运动，于1938年实现了农业全盘集体化。然而由于列宁制订合作化计划与斯大林开展全盘集体化运动的出发点不同，实现对小农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和方法也不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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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从适合小农的生产水平和觉悟水平出发，选择了一条迂回的、渐进的道路。他说：“如果一个国家大工业占优势，或者即使不占优势，但是十分发达，而且农业中的大生产也很发达，那么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是可能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过渡到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64]必须经过一系列中间途径、方法、手段和补助办法才能实现这个过渡。列宁提出的迂回过渡的道路，要经过以下三个步骤：①必须允许农民自由贸易，鼓励农民发展商品生产；②在农民商品生产有所发展的基础上，引导农民参加消费、供销、信贷合作社。这种合作社适合普通农民的水平而不会向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完全符合他们所习惯的经营方式，使他们在走上集体经营道路时感到自然；③把流通领域的合作提高到生产合作。把合作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农村商品发展的基础上，是列宁合作化思想的中心点。这种合作社，与十月革命后建立的集体农庄不同，它不是直接把小农在生产领域中组织起来，而是从活跃商品生产入手，首先建立发展商品生产所需要的经费、供销、信贷合作，再逐步发展为生产合作。离开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和适度的贸易自由，列宁的合作化计划就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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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指出的这条道路，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达到目的。他估计：“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个个参加合作社，还需经过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65]而斯大林由于急于获得商品粮以保证重工业的高速发展，他忽视了改造小农经济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逐渐放弃了列宁提出的迂回过渡的道路。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曾告诫说，把个体农民经济引上集体制轨道，应当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如果他们还不能下决心，那就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斯大林在评论这段话时说，只有在存在土地私有制的地方，农民才会依恋于土地，但苏联已经消灭了土地私有制，实现了土地国有化，农民已经不存在小农对一小块土地奴隶般依恋的基础，个体农民易于走上集体化的道路。同时他也无视实现集体化的物质基础等客观条件，把一个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任务当成必须在几年内实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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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特别强调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要坚持自愿原则。因为农业集体化是为了使广大劳苦群众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是符合全体劳动农民切身利益的。但是在集体化过程中，绝不可以用强制或剥夺的办法，只能是坚持自愿原则。剥夺剥夺者，不能剥夺劳动者，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恩格斯曾经指出：“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66]恩格斯的农业合作化理论的重点在于：①不能用强制的办法去剥夺小农；②不能用强制的方式，而是要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来使小农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由此可以看出，试图用某种快速的方法，用行政命令等手段强迫小农改造是与恩格斯的思想相悖的。而在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中，这些错误行为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如许多地方在实现集体化的高潮中急于求成，追求集体化的高百分比，对农民不进行耐心细致地解释和说服，而是从上面发号施令限期加入；在建设集体农庄时对中农和贫农采取强制和暴力手段；将劳动组合成员的小牲畜和具有消费性质的奶牛实行公有化；排挤中农，用斗争富农的方法反对中农，等等。这些错误在一些地区不仅引起了农民反对集体农庄的行动，而且在富农的煽动和破坏下，在个别地区发展为反对苏维埃的行动，阻碍了集体化运动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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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斯大林大力推进农业全盘集体化的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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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及其战争的威胁，是迫使斯大林推进农业全盘集体化的重要外因。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曾寄希望于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帮助俄国无产阶级巩固苏维埃政权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实上，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革命风暴曾一度波及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但是，这些革命均被资产阶级镇压下去。到1923年保加利亚、德国和波兰武装起义遭到失败，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进入了低潮时期。形势表明苏联不得不在相当长的时期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社会主义的俄国已成为孤岛。资本主义国家把苏联看作是“毒瘤”，欲彻底消灭而后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严重的威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家曾组织过14国干涉苏联的战争；干涉失败后，又妄图用经济孤立、封锁等手段扼杀苏俄政权。在此形势下，执政的斯大林及俄共不得不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这样，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下，在战争的现实威胁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保卫自己国家的安全，使自己能够生存下去。要生存就必须备战。备战就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政治思想上保持高度的统一，备战就要求优先而且迅速地建立和发展强大的物质基础，必须高速度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尤其是发展重工业，与之相适应的必须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因为这关系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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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力推进农业全盘集体化，解决国内复杂的社会矛盾，克服小生产者自发的资本主义趋势，是迫使斯大林推进农业集体化的内因。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产生于一个资本主义未充分发展、小生产如汪洋大海一般的国度。斯大林认为：“在我们苏维埃国家内，有没有使资本主义恢复（复辟）成为可能的条件呢？是的，是有的。同志们，这看起来也许是很奇怪的，但这是事实。我们推翻了资本主义，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正在加速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并使农民经济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结合起来。但是，我们还没有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这些老根到底藏在什么地方呢？它们藏在商品生产里，藏在城市小生产特别是农村小生产里。”[67]在斯大林看来，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属于同一类型，是滋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必然会产生一些人贫困，另一些人发财致富。只要这种状况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就不能建成。斯大林特别指出，“当农业还没有建立起大生产基础的时候，当小农经济还没有联合为大规模集体经济的时候，资本主义在苏联恢复的危险是一切可能有的危险中最现实的危险”[68]。因此，必须通过集体化，引导小农经济联合成为大规模的集体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全面、彻底地改造小生产，才能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子，为建设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可靠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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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展粮食生产，缓解工业化进程中的粮食危机，是促使斯大林推进农业全盘集体化的直接原因。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以及国家工业化方针的大力推进，苏联工业有了迅速发展，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工业用粮和对其他各种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多。同时，急需更多地出口粮食和农产品以换取机器设备。而当时农业发展速度与工业发展速度严重地不协调，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商品率很低。特别是到1927年底至1928年春，苏联突然发生了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1927年11、12月，国家收购到的粮食急剧减少，只相当于1926年同期收购量的一半。到1928年1月，国家收购到的粮食刚刚达到3亿普特。城市和红军的粮食供应发生了严重困难，粮食出口计划也受到影响，粮食收购危机产生的后果十分严重，它除了造成眼前的重大困难外，任其发展下去，还会使业已紧张的工农联盟走向破裂，国家工业化计划的实行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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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认为，出现粮食收购危机说明农村小农生产的商品率太低，它不可能提供城市和工业所必需的粮食和原料。农业中的大经济，不管是地主经济、富农经济还是集体经济，它的力量就在于有可能采用机器，利用科学成就，使用肥料，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能生产最多的商品粮。相反地，小农经济的弱点就在于它没有或几乎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小农经济是出产商品最少、赢利最小、自给自足的程度最高的消费经济，它的产品的商品率很低。因此，个体农业经济即使能发展生产，也无法使农村经济商品化。斯大林认为，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出路是迅速实现农业集体化，要不惜人力和物力，加紧在苏联农村开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设，使苏联各地区都毫无例外地布满集体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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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斯大林农业集体化理论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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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从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起斯大林对苏联农业政策的制定起着决策性的作用。农业集体化运动时期，是苏联社会主义时代的重要时期之一。在这一时期，为了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国家面临一系列具体问题需要解决。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并在理论上作了阐述。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思想内涵非常丰富，大致可以概括为：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用行政命令手段将农民使用的土地集中起来，组成劳动组合式集体农庄，消灭富农阶级。国家还通过组织机器拖拉机站，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强对农村的领导，以期在不长的时间内实行农业集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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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业集体化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需要。斯大林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无产阶级政权不能长期建立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苏联是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又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因此无论是从解决国家政权的基础问题出发，还是从避免苏维埃国家被资本主义吞灭方面考虑，苏联都必须迅速建立起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实现国家现代化。作为一种在落后国家发起现代化的途径，斯大林提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在推进整个工业高速发展的同时，迅速促进综合国力的提高。由于苏联当时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因此国家工业化所需的粮食、原材料、资金必须依靠内部解决。作为农业国，苏联的农业必然要成为工业发展的重要支持者。但是分散的小农经济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只有集体经济才能担任此重任。为了实现工业化，必须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根据苏联现实的条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最佳途径就是走农业集体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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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联的农民必须走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道路。斯大林认为，改造小农经济有两条路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或社会主义道路。个体农民是小商品生产者，如果按照小农经济自发的发展方向，一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那将意味着大多数农民陷入贫困、破产，失去土地，只有少数人发财致富，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能允许的。另一条道路就是社会主义道路。显然，在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后，苏联发展大农业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由于苏联农村中小农经济占主要成分，农民的文化水平又极低，同时，用来改造农业的工业不够发达，所以，为了保证农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布尔什维克利用国家的政治力量引导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走社会主义道路，促进经济的发展，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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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集体农庄的主要形式是劳动组合。建立正确的集体农庄形式，对于推进集体化进程和巩固集体农庄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苏联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曾出现了三种集体农庄形式：共耕社、农业劳动组合和农业公社。斯大林及时地对这三种形式进行了科学分析并把农业劳动组合作为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环节来推动运动向前健康发展。1930年春，他在《胜利冲昏头脑》一文中指出，共耕社不能成为基本环节，因为生产资料还没有工业化的共耕社是集体农庄运动中已经过时的阶段。农业公社也不能成为基本环节，农业公社的特点不仅是生产公有化，而且分配也公有化，它在当时还只是个别现象，条件还没有成熟。在当时，适宜成为集体农庄主要形式的，只能是劳动组合。农业劳动组合的基本特征是，实行公有化的主要是基本生产资料，如土地、全部役畜、农具、种子以及经营用的建筑物等。社员个人还保留有家禽、小家畜、奶牛、小农具和宅旁园地。斯大林指出，农业劳动组合的主要优点是能正确地把庄员的个人生活利益和他们的公共利益结合起来，从而有助于以集体主义精神教育个体农民，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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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立机器拖拉机站，加强对集体农庄的支持和领导。建立和发展机器拖拉机站，是巩固集体农庄制度的一项重要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措施。斯大林一贯认为，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并把它们转归全民所有，缩小商品流通范围、扩大产品交换范围进而消灭商品生产，是实现共产主义必备的条件。从这一前提出发，他认为必须把农业机器和土地这些完全可以决定农业命运的生产资料集中到国家手中。实际上，机器拖拉机站不仅具有强大的技术手段，还具有广泛的政治权力。机器拖拉机站集中了各种最新的农业机器，是工业类型的国营大企业，它为集体农庄生产服务。这种大规模的机械设备，即使是最大的集体农庄，也是不能单独具有的。机器拖拉机站拥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领导干部、工程技术干部和技术高超的专家。他们可以帮助集体农庄改进和提高生产。社会主义的工业和农业是组成国民经济整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机器拖拉机站是工业和农业生产联系的基本形式。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生产结合，就是通过机器拖拉机站来实现的。主要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同国家所有制领导下的各集体农庄的合作社集团所有制的结合，是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牢不可破的联盟的必要条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业对农业的领导，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也在机器拖拉机站的活动中体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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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将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同消灭富农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用清算富农来推动全盘集体化。斯大林认为，富农经济属于资本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在对待富农的问题上，斯大林的态度经历了从限制到排挤、到剥夺和消灭的演变过程。在农业集体化初期，苏维埃政权实行的是限制富农的政策，还没有实行消灭富农的政策。土地租佃法和劳动雇佣法允许富农存在，禁止剥夺富农的财产。苏维埃政权向富农征收高额赋税，要求他们按照固定价格把粮食卖给国家。这一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即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力量还很薄弱，不能用自己的粮食生产代替富农的粮食生产是必要的。到1929年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已成长并发展为一支重要的力量，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粮食生产代替了富农的粮食生产，成为苏维埃政权重要的物质基础。这时斯大林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他在1929年12月27日在马克思主义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宣布：“我们已经从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的政策”[69]，并把剥夺富农财产看作是“建立和发展集体农庄的一个组成部分”[70]。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在1930年2月1日作出决定，给予消灭富农政策以立法上的肯定。这样一来，清算富农财产并将其转归集体农庄，对富农户加以驱逐的运动广泛在各地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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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斯大林农业集体化理论的客观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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