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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对外经济战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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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面临着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在经济上同资本主义世界保持一种什么关系，要不要同敌视着自己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往来。斯大林对此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并发表过一系列重要的看法，构成了斯大林经济与外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思想曾指导苏联在经济和外交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许多观点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但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他的某些观点也带有明显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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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与经济斗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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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国际分工二重性出发，对西方资本家集团，一方面要合作，另一方面要斗争，二者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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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人类社会在生产上的社会分工。这种社会分工进入到机器大生产的时代，就超越出一个国家的范围而发展成为国际分工。马克思在分析这个问题时指出：“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71]国际分工从一开始就具有二重性，从生产发展来说，它有“进步的历史作用”，但是，这种进步的历史作用又是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控制、剥削联系在一起的。它“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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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分工二重性的观点。首先，他肯定了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历史进步趋势。他指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资本主义的发展早在前一世纪就呈现出一种趋向：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国际化，民族闭关自守状态消灭，各民族在经济上接近，广大领土逐渐联合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世界市场的扩大，海上和铁路交通干线的铺设和资本的输出等等，更加强了这种趋向，并且用国际分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的纽带把各个极不相同的民族联系起来了。既然这一过程反映了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既然它促进了民族隔阂和不同民族利益对立性的消灭，那么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进步过程，因为它在准备未来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的物质前提。”[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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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资本主义所创造的那种强大的生产力，必然要冲破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分界，把它们纳入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之中，使各个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加强。这是一种进步的必然趋势。然而，斯大林的分析没有停留在这里，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了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奴役、掠夺和剥削的一面。他特别强调：“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各民族的相互依赖和各个地域的经济联合，不是通过作为平等单位的各民族合作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一些民族征服另一些民族，比较发达的民族压迫和剥削不太发达的民族建立起来的。”[74]从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二重性出发，斯大林指出被压迫的殖民地和附属民族争取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就是“要求各民族根据合作和自愿联合的原则联合起来”，这种斗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种进步趋向，因为它在准备未来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的精神前提”[75]。在这里，斯大林指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待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态度：一方面要合作，要发展这种相互依赖的趋向，另一方面又要为摆脱帝国主义压迫、争取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独立自主而进行斗争，即摆脱可能出现的对资本主义的依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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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应同各国在经济上的独立性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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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既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国际范围内生产关系的一种反映。在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之间的这种依赖性是明显地存在着的。但是，当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世界上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同其他国家之间，也就是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是否也存在这种相互依赖性呢？斯大林从理论上明确地回答了这个新的问题，肯定了在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同样存在着这种依赖性。他说：“谁也不否认我国国民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赖性是存在的。过去和现在谁也不否认这一点，正像谁也不否认每个国家和每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美国的国民经济也不例外）对国际资本主义的经济的依赖是存在的一样。”“以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绝对闭关自守、绝对不依赖周围各国国民经济的东西，这就是愚蠢之至。”斯大林认为，不能断言社会主义经济绝对不会有输出和输入，“而什么是输出和输入呢？这是一些国家依赖另一些国家的表现。这是经济上相互依赖的表现”[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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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存在的这种依赖性，同样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特别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上已经存在好几百年了，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巨大的生产力，使科学技术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而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技术上还处于暂时落后的状态。这就使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本国经济的过程中，更加有必要利用国际经济交往来吸收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正如斯大林所说：“俄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果它不用自己的原料换取西方国家的机器和装备，那就很难靠本身的力量组织运输业，发展工业并使城乡工业电气化。”[77]这是说苏联经济对世界经济依赖的一面，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对苏联经济是否也存在依赖性呢？回答是肯定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在苏维埃政权诞生后的短暂时期，采取了封锁禁运的政策，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市场和国外原料的更大依赖性，也由于它们之间为摄取更大利润的竞争性，迫使它们不得不解除封锁，取消禁运，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经济往来。因此可以说，苏维埃国家开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是双方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符合双方的利益的，他们之间的经济依赖是相互的，不只是苏联经济依赖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更有赖于同苏联建立经济联系。1927年9月，斯大林在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中指出了这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我们需要机器装备、原料（如棉花）、半制品（金属的和其他的），而资本家需要销售这些商品。这就是签订协定的基础。资本家需要石油、木材、粮食，而我们需要销售这些商品，这就是签订协定的基础。我们需要贷款，而资本家需要这种贷款的优厚利息。这又是信贷方面签订协定的基础。”[78]可见，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是两种社会制度截然不同的国家，而且尽管在国家关系上往往要走迂回曲折的道路，但在经济上的相互联系和依赖，却是客观存在的一种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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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认为各国发展经济关系虽然形成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但这并不等于丧失经济上的独立性。他指出：“应该把各国彼此间的依赖性和各国的经济独立性区别开来。否认各个国民经济单位的绝对不相互依赖，并不等于也不能等于否认这些单位的经济独立性。”[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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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世界，许多国家在经济上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的同时，也保持着或基本保持着本国经济上的独立性。这里，经济关系的性质，主要取决于相互联系的国家所具备的政治、经济条件。因此，不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就是许多经济上处于不发达状态的国家，只要拥有自己的主权，在发展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在同其他国家进行经济交往时，也能够维护本国经济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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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那它就更不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控制下发展成为后者的附属品。正如斯大林所指出：“我国依赖其他国家，正像其他国家依赖我国国民经济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因而丧失了或就要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它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它应当变成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小螺丝钉。”[80]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国家政权和国民经济的重要命脉都在无产阶级的控制下，不是在资本家的控制下。社会主义国家适当地发展同资本主义世界的正常经济关系，当然不会丧失自己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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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斯大林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在斯大林执政的前10年，苏联和西方的经济关系得到迅速发展。苏联从西方引进机器和设备规模之大，是历史上罕见的。仅1928年，苏联从西方国家引进的机器设备相当于国内生产量的43%，1931年苏联购买机器设备的数量约占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量的30%，1932年这一比重又增加到约占50%。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末，苏联进口的机器设备在世界上占第一位[81]，引进的项目涉及国民经济的各领域。苏联许多现代化的大型企业，就是在这个时期利用西方技术和设备建造起来的。但苏联和西方的经济关系在发展过程中又充满了斗争。1927年，英国首先掀起反苏运动。法国、德国、美国也发动了所谓反对“苏联倾销”的运动。对此，苏联曾经给予坚决的回击。比如，1930年10月，苏联通过了专门的决定，对那些企图限制苏联对外贸易的国家，停止购买其商品，迫使这些国家不得不取消对苏进口的某些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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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讲，斯大林是很重视发展苏联的对外经济关系的。他不是从局部角度，而是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能否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战略高度来看待这一问题的。他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利益出发，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外资，加速经济发展，制定了一整套路线、方针和政策，表现出原则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斯大林关于利用外资的光辉思想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造性贡献，它为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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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斯大林对外经济战略思想的局限性及其对实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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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苏联国内经济形势的局部好转，党内斗争的激化，斯大林的对外经济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了许多认识上的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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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8月，斯大林在谈到苏维埃俄国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的必然性时，曾经说过：“如果苏维埃俄国邻近有一个工业发达的苏维埃大国或者几个苏维埃国家那就能很容易根据以原料换取机器和装备的原则同这些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是现在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在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在一个或几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之前，苏维埃俄国和我们这个领导它的党就不得不寻求同敌视我们的西方资本家集团建立经济合作的形式和方法，以便取得必需的技术装备。”[82]这里，斯大林是从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落后国家，而不是同时在许多先进国家取得胜利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出发，来论述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交往的必然性的。按他的看法，苏联从西方引进技术装备的原因在于它的邻近还没有一个或几个工业发达的苏维埃国家。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落后国家取得了胜利，与这个国家相邻又有“一个工业发达的苏维埃大国”，那么它就可以从这个国家输入技术装备，而不必去“寻求”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的“迂回道路”了。世界上两种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以世界分工的发展为基础，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如果不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而完全从地理环境上看邻近有没有一个工业发达的苏维埃大国，从而决定有没有同西方发展经济关系的必要性，那是很片面的。正是从这种片面认识出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世界上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时，斯大林便认为，这些国家可以从苏联这样的工业发达的大国引进技术装备，而不必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了。可见斯大林战后的这一观点是他30年前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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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苏联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认识上的另一个片面性是他在强调实现经济独立，减少对资本主义依赖的同时，在他的头脑中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盲目追求自给自足的思想。他过分强调已取得的成绩，认为苏联从生产的技术设备和新技术装备的程度和规模看，已经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先进”，“苏联的工业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因此主张自己生产一切，把进口减少到最低程度。如果说为了反对当时流行的所谓“尽量广泛发展”国际经济关系的口号，为了摆脱沙俄时期对资本主义的依附关系，减少过去对西方的过分依赖，建立起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那是完全正确的主张。但是，设想经济上完全不依赖，特别是随着国民经济实力的增强要完全脱离这种依赖，则是忽视国际分工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进步作用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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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大林这种竭尽全力减少对外界的依赖而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支配下，苏联从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利用外资的数额迅速减少，先进技术的进口1937年比1931年减少87%，贸易额急剧下降，理论界出现了一种闭关自守的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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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片面追求自给自足思想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是由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决定的。从国内来讲，沙皇俄国曾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工业很不发达，经济过分依附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十月革命后，经过三年国内战争，使本来就很落后的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这种经济状况迫切要求苏联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基础，摆脱历史上造成的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状况。另外，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论对发展对外经济也起了一定的限制作用。大家知道，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末，社会主义经济“自然经济论”或“实物经济论”在苏联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而自然经济本身就带有封闭性、内向性，它无需对外开放就可以实行“内循环”。反之，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与社会分工发展一致的，价值规律的作用驱使生产者到更大范围去寻找市场和原料，必然催促生产者由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在苏联对外经济指导思想中，“互通有无论”一度占有支配地位。这种“互通有无论”正是“自然经济论”在对外经济关系中合乎逻辑的表现。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对外贸易只不过是一种无关紧要的或可有可无的补充。从国际来讲，当时的苏联是一个被工业比较发达的敌视俄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面临着帝国主义战争的严重威胁。当时，斯大林的一系列讲话和报告，虽然也谈到要“加强同所有国家的事务联系”[83]，但更多地却强调要和现代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批评党内的许多领导人“完全埋头于经济工作”，“十分陶醉于经济上的胜利”，“忽视了资本主义的包围和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种种威胁事实”。斯大林强调，正是这一基本事实，决定着资本主义包围同苏联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如果闭眼不看资本主义包围这一事实，而认为我们的外部敌人如法西斯分子并不企图一有机会就向苏联实行武装进攻，那才是可笑而愚蠢的。”[84]因此，为了摆脱历史上形成的对世界资本隶属的状况，为了防备意外情况的发生，减少帝国主义战争对苏联的影响，苏联必须减少对外界的依赖。所以，客观的历史条件、战争逼近的国际环境是斯大林减少依赖战略思想产生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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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片面追求自给自足思想的产生还有其思想理论根源。斯大林对资本主义的看法是相当教条主义的，不是从实际出发，不去分析资本主义的新现象和新发展。他在1928年就提出“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1952年，他进一步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苏联脱离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同时也就很清楚，这种危机的基础，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瓦解日益加剧，另一方面是脱离资本主义的国家——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实力日益增长。”[85]总危机理论集中体现了斯大林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苏联著名经济学家瓦尔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对资本主义的新现象做了研究，指出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新情况和新趋势，但却受到严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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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还提出了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理论。他表示，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两个对立的世界市场，即一个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另一个是社会主义的世界市场。他还特别乐观地评述了两个市场的发展前景，提出了以社会主义市场逐步包围、吞食资本主义市场的思想，认为在总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市场将不断衰败和缩小；而社会主义市场将不断繁荣和壮大，它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将把自己的商品输往其他国家。斯大林的错误在于，他只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和斗争的一面，而忽视和否认还有批判地继承以及利用、交流以至在某些领域合作的一面。特别是在两种制度长期共处，在新的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知识与信息的更新和传播呈爆炸式趋势的时代，这种把自己孤立起来、封闭起来的思想和政策，只会堵塞吸收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而不断发展进步的道路。斯大林的错误还在于，他把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瓦解误认为统一的世界市场瓦解了。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战后一段时期内，确实出现了两个国际性的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所不包的世界经济的瓦解，而只是它有了新质因素，并采取了新的表现形式。实际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始终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在经济上达到自给自足。资本主义经济不仅未停滞不前，反而在科技革命推动下有很大发展。随着生产国际化的深化，两个体系的联系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在增强。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的理论观点不符合经济生活国际化的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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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斯大林的“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理论给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是不容低估的。首先，世界市场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各国的社会生产力和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跨越国界，产生世界市场。但是这个理论无视战后世界经济日趋国际化的客观趋势，把统一的世界市场人为地分割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块，并把这种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人为主张，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遵循的共同准则，把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禁锢在封闭的市场内。其次，这个理论以意识形态划线，把世界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客观上把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列入资本主义范围，不仅把它们推到了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而且也大大限制了同这些国家扩展经济联系的可能性。再次，在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理论的影响下，苏联把对外合作的重点放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西方商品输入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但这并没有像斯大林所说的那样，使西方国家因此而蒙受巨大损失，引发它们之间爆发争夺市场的战争。因为当时西方国家正处于战后经济恢复和重建时期，国内市场的容量很大。恰恰相反，同样处于战后恢复时期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而受到的损失要比西方国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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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还把阶级斗争理论从国内推广到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允许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建立任何种类的互利互惠关系。他过于强调国际环境的险恶，强调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就会使苏联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属品”。由于斯大林在处理国际关系事务中把阶级关系与国家关系融为一体，把坚持世界革命，打破资本主义包围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坐标，因而在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时，强调“一分钟也不应该忘记”国际的反动派反对苏联、包围苏联、破坏苏联的“阴谋诡计”。因而在战争逼近，党内斗争尖锐化时，对外开放就要隶属于国际和国内的阶级斗争。在把“两大阵营”作为代表不同阶级利益关系的集团政治时，世界市场也要一分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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