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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利润是衡量企业经济效果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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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别尔曼认为，在苏联，利润能够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更好地衡量生产的效果。像生产量增加、工作量提高、每卢布固定基金的产量增加、成本降低等指标，全部汇总，集中在盈利上，所以也就应当采用盈利作为评价企业工作效果的关键指标。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劳动者对自身物质利益的追求。企业利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企业集体的物质利益，一部分是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企业对这两部分物质利益的追求“是以集体关怀和个人关怀相结合的精神实现列宁的物质鼓励原则”[7]。因此，他坚持应当以列宁的方式来对待企业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问题，在安排生产和经济活动中不仅要考虑精神刺激，而且要以物质鼓励来支持它。利别尔曼指出，过去苏联经济界和理论界一直忽视企业作为一个生产集体的独立利益，一直不重视职工个人利益与整个企业经营活动成果的联系。利别尔曼在他的建议中对这种传统观点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社会主义企业在商品经济中也应该有其自身独特的经济利益，要承认劳动者个人利益的差别性。企业的利益应该同它的利润相联系，劳动者个人的利益也应该同他们各自的工作成果相挂钩。利别尔曼在他的建议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凡是有利于社会的，也就应当是有利于每个企业的，反之，不利于社会的，对任何企业的集体来说也应当是极不利的。”[8]也就是说，社会的利益包含于企业的利益中，企业在实现自己的利益中也就实现了社会的利益。这一原则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企业在实现利润的过程中也就向社会提供了消费者所需要的合格的劳动产品，企业在实现自己的生产计划时，也就同时完成了国家的计划，因为企业计划只是国家计划的具体化。企业赢利既是建立奖励基金对职工实行各种物质鼓励的唯一来源，同时，企业也正是在实现利润的过程中完成国家计划向社会提供各种合格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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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原则，利别尔曼建议把利润指标作为衡量企业经济效果的尺度，以利润率为核心，建立新的计划体系。虽然他也强调以实物表现的，在应有期限内提供的，更高质量的产品指标是第一位计划指标，但他认为这些都与劳动效果相联系，而衡量劳动效果最终的指标就是盈利率。利润是一个具体的，完全可以感觉出来的现金数额，企业工作的一切主要方面，无论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还是成本的降低，或是基金更好的被利用，都反映和集中在这个数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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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利润是企业劳动的综合成果，它集中了劳动者个人和集体的利益，因此，利别尔曼建议，要根据利润率完成的情况来决定给企业集体的奖励基金。企业利益原则的具体含义有两个：第一，企业利润率越高，奖金就越多，从而刺激企业不断提高盈利率，而国家从中也可得到更大利益，保证社会财富有更迅速的增长，同时避免企业有过高的提成；第二，企业制订的计划利润率影响它的利润。当企业实际利润率高于计划利润率时，必须按照两者平均数获取奖金，这既能促使企业编制积极的计划，同时又能刺激企业超额完成计划指标。利别尔曼认为以这种“利润率—奖金”为动力机制的计划管理体制，有以下几个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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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实行这种计划管理体制，企业实际上只接受一个按品种的产量任务，除此以外，企业可根据核准的赢利奖金比率来安排自己的计划，这就“大大地简化并改进基层计划工作”[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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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企业为了获得高赢利，就得“力求最充分地利用生产能力和设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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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企业经营会精打细算，力求降低生产成本，“因为降低消耗直接就会提高赢利”[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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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为了获得最高的赢利和奖金，企业就会“力求尽可能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最重要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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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实行这种以利润指标为核心的计划管理体制，还有助于促使供货单位和消费单位去制定合理的产品价格，促进运用新技术和提高产品质量。他说：“如果我们想把质量问题、新技术问题综合地加以解决，就需要把这一切反映在赢利上。”[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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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经济界和理论界在围绕利别尔曼建议而展开经济改革讨论时，有人曾指责利别尔曼鼓吹“高利润率”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利别尔曼在驳斥这种观点时指出，经济核算和赢利原则是列宁的经济管理原则；“我们的利润和资本主义的利润毫无共同之处”。从历史上看，“利润不是一成不变的范畴，就跟商品生产整个来说并不是凝固的生产方式一样。因此，社会在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生产的同时，创造并利用利润，把它当做表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经济范畴。这丝毫也没有什么奇怪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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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商品交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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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别尔曼说，他在《真理报》上发表的那篇引起大家争论的“建议”，并“不是简单地用一种指标去代替另一种指标”，而是“要改变企业和国民经济之间在制订计划和评价工作方面、从而在物质鼓励方面的相互关系”。他指出，苏联经济界和理论界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不是商品交换关系，他们总把全民财产的全民占有性质和统一调拨的关系混同。利别尔曼主张承认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是商品交换关系，给企业一定的独立地位。他认为生产资料是商品，要按其价格在企业之间买卖，资金也要按商品交换的方法来提供，收取利息费用，只有这样，利润才能有真正的意义。社会主义国家与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必须建立在列宁的经济核算制原则的基础上。他所主张建立的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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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企业具有较大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国家集中计划除了保证品种的产量、交货期和盈利额三项指标外不再向企业直接下达其他指令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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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不论是消费品还是生产资料都是商品，必须按其价格在国家和企业之间进行交换，不能无偿调拨。要“逐步地把物资技术供应转移到有计划的批发贸易的轨道”[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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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资金供应上，也要按照商品交换的办法收取利息进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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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利润分配上，他主张放弃把闲置利润余额的固定数上缴预算的方法，而采取企业按份额分享利润的原则。利别尔曼还提出了今后的改革方向。他说，将来“企业同国家的相互关系将通过两个渠道：供货量和利润”[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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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关键的是利润分配问题。他认为，苏联利润分配方式十分繁杂，它要求对企业的事务进行不断的行政干涉，特别是它不能刺激企业挖掘增加利润的潜力，不能把社会的经济利益和企业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因此，他主张“放弃把闲置利润余额的固定数上缴预算的方法，而采用企业按份额分享利润的原则”，而且利润的总额愈高，则在分配利润时预算所占的份额就愈大，但在缴费之后，利润的余额则归企业支配并作为各种经济刺激基金的来源。这样，利润的计划和分配就将简单而明确，使企业关心增加收入。同时预算也不会吃亏，它将获得累进增长的利润提成额。企业同预算的相互的关系简单明确，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关系十分清楚，并且便于制订部门定额和分类定额，这是排除不必要的行政干预的基础。这样，企业收入的增长不会引起财政机关的不满，因为这种增长的同时将使国家收入更多，预算收入的必要水平，无论在计划的过程中，还是在执行预算的过程中都可以始终得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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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利别尔曼建议的历史贡献和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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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利别尔曼建议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利别尔曼是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提出他的新体制模式的。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创立中，有三种基本方法，第一种是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和设想，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演绎推导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模式，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推断出来的。第二种是不加分析研究，直接把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模式照搬过来，模仿形成的，如东欧剧变前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新中国建国初期的经济体制都有比较明显的痕迹。第三种就是从本国的实际出发，与时俱进，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发现问题，寻找、摸索适于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利别尔曼一改传统的引经据典建立体制模式的老套，大胆地从苏联经济实践出发，尖锐地揭示其中存在的弊端，并提出新的经济管理办法和运行模式。这在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方法论上无疑是一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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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利别尔曼建议及其大讨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从苏联经济改革史来看，利别尔曼建议及其大讨论，是继20世纪20年代工业化争论以来，苏联经济学界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次讨论冲破了斯大林时代形成的万马齐喑的学术状况，对现行经济体制的弊端进行了揭露和批评，大大解放了当时人们的思想，开阔了人们的思路，使传统的阻碍改革的思想观念受到了一次冲击，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理论上的新突破，为下一步的深入改革做了舆论准备。这主要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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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确地确立了企业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扩大企业自主权在经济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改革的注意力应该放到企业上，使人们找到了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的弊病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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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促进了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认识。整个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由社会主义企业构成的。由于社会主义企业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那么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就应是商品经济。这对于人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具有重大意义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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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别尔曼建议对于经济杠杆作用和意义的认识具有重要作用。它把利润和其他经济杠杆一同视为国家调节经济活动的重要工具，对利润这一重要经济杠杆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评价。这种认识，从当时来看是必要的，从总体来说，也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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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利别尔曼建议，实际上提出了如何处理好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这一重大问题。综观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无一例外地都成了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因此，利别尔曼建议对于社会主义计划体制改革的方向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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