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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经济机制的内涵、结构和改造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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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尔金长期从事经济机制研究。他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出发,阐释了经济机制的实质和内涵。他认为,经济机制不仅是一个复杂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反映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以及结构的综合概念。因此,经济机制已成为一系列学科——从政治经济学到法学——的研究对象。在分析经济机制时,我们所谈的经济体系(生产关系体系)不是从占有方面来说的,而是从经济体系发挥职能的方式即经营方式来说的。经济机制就是经营方式和它作用于生产的各种关系、形式和方法,还包括管理的组织结构和吸引人们参加劳动的条件,它是生产关系的“亚系”,即生产关系的外部层次。但经济机制又不局限于生产关系范围内,它还包括一定的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因素。经济机制的结构复杂,既包括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经济联系的形式,也包括管理的机构和计划化的方式,它是经济杠杆和经济刺激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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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尔金对经济机制进行了分类。①经济机制的理论模型。经济机制中的理论模型建立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及其在每个历史阶段的作用特点基础上。它反映社会所面临的社会经济任务,并且是所期望的和客观约束的经济机制的方式。经济机制理论模型的宗旨是预见它的发展状况。分析完善经济机制循序渐进的各个阶段,应该成为经济模型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一模型应该在长期的社会—经济预测系统中形成。②标准经济机制。标准经济机制靠一系列政治、国家法律和部门规则、决议、条例和指令来巩固。它说明制订与审批计划的过程、指令性地批准的指标体系、收入的形成与分配程序、评价经济活动成果和劳动集体与工作人员经济刺激的标准。它同理论模型的区别在于,这种机制要求得更具体,要求仔细考虑各个部门与地区的不同特点。③实际起作用的经济机制。它是指实际实行的一整套组织经济生活的形式和方法,通过它们来调节社会生产。多年经验证明,实际经济机制与标准机制有所区别。其原因是:标准法令和条例不完善与不全面,由部门和地方利益所产生的各种差别,客观因素也起着一定作用,如有时不可能采用某些计划指标和经济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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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尔金主张深刻改造经济机制。他指出,对经济机制进行政治经济分析,涉及生产关系的两个方面:占有方式和经营方式。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从而使占有方式同当前的生产力性质相适应了。但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增长,并且由量变向质变转化,生产关系的某种改变应适应这种质变,否则就会限制和妨碍生产力的发展。通过改造社会主义经营方式,才可保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同不断增长的生产力水平之间的相互适应。他认为要把经济机制的改造提高到崭新阶段,必须抓好以下几个环节:第一,要改变现行的国民经济计划往往是部门经济发展计划的综合和修订的做法,评价各部和主管部门工作的主要标准应该是该部门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的程度。要以国民经济的根本成果为方向,为消费者(人和企业)工作。如果不加强国家计划的威信和组织作用,改革经济机制是不可想象的。第二,要加强经济联系的协调性和稳定性。途径是建立广泛和灵活的计划储备系统,包括生产能力储备。第三,要使对效益的管理成为计划活动的主要方向。这就要求使标准和定额成为计划经济对使用资源的水平产生影响的主要杠杆。第四,要使经济机制有效发挥作用,还必须加强纪律和进一步贯彻经济管理的民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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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尔金认为社会就是通过经济机制来掌握和利用经济规律的;经济政策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经济机制的各个环节来影响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他主张对苏联的经济机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以适应经济、科技和生产集约化发展的新条件。在阿巴尔金看来,完善经济机制的目的就在于为国民经济的基本环节——生产联合公司和企业、集体农庄与国营农场的顺利工作创造最有利的条件,使其活动能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为国家创造更多的经济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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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如果缺乏清晰的、明确的经济理论,改革就会走弯路,甚至半途而废。因此,我们既要创建自己的经济改革理论,也要学习和借鉴一些国外的有益的经济思想。通过分析和研究阿巴尔金的著述,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和理论,确实具有独创的性质。他曾尖锐而中肯地批判过苏联的经济体制。他认为苏联的经济改革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次深刻的实质性的变革。对原有的经济体制不只是完善问题,而且要采取革命性的措施,要触及整个管理体制最深层次的变革。他的许多重要的改革思想和理论,已经为苏联经济学界所接受并付之于改革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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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индустрия.1986,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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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газета.198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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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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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阿巴尔金谈经济改革问题》,《经济学动态》198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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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19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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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经济思想史:从列宁、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 第十八章 阿甘别吉扬的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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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甘别吉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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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甘别吉扬,阿贝·盖泽维奇(Абел Гезевич Аганбегян 1932-)苏联著名经济学家,1932年生,1956年入党。1955年毕业于莫斯科经济学院。1963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64年任教授,同年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74年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55~1961年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劳动工资问题委员会工作。1961年起在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工业生产的经济和组织研究所工作,担任研究室主任。1966年起任工业生产的经济和组织研究所所长,直到1985年。在西伯利亚工作期间,曾担任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主席团委员,新西伯利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自全苏发行量最大、思想最为激进的《工业生产的经济和组织(ЭКО)》杂志创刊以来,一直是该杂志的主编。1985年秋,阿甘别吉扬调回莫斯科,主持苏联科学院经济学分部的工作,担任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委员、经济学分部副主席。1986年3月苏共二十七大召开之后,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首席经济顾问。苏共二十七大后,为了组织和领导经济体制改革,苏联部长会议新设立了完善管理、计划和经济机制委员会,阿是该委员会科学组的组长。他是苏联经济改革的积极倡导者,也是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主要设计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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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甘别吉扬的治学态度主要是勇于探索,联系实际,大胆创新。他每年大约要到几十个厂矿企业进行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他的主要学术研究方向是经济管理、生产效率以及经济数学方法在国民经济工作中的应用。他的主要学术著作有:《苏联工资》(合著,1959)、《垄断价格的理论问题》(1961)、《数学和电子技术在计划工作中的应用》(1961)、《国民经济计划的模型体系》(合著,1972)、《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问题》(1979)、《社会主义生产纲要目标管理:理论与实践问题》(合著,1980)、《管理与效率》(1981)、《区域性生产综合体:计划工作与管理》(1984)、《国民经济效率的提高》(1984)、《企业科技进步的管理》(1986)、《部门远景计划工作:经济数学方法和模型》(1986)、《改革,苏联的双重挑战》(1987)、《经济管理改革(探索与问题)》(198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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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经济改革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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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改革的三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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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甘别吉扬对苏联以往的经济改革持否定态度。他认为,由于各种阻力,以往的改革方案,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改革苏联旧体制必须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改革——为了人;第二,要由粗放方法为主的经济转向高度集约化的经济;第三,进行管理的根本改革。这在经济改革中是最重要的,因为,不论是社会领域,还是国民经济集约化方面,要前进,最终取决于管理体制。这三个方面是相互紧密联系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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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把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目标转到优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任务上来。阿甘别吉扬非常重视研究生活因素和人的行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不赞成把劳动者这一新社会的主人当作“资源”来支配。改革成功的最高标准就是充分地满足苏联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他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作为社会的主要推动力的重要作用正在急剧地提高,而发展生产力也正是为了人。在科技革命条件下,人们的创造潜力已开始起着关键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对人的技能和劳动态度的依赖程度大大高于过去技术力量很低的年代。况且,现代生产带有集体性质。人们在统一的工艺流程中工作。因此,在一个工作岗位上出现事故、工作组织得不好和不协调,便会立即造成速度和效益的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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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们不仅仅是生产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所生产产品的主要的最终消费者。社会的发展产生许多新的需求。这些需求是有伸缩性的、易变的和多种多样的。使生产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和不断变化的需求,也是我们时代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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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甘别吉扬指出,不仅现代生产和技术向人的受教育程度、技能、纪律、在集体中工作的本领、觉悟程度、创造性地对待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人在很大程度上也向现代生产和技术设备提出新的要求。这种技术设备应该是安全的,不应损害自然界,使用技术设备应对人产生吸引力,促使其提高技能。生产本身的目的要在更大程度上直接满足人的需求。而在苏联,一方面存在着工业实力、发达的科学技术与居民的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之间的脱节,另一方面存在着满足居民的物质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差异。这种情况起初是由于苏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期间遭受严重破坏造成的。当时国家没有发达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卫国战争时期,苏联经济再一次遭到严重破坏。战后又开始了恢复被战争所破坏的经济,同时,为了保证苏联人民进行和平的劳动,不得不加强军工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力量和资金集中用于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没有充足的资金来发展福利性工业、社会事业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现在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既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也同苏联的国际地位、工业实力和科技水平很不相称。这和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有密切关系。虽然苏联提出过很动听的口号:“一切为了人”,实际上却是“生产第一”,“人第二”,用于生产的投资越来越膨胀,而用于提高人民生活福利事业方面的投资越来越少,形成一种短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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