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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强国富民的西方经济学“圣经” [:1704577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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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工商业城市在促进农村改良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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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业城市是农村原生产物的消费市场，城市的工商业化为农村土地改良提供了动力，使得社会经济得以持续发展。如果社会政治秩序趋于安定，政府的管理便十分高效，人民的安全和自由就得以充分保障，从而实现个人和社会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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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土地的改良与开发中，工商业城市的增加与富裕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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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为农村生产的原材料提供了广阔的销售市场，而销售市场的扩大又促进了农村的开发和改良。由此，与工商业城市相毗邻的农村都将从中获益——它们通过城市为其提供的市场改进了产业结构。当然，距城市越近的农村，获利越大。因为，距离城市越近的乡村，其农产品的运输成本就越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商人收购农产品的价格较高，但对城市消费者而言，这种价格依然相对低廉，他们仍愿意购买，农民们便能从中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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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拉扎尔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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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相比称霸世界的近邻英国，法国的经济增长一直较为缓慢，到1850年前后才开始提速。这一时期，拿破仑三世政府出台大量鼓励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支持大型的合股公司，实行自由贸易，并且十分重视修筑铁路、疏浚运河和加强城市建设。1850到1870年的仅20年间，法国建成了以巴黎为中心，通往斯特拉斯堡、马赛、波尔多、布列斯特等大城市的铁路网。图为法国印象派画家克劳德·莫奈所绘的圣拉扎尔火车站，它见证了法国19世纪中后期的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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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工商业城市中的商人往往通过购买待售土地获利。当然，这些土地大部分还未开垦。商人迫切地想成为地主，以获得对土地的所有权，谋求更大利润，一旦他们获得了对土地的所有权，便设法对土地进行改良，唯有此，他们才能获得更大的利润。商人与地主不同，地主只会奢侈地消费，而从来不想办法赚钱；商人却会赚钱，他们用赚取的利润经营自己的产业，让钱生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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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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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是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大区和佛罗伦萨省的首府，曾经长期处于金融巨头美第奇家族控制之下，它也是这一强大家族最重要的据点。美第奇家族给佛罗伦萨带去了强大的发展动力，使之成为中世纪后期欧洲的文化、商业和金融中心，就连文艺复兴运动也是由此发源。到了15世纪，佛罗伦萨拥有大量工业和约80家银行的总行和分行，总收入超过整个英格兰。图中可以看见著名的佛罗伦萨主教堂，它的圆形穹顶被誉为文艺复兴的第一道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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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不同，决定了商人的性情与地主大相径庭：商人大多是勇敢的事业家，地主则往往胆怯，畏缩不前。在商人看来，大量的资本如果能用来改良土地，那么土地的价值也会相应增加。而地主则不然：一方面，地主的资本很少，即使有，也绝少像商人那样去做；另一方面，即使地主对土地进行改良，但改良土地的费用多来自每年收入的剩余，而不是资本。这种情况，在城市周围的农村，尤其在大部分土地都没有开垦的地方尤为明显。另外，商人因经营商业而形成的井然有序、节省、谨慎等习惯，也决定了他们更适合对土地进行改良，因此，商人能够从中获利势必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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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城市发达的工商业使村民在组织上逐渐井然有序，对政府的信任度逐渐增加。最重要的是，他们有了个人的安全和自由，摆脱了与邻人的争斗和对地主的依附状态。但是，除休谟对此关注外，余者很少注意到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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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由于既无国外贸易，又无制造业，地主们无法将土地上生产的剩余产物用来交换自己所需，因此，只有以乡村待客的形式将其消费掉。这部分剩余物资，如能够供给100人，他就供给100人；如能够供给1000人，他就供给1000人，舍此别无它用。因此，成群的婢仆和门客常常聚集在地主的家中，地主用自己土地上生产的剩余产物来供给他们，而他们却没有相应的等价物与地主交换。于是，他们便如同兵士服从国王一般地服从地主，听其吩咐。比如，威廉·鲁弗斯的威廉敏斯特大厅常人满为患，为了不致弄脏坐地就食者的衣服，托马斯·伯格特常在大厅的地上铺上草。此言虽然有些夸张，但宾客数量之大，可见一斑。就在几年前，这种规模的待客形式还在苏格兰高地一带盛行，在那些工商业尚不发达的地区，这种风气尤为盛行。波科克博士曾说，一位阿拉伯酋长在售卖牲畜的集市上当街宴请所有的人，甚至包括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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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特荷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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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商业的发展，市场的形式和功能也逐步发生变化。从19世纪中期起，伦敦开始区分住宅区、商业区和工业区，这一过程中涌现了一批现代化的商品交易市场，图中的兰特荷市场便是其一。它位于伦敦金融城，以食品交易为主。兰特荷市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4世纪，1881年由当时英国著名的建筑师贺拉斯·琼斯为它设计了全新的商城，其庞大的规模和精美的装潢象征了维多利亚时代商业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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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大地主的佃耕者与婢仆并无本质区别，他们即使不是贱奴，也是可以随意退租的佃农。无论何种形式，佃耕者向地主缴纳的地租与土地本身所提供的生活资料并不等价。前几年，在苏格兰高地一带，缴纳一家生活的地租为1克郎、1/2克郎、1只羊或1只小羊。现在一些地区依然如此。但是，相对其他地区，这里的货币购买力已大为下降。事实上，如果这些剩余产物的消费者能够像门客家仆一样听从吩咐，那么地主在其住所附近消费一部分土地剩余产物，远比在家中将这些土地剩余产物全部消费划算。如此，他只付比免役租多一点的地租，却占有能维持一家生活的土地和可以随意退租的佃农。这种在佃农家里养佃农的方式，与地主直接将佃农养于家中别无二致。地主决定恩惠是否继续实施，决定奴婢和佃农的食粮是否继续供应，这使得地主可以驾驭佃农和家奴，并对其产生一种驾驭的权威，这种权威构成了所有古代贵族权力的基础。平时，地主是境内民众的仲裁者；战时，他们是境内民众的统领者。因此，地主既是境内治安的维持者，又是法律的执行者，他们有率领境内民众抗拒不法者的权力，而其他任何人包括国王，都没有这样的权力。国王只是境内最大的地主，其他的地主出于防御共同敌人的需要而尊敬国王。假若国王想凭借强权让某地主境内的民众纳税，他们必然会在境内地主的带领下抵制国王的要求。国王要想达到目的，就需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因此，国王不得不将大部分农村的司法权和军事指挥权交于地主。从这一意义上讲，具有司法权和军事指挥权的地主即是封建领主，这也是他们不同于普通地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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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地方性裁判权并非源自封建法律。在封建法律产生以前几百年间，领主就已经拥有最高的民事、刑事裁判权、募兵权、铸币权，并拥有制定地方行政法规的权力等。英格兰被征服前，萨克逊各领主所掌握的统治权与裁判权，与被征服后诺尔曼各领主所掌握的统治权与裁判权相当。在法国，领主统治权和裁判权也是先于封建法律而建立。随着上述各种财产制度及风俗习惯的产生，这些权力也会产生。比如，30年前，在苏格兰的洛赫巴，克默伦只是亚盖尔公爵的一个家臣，每年得租500镑，他既没有正式的委任状，又非治安推事，却有着对其民众执行最高刑事裁判权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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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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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末以来，随着欧洲的商业和贸易中心从意大利向荷兰及北欧转移，阿姆斯特丹银行（1609年）、纽伦堡银行（1621年）、汉堡银行（1629年）、斯德哥尔摩银行（1656年）等金融信用机构相继成立，其中的阿姆斯特丹银行最具影响力。阿姆斯特丹银行是世界上第一家取消金属币兑换义务而发行纸币的银行，在这个意义上，它可以说是现代银行的鼻祖。图为荷兰画家撒恩勒丹于1657年描绘的阿姆斯特丹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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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法律的颁布与实施，目的是削弱各领主的权力，使国王和领主们各司其职。该法律规定：各领主未成年时，他们的地租和对土地的管理权均由上司掌管；国王为其尽保护及教育之责任，并以监护人的身份，为其娶相应身份地位的妻子。但封建法律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由此所致的财产制度与风习，安宁的乡村秩序和良好的地方政府仍然不能建立。相对于贵族的权力，政府的权力太小，所以，虽然建立了封建制度，颁布并实施了封建法律，但大领主们仍然不听从国王的号令。他们彼此之间战争不断，甚至对国王发动战争，广大的乡村田野依然是一片强取豪夺和战乱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