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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强国富民的西方经济学“圣经” [:1704577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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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强国富民的西方经济学“圣经” 第一章 论君主或国家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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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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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的军队概由君主或国家供养，为作战而练兵的费用成为国家的一项大的开支。因为君主的第一义务，就是保证本国社会的安全，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横暴与入侵。不光是战争的费用日益增多，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繁荣进步，国家在司法、公共工程等方面需要越来越多的费用。这些费用都会对国家富裕程度的提高有明显的效益，它们是相互促进和良性循环的过程。图为法国著名画家、古典主义画派的奠基人雅克·路易·大卫的作品《拿破仑一世及皇后加冕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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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可靠的安全保障制度和司法制度，那么民众对政府就难以信任，对他人能否遵守契约心存疑虑，甚至对自己的人身和财产都没有安全感。在这样的国家，不仅商业和制造业不能持续发展，而且连国家本身能否稳定都值得怀疑。所以，维护本国的安全，使每个国民免受他人欺压，促进国民的教育进步，便利各种商业的发展等，都是君主或国家必须履行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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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履行此等义务势必需要一定的费用。维护国家安全、司法行政以及国民教育是出于全民的利益，因此其费用应由社会的普通收入支付；交通运输保证贸易的顺畅，其受益者是商人和消费者，所以其费用由商业利润支付，即收取通行税或海关税。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国家体制的健全，这些费用的来源从一般社会收入逐渐演变成向全民定额收取的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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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强国富民的西方经济学“圣经” [:1704577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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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防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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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国家的安全是君主不可推卸的责任，恪尽此责势必耗费一定费用。国防费用是保障国家安全必不可少的支出，其数额随着战争技术的改良而增加，其承担情况也随之变化。君主或国家历经了无须支出、支付战时费用，以及全额支付几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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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国家安全，并使之免受他国的侵略乃是君主的首要义务，而诉诸武力则是完成此项任务的唯一途径。不过，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战备或战时的国防费使用额差异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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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民族处在人类发展的初级阶段，是最低级、最野蛮的民族。在这种社会状态下，既无君主，也无国家。如北美土著人，其所有的人既是狩猎者，也是士兵。当他们为保护社会或为社会复仇而战时，所需的费用由自己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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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族较狩猎民族进步，但情况与之大抵相同。部族的所有人既是游牧者，又是士兵。如鞑靼人和阿拉伯人，他们居无定所，每年因季节变迁或偶发事件而时常迁移。因而，整个民族习惯流浪的生活，即使在战时，其生活方式与平时也无区别。所以，一旦发生战争，无论男女老少都可成为士兵。如果获胜，敌方全种族的一切都成为战利品。反之，己方一切，包括牲畜乃至妇女、儿童，全都成为敌方的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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鞑靼人或阿拉伯人的日常劳作、日常操习，都可以视为备战。他们参加竞走、角力、耍棒、投枪、拉弓等户外游戏时，仿佛就是在战斗。在实际作战时，他们仍依靠自己的牲畜维持生活，酋长或君主并不为训练他们而支付任何费用。他们所期待的唯一报酬就是作战时掠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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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狩猎所能获得的生活资料很不确定，如果很多人长期生活在一起，生存就会出现问题。因而，狩猎者的队伍一般不过二三百人。而游牧者以放牧为生，当一处的牧草被吃尽，他们可以转移到另外牧草丰美的地方继续生活。因而，他们往往可以二三十万人生活在一起。作战时，士兵似乎可以无限制地增加。因此，狩猎民族的侵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游牧民族。例如，印第安人对美洲的侵犯并不让人害怕，而鞑靼人对亚洲的侵略是最可怕的。修昔底德曾断言，无论欧洲还是亚洲都无法抵抗团结起来的塞西亚人，历史对此已作了有力的证明。游牧民族的团结往往以某些地方惨遭其蹂躏为标志。如生活在广阔原野上的塞西亚人或鞑靼人，他们往往在一个征服者部落或种族的酋长统治下团结起来，对亚洲很多地方大肆侵犯，直至将那里的人征服或消灭。此外，出于对宗教的狂热，生活在阿拉伯大沙漠的游牧民族也曾在穆罕默德及其后继者的统治下有过类似团结。有人说，如果侵犯美洲的不是狩猎者，而是牧羊者，那么欧洲殖民地上的人一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安稳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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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歌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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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在欧洲有着悠久的历史，但长期以来只有少数人可以欣赏。1637年意大利威尼斯出现了世界上首个面向公众开放的歌剧院，不久西欧各国也纷纷效仿。当时的公众歌剧院大多是地方贵族或市政府出资建设，用以展示他们亲民的政治方针以及雄厚的财力。图为1868年的巴黎弗兰卡伊斯歌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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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农业时代，每个农民都可成为士兵。他们在劳作环境中锻炼出了坚韧的性格，养成战时所需的忍耐品质。一旦战事起，他们可将在农业上练就的本事熟练地应用于战争。例如，他们开沟凿渠的本领正适合用来修筑防御工事。农民平时的消遣像游牧人的游戏一样，但俨然是在为战争做准备。与游牧民族相比，虽然农民没能练就像游牧民族一样擅战，但他们的君主也不需破费对其进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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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都有固定的住所，如果一旦丢掉住所，他们将遭受重大损失。因此，只有符合兵役年龄的男子参战，其余老幼妇孺均留守后方。如果战争开始于农作物播种之后，结束于收获之前，后方的留守人员就承担所有农活，那么农业不会蒙受太大损失。因此，在短期战役中，他们并不需要君主或国家提供经费。所以，无论是训练之时还是作战之际，君主或国家都无须为其提供费用。第二次波斯战争开始前，古希腊城邦的市民就属于这种情况。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前，伯罗奔尼撒人以及共和国初期的罗马人也都是以此方式服兵役。维伊之围后，罗马人将服兵役者所需的费用让留守者承担。罗马帝国没落后，欧洲各国的大领主及其奴隶往往也是自己出资为国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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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制造业和战术的改进，服兵役者自己逐渐无力负担作战费用。如果远征作战，对农民来说，只要战争始于农作物播种之后，终于收获之前，那战争就不会给其农业收成带来太大影响。但是，远征对一般技术工人的影响却非同一般。因为，他们的一切工作都须亲自去做，一旦远征，他们就断了生活之源。因而，这类人服兵役时，其耗费只能由国家负担。随着社会的进步，战争技术日益改良，战争本身变得连续而持久。这样，服兵役者便很难自行担负参战期间的费用，必须由国家提供。所以，第二次波斯战争后，雅典军队实行佣兵制度，其佣兵的耗费全由国家负担。维伊之围后，罗马留在前方的军队也享有一定报酬。在各封建政府统治下，大领主及其扈从都要出资雇佣他人代替自己完成一定的兵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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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塔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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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英国经济飞速发展，伦敦的市政建设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1825年重建的白金汉宫、1834年重建的新国会大厦和1854年建成的大笨钟等宏伟的地标建筑，以及1831年通车的新伦敦大桥、1851年扩建的海德公园、1863年通车的世界首条地铁和1894年通车的伦敦塔桥等公共设施。其中伦敦塔桥几乎自从建成以来就一直是伦敦形象的代言人。它不仅点缀了泰晤士河的优雅风光，还完美兼顾了伦敦日益繁忙的航运和路面交通两方面的需要，是世界桥梁建筑史上的一大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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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社会时期，服兵役人数与国内人口总数的比例，比人类处于未开化社会时期小很多。如古希腊的小农业之国中，兵士与全民人数之比高达1∶4或1∶5。但在近代文明各国，这一数值不超过1%，否则，过重的军费负担将危及国家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