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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业社会:弹性小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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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才已经说明了,当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存在很多资本替代劳动的机会。有趣的是,在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经济中并不完全是这种情况,因为资本的主要形式是土地。现有历史数据清晰地表明,传统农业社会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明显小于1。尤其是,为什么在18世纪、19世纪美国的土地价值(按资本/收入比和地租来衡量)明显低于欧洲,唯一能够解释的理由是,新大陆土地更为丰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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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完全符合逻辑:如果资本是劳动现成的替代方式,那它必然以各种形式存在。对任何一种资本形式(最好的例子是农地)来说,一旦超过某个临界点,价格效应就会超过数量效应。如果整个大洲仅供几百个人随意使用,按理说土地价格和地租显然会下降至接近零的水平。没有什么能比新大陆和旧世界的相对土地价值和地租更好地阐释“资本泛滥扼杀资本收益”这句格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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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是错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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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时候转向一个重要问题了:随着历史的发展,人力资本显然越来越重要,这难道是一个错觉吗?我来更准确地重新表述这个问题。许多人认为,发展过程和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是,人类劳动、技能和知识在生产过程中越来越重要。虽然对这一假说的表述并非一直很明确,但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技术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劳动要素现在发挥着更大作用。[25]实际上,对资本收入比重长期下降做出这种解释似乎是合理的,1800~1810年是35%~40%,2000~2010年是25%~30%,相应的劳动收入比重从60%~65%提升至70%~75%。劳动收入比重之所以上升,只是因为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变得更为重要。因此,正是人力资本的增长才导致流向土地、建筑和金融资本的收入比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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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一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它所指出的这种变革的确是巨大的。不过还是不能掉以轻心。首先,正如前文指出的,我们现在对此还没有充分的历史依据,无法对资本收入比重的长期演变做出适当的判断。在未来几十年,资本收入比重很有可能增长到19世纪初的水平。即使技术的结构形态以及资本和劳动的相对重要性不发生变化(虽然劳动和资本的相对议价能力会发生变化),即使技术只有微小的变化(我认为可能性更大),变革也有可能出现。不过,资本/收入比的增加会促使资本收入比重接近或超越历史峰值,因为资本与劳动的长期替代弹性显然大于1。这项研究迄今最为重要的启示是:现代技术仍然使用大量资本,更重要的是,因为资本有许多用途,人们可以积累巨额资本,而收益率也不会下降至零。在这些情况下,即使技术变化有利于劳动,资本收入比重也没有理由一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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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长期看来,资本收入比重很可能从35%~40%下降到25%~30%,我认为这是相当合理和突出的现象,但还不足以改变文明进程。显然,技术水平在过去两个世纪显著提高。但是,产业、金融和房地产资本的存量也实现了巨大增长。有些人认为资本已经不再重要,我们已经不可思议地从一个基于资本、遗产和亲缘关系的文明走向了一个基于人力资本和才华天赋的文明;仅仅由于技术的变化,有钱有势的股东就已经被才华横溢的经理人取代。到第三部分转向研究个人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时,我会回过头来讨论这个问题,目前不可能给出正确的答案。但我已经对这种盲目乐观提出了足够多的提醒:资本还没有消失,就是因为它还有用,甚至不会逊于巴尔扎克和奥斯汀的时代,在未来也很可能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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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劳动划分的中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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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说明了,声称资本——劳动划分完全稳定的柯布 – 道格拉斯假说,无法完美地解释资本——劳动划分的长期演变。可以说,短期、中期演变(在某些情况下会延续相当长的时期)也是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目睹这些变化的当代人尤其这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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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导言中简要讨论过一个最重要的例子,即工业革命初期(1800~1860年)资本收入比重无疑是升高的。我们拥有英国的最完整数据,现有的历史研究成果,尤其是罗伯特·艾伦(他把工资的长期停滞命名为“恩格斯停顿”)的研究成果,表明资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35%~40%增加了10个百分点,达到19世纪中期的45%~50%——当时马克思撰写了《共产党宣言》,并着手写作《资本论》。这些史料来源也表明,这一升高变化大体上得到了补偿,1870~1900年资本收入比重出现相应幅度的下降,之后1900~1910年又稍有上升,最终19、20世纪之交时的资本收入比重与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时代的情况没有太大差别(见图6.1)。因此,我们说有一个中期运动轨迹,而不是一个长期趋势。不过,19世纪上半叶10%的国民收入转移绝不能视而不见:具体而言,这个时期经济增长的主体部分流向了利润,而客观上已经非常可怜的工资却停滞不前。艾伦称,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大批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以及技术变革提升了资本生产率(反映为生产函数的结构性变化)——简言之,即技术的日新月异。[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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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现有的历史数据也表明了类似的年代变化。特别是,所有资料都显示,在1810~1850年,尽管产业增长强劲,工资依然严重停滞。让·布维尔和弗朗索瓦·菲雷在有关法国领先的产业公司著作中,用收集到的数据证实了这种年代变化:利润比重增加至1860年,然后1870~1900年间减少,1900~1910年间又再次上升。[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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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关于18世纪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数据也表明,在大革命前几十年,归于地租的收入比重递增(与阿瑟·扬对法国农民痛苦处境的观察相似)[28],1789~1815年工资显著增长(土地重新分配以及动员劳动力满足军事冲突需要可以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29]王政复辟和七月王朝时期,下层社会回首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时代时,他们当然会怀念以前的美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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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劳动划分的这些短期、中期变化出现在许多不同的时间,作为提醒,我在图6.6~ 图6.8中列出了法国1900~2010年的年度演变情况,并将公司增加值中工资与利润划分的演变与国民收入中地租比重的演变区分开来。[30]特别要注意,工资和利润划分在“二战”以来经历了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1945~1968年利润急剧上升,紧接着1968~1983年利润比重显著下降,然后1983年后迅速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初稳定下来。我在后面几章会讨论收入不平等的动力,到时还将对这种高度政治化的年代变化做更多分析。请注意,1990~2010年间,尽管利润比重稳定下来,但从1945年起,国民收入中流向租金的比重稳步上升,这意味着流向资本的整体比重持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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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增加值中利润的比重从1982年的25%增至2010年的33%,净增加值中净利润的比重从12%增加至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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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1900~2010年法国公司增加值中利润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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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租(住房租赁价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48年的2%上升至2010年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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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 1900~2010年法国房租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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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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