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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管制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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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国家经常实施资本管制，不为完全解除资本流动和经常账户管制的大潮所触动，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中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其货币从来都不可自由兑换（但是，将来有一天当中国确信积累了足够的储备可以埋葬任何对赌人民币的投机者后，货币兑换可能会放开）。中国也严格控制进入的资本（没有政府批准，不能投资或购买中国的大公司，一般只有当外国投资者满足于占有少数股权时才可获得批准）和流出的资本（没有政府同意，资产不能转移出中国）。资本流出问题目前在中国非常敏感，是中国资本管制模型的核心。这就引出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中国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他们的名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全球财富榜中，他们是否是财富的真正所有者？例如，如果他们愿意，他们能不能把钱转出中国？虽然这个问题的答案笼罩着神秘的面纱，但是毫无疑问，中国的产权概念和欧美是不同的。它依赖于一套复杂且不断演变的权利和责任。举个例子，一个取得20%中国电信股份的中国巨富，想要带着家人移居瑞士，同时继续保留他的股份并收取数百万欧元的股息。相较于一个俄罗斯寡头，他这样做很可能会非常困难。这一判断基于这样的事实，经常有大量资金离开俄罗斯到达可疑的目的地，而这在中国从未见到，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无可否认，俄罗斯寡头们必须小心翼翼不得罪总统，因为他可以送他们进监狱。但是，如果能够避开这个麻烦，他们显然可以依靠开发俄罗斯自然资源获得的财富过得很好。在中国这似乎控制得更严格。阅读西方报刊经常可以看到这类比较：中国政治领导人远比其美国同行富有。上述问题可能是众多原因之一。该结论很可能经不起更细致的考察。[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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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要为中国的资本管制制度辩护，它极端不透明，很可能也不稳定。不过，资本管制是管理和遏制财富不平等动态的一种方法。此外，中国有比俄罗斯更加累进的所得税（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采取统一税，像许多前苏联集团的国家），尽管它仍然不够累进。所得税带来的收入投入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其规模远大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中国显然已经将其远远抛在后面。[43]如果中国愿意，尤其是如果其精英阶层同意，允许民主透明和法治政府与现代税收制度相结合（并不是确定的事），那么中国显然足够强大来实施我此前讨论的累进所得税和资本税。在某些方面，中国比欧洲更有能力迎接这些挑战，因为欧洲必须应付政治分裂和税收竞争的特殊紧张局面，这种局面可能会在未来某个时间到来。[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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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如果欧洲国家不能一起协调和有效地管理资本，单个国家很可能采取自己的控制和国家偏好。（实际上，这已经开始了，有时伴随着对国家捍卫者和国内股东的不合理推广，这常常基于虚幻的前提，即他们比国外股东更容易控制。）在这方面，中国拥有明显的优势，将很难被击败。资本税是资本控制的自由形式，能更好地发挥欧洲的相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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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租金的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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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提到管理全球资本主义及其造成的不平等时，自然资源的地理分布（特别是“石油租金”）构成了一个特殊问题。国际财富不平等——以及国家命运——由边界的划定所决定，而很多情况下这是相当随意的。如果世界是一个单独的全球民主共同体，理想资本税将会以公平的方式重新分配石油租金。国家法律有时通过宣布自然资源是公共财产来这样做。这种法律当然因国而异。希望民主协商能够指出正确的方向。例如，如果明天有人在自家后院发现了比全国财富加起来都多的财富，可能会找出一种方法来修正法律以便以一种合理的方式（希望可以）分享这笔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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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世界不是单独的民主共同体，所以自然资源的再分配常常以非常不和平的方式解决。1990~1991年，就在苏联解体之后，另一个重大事件发生了。伊拉克，一个有3 500万人口的国家，决定入侵其小邻居科威特，仅有100万人口但拥有的石油储备却几乎和伊拉克相同。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区域事件，但它也是后殖民时期大笔一挥的结果：西方石油公司及其政府发现某些情况下和人口少的国家做生意要容易一些（尽管在长期这样的选择是否明智可能存疑）。无论如何，西方强权及其同盟立刻派遣大约90万军队去恢复科威特作为其油田的唯一合法所有者（如果需要证明的话，这证明了当政府选择这样做的时候，它可以动员可观的资源来实施其决定）。这一事件发生在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2003年在伊拉克又爆发了第二次海湾战争，西方强权同盟多少显得松散。这些事件的后果在今天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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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正义和效用，设计最优石油资本税安排，使其在一个全球政治共同体（或甚至在中东的政治共同体）中完美发挥作用并不由我来完成。我只是看到，这个地区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如果不是因为外国军队的保护，这种不平等肯定在很久以前就不复存在了。2012年，埃及教育部给所有小学、中学、中专和大学的全部预算不到50亿美元，这个国家有8 500万人口。[45]往东几百公里的沙特阿拉伯及其2 000万国民享有3 00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而卡塔尔和30万卡塔尔人每年进账超过1 000亿美元。与此同时，国际社会想知道是否应该给埃及发放几十亿美元的贷款，或等这个国家如其所承诺的增加汽水和香烟税。当然，国际规范应该是阻止利用军事力量进行财富再分配，只要其可能这样做就应立即阻止（尤其当侵略者的意图是购买更多武器，而不是建造学校，就像1991年伊拉克的入侵）。但是这种规范应该时刻牢记它的职责，寻求其他途径来实现石油租金更公正的分配，无论是制裁、税收或对外援助的方式，以便给没有石油的国家发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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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移民实现的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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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看上去更和平的再分配和管理全球财富不平等的方法是移民。既然转移资本会造成很多困难，有时不如简单地允许劳动转移到工资更高的地方。当然，这是美国对全球再分配的伟大贡献：美国的人口从独立战争时的区区300万增长到今天的3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持续的移民潮。这也是为何美国变成新的旧欧洲还有很长路要走的原因，正如我在第十四章推测的。移民是将美国合为一体的黏合剂，是阻止资本积累获得其在欧洲的那种重要性的稳定力量，也是使得美国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在社会和政治上可以被忍受的有效屏障。对于美国收入分配底层50%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而言，由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这些不平等是次要的，他们出生在并不富裕的国家，看到自己处在一个上升通道中。再请注意，凭借移民的再分配机制，使得出生在穷国的人能够通过迁移到富国而大大改善其处境，这近来对欧洲也和对美国一样重要。在这方面，旧世界和新大陆的区别可能没有过去那么明显。[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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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凭借移民的再分配可能是可取的，但只能解决部分不平等问题。即便经由移民的途径，甚或仰仗穷国在生产率方面赶超富国，使得国家间的人均产出和收入得以平衡，但不平等问题——尤其是全球财富集中的动态——仍然存在。借助移民的再分配虽然延缓了问题，但并未省却对新型管理的需要：拥有累进所得税和资本税的社会国家。此外，人们可能会期望，移民将会更容易被富裕社会中相对弱势的成员所接受，如果这项制度可以恰当地保证全球化的经济利益被每个人分享。如果你拥有自由贸易与资本和人力的自由流动，但是却摧毁了社会国家和所有形式的累进税，那么，防御性民族主义和身份认同的诱惑将很可能渐渐变得比英国和美国以前都更加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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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请注意，欠发达国家将是更加公平和透明的国际税收体系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在非洲，资本流出经常大幅超过国外援助的流入。几个富国发起诉讼程序，反对带着不正当获益逃离自己国家的前非洲领导人，这无疑是好事。但是，建立国际财政协作和数据分享，将使非洲和其他地方的国家能够以更加系统且井然有序的方式去根除这种掠夺，尤其当各种国籍的外国公司和股东至少和肆无忌惮的非洲精英同样有罪时。再一次，金融透明度和全球累进资本税成为正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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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文均可译为财产税。——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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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额外收入可以用来削减其他现存税收或者提供附加服务（比如国外援助或债务减记，后面将更多涉及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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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个大陆都有特殊的金融机构担当中央仓库（托管银行或结算所），其目的是记录各类资产的所有权。不过，这些私人机构的功能是为正在发行有价证券的公司提供服务，并不记录特定个体的所有资产。关于这些机构，见Gabriel Zucman,“the Missing Wealth of Nations: are Europe and the U.S. Net Debtors or Net Creditor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8,no. 3 (2013)：132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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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例如，罗马帝国的崩溃结束了帝国的土地税，因而土地所有权和地籍登记也随之而去。peter temin认为这促成了中世纪早期的经济混乱。见peter temin,The Roman Market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1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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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由于这一原因，建立一个低税率的公司净资本税和较高税率的私人财富税是有益的。这样政府就能被强迫去设定会计标注，这一任务目前留给了私人会计师协会。关于这一题目，见Nicolas Véron,Matthieu autrer,and alfredGalichon,L’information financière en crise: Comptabilité et capitalisme (paris: Odile Jacob,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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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具体地，当局进行所谓“享乐”（hedonic）回归，来计算作为财产不同特征之函数的市场价格。交易数据在所有发达国家均可获得（被用来计算不动产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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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这种诱惑是所有基于纳税人自我报告的体系的一个问题，比如法国的财富税体系，经常会有异常大量的财富报告只是稍稍在税收阈值之下。有一个明显的轻微低估其不动产价值的趋势，通常低估10%到20%。一个由政府下发的预先计算的申明，将提供一个基于公共数据和明确方法的客观数字，从而将杜绝这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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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奇怪的是，在某部长逃避财富税的谎言被揭穿之后，为了正式恢复信心的目的，2013年法国政府再次求助于这个陈旧的方法以获取有关自己部长的资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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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例如，海峡群岛、列支敦士登和摩纳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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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这种损失的程度很难估计，不过像卢森堡和瑞士这样的国家，其损失可能占国民收入的10%~20%之多，这将会对生活水平造成实质影响。（像伦敦一样的金融飞地也一样。）在更边缘的避税天堂和超小国家，损失可能高达国民收入的50%以上，在仅作为虚构公司定居所的区域甚至可以高达8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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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社保缴费是一种所得税（在一些国家包括在所得税中，详见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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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特别见表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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