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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人的未来（珍藏版） [:170462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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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人的未来（珍藏版） 第8章 1776年的保守主义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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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启蒙运动开创了19世纪自由先河的看法，是一种流行的谬误。与之同样流行也同样为谬误的一种看法是，认为美国革命的道德标准基础与法国革命相同，认为美国革命实际上是法国革命的先驱。美国和欧洲的所有历史书上都是这么说的，而且参与过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一些要员中也不乏持此见解者。然而，这种看法显然是对事实的全盘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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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革命的道德标准基础，与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截然相反。在意图和效果上，它是一次成功的对抗，目的是反对为法国革命提供政治基础的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专制政治。尽管法国革命在发生的时间上要更晚一些，但是在政治上和哲学上美国革命都走在了前面。1776年和1787年的美国保守派与法国革命思想相对抗并取得了胜利，故美国革命实际上代表的是比三级会议，比恐怖时期和拿破仑时代，都要进步的一个历史阶段。美国革命远不只是一次反抗封建旧专制的起义，更是保守派以自由的名义发起的反对理性主义自由主义新专制和启蒙运动专制政治的一场保守主义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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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极权主义和法国革命的革命极权主义只能摧毁“旧制度”。它们充其量只能在其原有的在绝望中瓦解的前重商主义社会，安排一个功能完备但专制的重商主义社会以取而代之。但即便是这一点也十分令人怀疑，因为用罗伯斯庇尔的“永久革命”和拿破仑的“永久战争”作为一个功能性社会的基础，很难说就比希特勒的信条更为成功。然而，美国革命的确成功地构建了一个不仅功能完备，而且自由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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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受到保守派的美国反革命力量打击之后，法国革命的道德标准──1789年的思想，仍继续倾向于专制。这些道德标准为后来所有的极权主义哲学提供了思想模式和心理模式。从19世纪一直到今天，西方世界的自由观念都是以1776年美国保守主义反革命的观念、道德标准和制度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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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革命的性质和影响，这种普遍的谬论曾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传统分割式的历史创作手法，它在美洲历史和欧洲历史之间横加了一堵几乎滴水不漏的隔墙。结果，美国革命就被处理为美国本国或者主要是对美国本国有重要影响的事件，其动机、论点和影响，均被局限于美洲大陆之内。1776年的革命以及1787年的宪法在西方世界总体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几乎从未得到过很好的关注。这不仅是对欧洲历史的歪曲，也是对美国历史的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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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美国革命不仅是一个美国本土的事件，同样也是一个欧洲的事件。甚至可以说，它作为一个欧洲事件，比作为美国本土的一次革命还更为重要──如果历史事件的重要性是由其带来的新生事物和意外因素的范围来测定的话。按照历史发展的正常规律，13个殖民地迟早会独立并组建为一个国家。英国的一些杰出人士，尤其是伯克，完全意识到，这些殖民地已经成长壮大而不再依附于英国。美国革命只是美国独立这个可预见且已预见到的事件所发生的一个具体时点。尽管革命发生的具体形式正如每一次历史事件一样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但革命却是自然的、符合逻辑的发展。即便英国殖民政策的冲突没有最终激发美国革命，总会有其他事件来充当这个导火线──最迟，你可能会想到，待铁路建成，美国也就实质上独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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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只要一给予这些殖民地军事自治权，让殖民地本地人指挥和领导军队，那么全面自治就在预料之中。法英七年战争最终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引发美国的独立战争。这场战争在美国历史上具有与独立宣言一样的重要性，对此应该有一个充分的认识。英法战争中担任独立指挥的民兵军官乔治·华盛顿，后来成为美国军事总司令，这都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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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作为一个欧洲事件，那么美国革命则是无法预见而且也未曾预见到的。美国革命首先发端于英国，然后波及到欧洲其他地方──它逆转了一个似乎是不可避免、自然而然且不可改变的趋势。它挫败了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及其信徒，即那些看似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且距离最终彻底胜利仅一步之遥的开明暴君。美国革命为反中央集权、反极权主义的保守主义者带来了胜利的果实和政治权力，而这些反对极权主义和中央集权政府，质疑自命完美的统治者的保守主义者，在欧洲几乎是一败涂地，并似乎很快要退出历史舞台。美国革命将自治普通法从完美法典的掩盖之下拯救出来，重建了独立法庭。更为重要的是，它再次主张人的不完美性信仰应作为自由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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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没有美国对开明专制主义的反抗，那么19世纪的欧洲很难说会有任何自由可言。假如美国革命在理性主义者和中央集权的英皇军队面前以失败告终，那么结局亦当如此。这样的话，英国对法国革命也就很难有什么有效的抵抗，也就很可能难于做到举国上下众志成城与咄咄逼人的拿破仑极权主义一分高下。更为重要的是，对于19世纪的欧洲，著名的英国宪法也就很难幸免于难，很难成为自由的象征，成为成功抵抗绝对极权暴政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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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广人稀且地处边陲的美洲殖民地取得独立一事本身，对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前叶的西方世界来说，并没有显示出什么卓绝的重要性。但是，就其对欧洲的影响而言──就其打败了以乔治三世为代表的启蒙运动而言，就其对于非启蒙主义的自由保守主义人物伯克在英国出现，反对一切外在比例、概率或可预见性的基础而言──美国革命乃是19世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事件。它是19世纪自由的重商主义社会的发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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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澄清一个误解：这里并不是说伯克的观点或思想源于阅读《联邦党人》的文章或聆听富兰克林博士的讲话──就像杰弗逊、麦迪逊或汉密尔顿的观念也不是来自于伯克或布莱克斯通一样。他们很可能是各自独立思考，尽管他们的思想有着共同的渊源。而这些美国革命的政治思想家们是否知道伯克的演讲或者伯克是否知道他们的文章，这些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美国革命的成功挫败了英国国王，并进而挫败了整个启蒙运动。没有这一成功，伯克和那场保守主义反革命就不可能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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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的观点以及开国元勋们的那些观点，都是旧观点，是一切英国和欧洲传统的共通之处。欧洲大陆的许多政治活动家和作家都持此观点。但是，美国革命将这些思想付诸于政治运动。美国革命找到了实现这些思想的制度基础。它把形而上学的思考转变成了具体的、负责任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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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欧洲，忘记了自己的自由得归功于美国反革命的道德准则，忘记了自由与道德准则之间有什么关系。其政治讨论变得越来越局限于偶然事件和细枝末节。直到上次战争──甚至在上次战争结束之后，越来越多的倾向认为自由和自由社会等同于技术的精益求精。假如有人仅仅通过阅读政治文章来推断从1776年到1930年西方社会的发展，他必然会得出结论说，自由和社会遭遇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浩劫──突然跌入了亚里士多德以前的野蛮状态。在政治思想史上，伯克、卢梭、杰弗逊、汉密尔顿、麦迪逊、赫尔德等一代政治大家博大精深的智慧和学识，陡然降为具有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特征的政治思想家和作家的平庸、浅薄和无知。这一变化来得如此彻底、突然且令人瞠目，几乎是史无前例。从麦迪逊到格兰特将军、马克·汉纳、威廉·杰宁斯·布赖恩，从伯克到格莱斯通或者约瑟夫·张伯伦，从赫尔德到特赖奇克或者1890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之间的差距之大难以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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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水平的后退，也许反过来更好地印证了开国元勋们的功业。因为对于这种后退，可以这样来解释，1776年的那一代人已经盖好了一座宏伟的理论大厦，以至于其信徒们得以坐享其成，舍本求末，而将精力仅仅放在这座理论大厦的内部装饰上面。而今天，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最初的这些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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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保守派的革命击败法国革命乃是19世纪欧洲全部自由的基础，这并不是什么新的论断。就欧洲而言，保守派的革命发生在英国，这也不是什么新的发现。英国找到了这条“出路”，这本是1850年以前欧洲政治思想界的陈词滥调，就像后来把19世纪的全部自由追溯到法国革命一样毫不稀奇。但是，英国究竟如何击败法国革命呢？是什么使它能够顶得住法国革命的巨大影响，同时又在不发生国内战争和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发展成为一个自由的重商主义社会，是什么使得它没有发展成为法国革命式的或拿破仑式的专制主义？对于这些问题，传统上的解释都是将其归因于英国人的种族特点、英吉利海峡或者英国宪法。但是，这三者都差强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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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传统的解释中，最容易排除的是种族特点论的解释。将历史发展归因于国民的种族特点或者民族性格，就等同于承认自己无法给出解释。种族和民族性格这种东西确实存在，但是它无法用来解释这个问题，原因就在于它是无法定义的，而且我们也不能认为它就是一成不变的。到底是内维尔·张伯伦还是温斯顿·丘吉尔更能代表英国人的国民性，这不仅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与1688年的和解所体现的智慧和稳健相比，克伦威尔的极权主义专制政治是否更多或更少地体现了英国人的性格？到底是亨利八世的迷信神祗，还是托马斯·莫尔的理智虔敬，更能代表英国人的性格？所有这些人物和事件都是非常英式的，它们所表现的特征、情感和态度今天依然与以往一样活跃。如果说英国人擅长背水一战乃是其民族性格，此话也许一点不假，且无论如何都非常有意义。但是，如果说议会制或自由贸易与英国的国民性格，或任何别国的国民性格是内在一致的，那就令人费解了。还有，如果说英国人“骨子里”都反对革命，是因为他们“骨子里”都是安分守法者，因为他们“骨子里”都相信渐进变革，这种说法公然违背了客观历史事实。在法国革命之前，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不曾有过像英国一样血腥、革命和激进的历史。 而那种说30英里宽的海峡令英国幸免于革命的机械论解释，倒更有一些道理。英吉利海峡无疑阻碍了法国军队对英国的进犯，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条件。如果没有这一条件，英国就难以取得现在的成功。英吉利海峡之于英国，确实是其革命成功的一个条件──就像自凯撒以来，英吉利海峡一直是维系英国政治地位的一个条件一样。但是，英吉利海峡的存在本身并不能创造出一个自由的重商主义社会的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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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一部英国宪法也只是革命取得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确实，19世纪所规定的各项自由权力，在1688年王位继承法的基础之上，经过洛克梳理并成文，形成辉格党的宪法原则，再通过普通法和大法官柯克，最终形成了《大宪章》。但是，宪法的这些原则并不专属于英国，而是整个欧洲的共同财富，是13世纪到17世纪之间宪制发展的结果。在每一个主要欧洲国家，其宪制史上都有与《大宪章》对等的内容。1688年之前，英国议会与法国的三级会议、西班牙的议会、德国的国会和立法议会，都没有什么大不相同之处。普通法、独立法庭、城市议会特权和英国自由权力的其他各项传统，在大陆法上都有着对等的内容。在1550年或1600年，低地国家、勃艮第以及德意志西南部，在政治自由和宪制政府的道路上实际比同时代的英国都铎王朝走得更远，而当时都铎王朝颠覆英国宪法的企图险些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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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英国的历史有何独具的特点，那么我们就一定得从1688年以后开始说起。因为一直到斯图亚特王朝，英国的发展都是与大陆的发展并行的。虽然英国避开了30年战争(这场战争摧毁了大陆上旧有的自由宪法)，但是克伦威尔、英联邦以及王政复辟，都未有任何新的发展方向，而最终似乎还是朝着大陆的黎塞留、马萨林或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大选帝侯统治下所选择的方向发展。然而，1688年的王位继承法不仅是与大陆发展方向的彻底决裂，而且是英国宪法在非绝对主义原则基础上的一次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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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几乎无人意识到的是，之后的80年间，这一宪法差不多就没保留什么内容了，而英国也似乎要变为像其他那些欧洲国家一样的开明专制政体了。在美国革命的前夜，议会作为一个政体机构几乎停止发挥作用。皇家任命的议员已拥有了下议院的固定多数席位。国王及其大臣们几乎与法国国王一样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行政管理权都已集中在国王的内阁手中──内阁由国王任命且只向国王本人负责。政治几乎成为勾心斗角的同义词。普通法依然存在，但是在法国和德国，它一样也存在。而且，同样的力量在起着同样的作用。在大陆，这支势力差不多要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导致理性主义的一统天下。1776年英国政坛上的璀璨之星不是伯克，不是彼特，不是布莱克斯通，甚至也不是亚当·斯密，而是一切自由主义极权主义者中最危险的人物杰里米·边沁，正是他千方百计搜肠刮肚地设计种种为改善世界而奴役世界的方案。绝非偶然的是，边沁曾用一套模范监狱的方案来阐释他的社会理论：在一个模范监狱中，一个人可以随时观察到1000名囚徒的最细微的动作，并能控制他们最细微的行为。真正“进步”和“科学”的正是边沁，而不是那些固守1688年各项原则，满脑子过时的折衷和分权观念的虔诚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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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么说听起来像是夸大其词，那么就让我们看看英国反对绝对主义的力量是多么软弱吧。我们知道，美洲殖民者在萨拉托加和约克顿挫败了启蒙运动(以乔治三世为代表的启蒙运动)，此后十年中英国的“老辉格党”已寥寥无几。在法国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伯克在亲雅各宾派和试图掌握皇权极权的皇室派之间完全是孤立无援的。此前的十年，保守派的力量甚至还要更为弱小，他们既反对王室专制，又反对蛊惑人心的政客专制。此时的伯克，正当年少，还是一名默默无闻的政治学家；年事已高的皮特既无权又失势；而布莱克斯通则是一名普通法的教师。此外，就只有极端保守分子和自由派极权主义者──二者都同样地反对英国宪法和英国自由。如果没有美国革命，伯克很难获得比德国赫尔德和莫哲更高的成就。赫尔德和莫哲尽管与伯克同处一个时代，具有相同的思想，却未能为德国找到一个保守的、自由的社会。甚至，伯克还很可能会像费奈隆一样落魄失意；费奈隆在50年前曾以旧基督教的自由为名，设法阻止法国的王室专政。